汪荣祖：史景迁论（二）

《康熙自画像》：未能挖掘出新内容

史景迁写康熙，从《曹寅与康熙：宠臣及其主子》开始。他利用新出土有关曹雪芹家世的史料，描写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之间密切的君臣关系；虽以曹寅为主，也可略窥康熙的统治策略以及清初情状。

史景迁的名著《康熙自画像》(EmperorofChina：Self－PortraitofK＇angHsi)用第一人称书写。这种小说家写法与史家所写传记很不相同，但他一样用了大量的史料。他想要呈现的不是坐在龙椅上一本正经的康熙，而是要写出康熙的内心世界，呈现这位中国皇帝在大臣、孩子、后妃、兄弟、仆从之间的生活面貌，既轻松又沉重，既欢乐又挫折，既渴望又忧心，可以从中感受到康熙的复杂心境。他写康熙精通骑术、喜欢狩猎射箭，既是一种锻炼，也在保持满州尚武精神。康熙能策马深入满洲故土，表现雄主的开朗胸怀。他长年征讨葛尔丹，也视作一场围猎，仿佛逼近猎物一般。他写康熙的晚年心境：勤政一生之余，感叹臣子可告老还乡，而帝王却没有退隐的余地，更得为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苦恼万分。

康熙年纪轻轻就平定三藩之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史景迁的笔下，康熙居然自认“战争由其失算而起”，更没有料到他接受吴三桂之乞退会逼其造反，“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如此代言，殊非史家传神之言，而是小说家的想当然耳。他又以康熙的口吻向施琅说：“朝廷上人人说你到台湾后会叛变，然而我认为非你不足以平台，我可保证你不会叛变。类此向壁虚构的话，既不符中国政治文化，也不合史实，力荐施琅平台，并保证不会叛变的是理学家李光地也。

史景迁以小说家的手法写康熙自传，揣摩人心，剖析复杂的性格，勾勒出别开生面的康熙自画像，自有其文学性的效果。但他毕竟仍然是学院中人，需要遵守史家求真的原则，以史料为写作基础，但全书并没有挖掘出什么新的内容，也未能刻划康熙背后的清初社会与文化。因而引人入胜的不过是康熙个人生活的写照，而缺乏历史纵深。史景迁虽然精于叙事，但鲜能作有深度的历史分析。

史景迁笔下的康熙得到西洋读者的青睐，并不一定说明他“转译”康熙成功，而是成功地将中国皇帝“转化”为西洋人阅读的口味，亦不免有西方人的成见。康熙尽管英明一世，但在洋人的眼里，终究显得保守，以致给后来留下一个政治的烂摊子。史景迁批评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继位的纠葛有点进退失据；二是康熙虽喜爱西学，任用耶稣会士，并允传教，但对西方并不信任，因而有礼仪之争以及导致雍正的禁教；三是康熙以轻徭薄赋自豪，以此彰显盛世，但其永不加赋的政策按耕地面积缴固定税金，与人口无关，于是人口虽增，亦不加赋，为康熙的继承者造成财政困难。因此，以史景迁之见，康熙毕竟是保守的，不是没有意识到西洋文化的冲击，但由于墨守陈规，缺乏创新，未能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帝王。他还作了事后聪明的预言：康熙帝国已为19世纪中国的窘迫，留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