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史景迁论

史景迁(JonathanSpence)已近古稀之年，他原是英国人，早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就读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如今。

史景迁英文写得好，他以生花妙笔写中国故事，使人读来轻松愉悦，以致于心思随其笔锋起伏，吸引了广大的西方读者。他写人物传记为多，能从大量的零星素材中，借助文字意蕴的追求，捕捉到传主的心声与情感。他喜追究人物的自身存在价值以及社会投射在个别生命中的痕迹。史景迁笔下的人物，纷繁多姿，有雄视天下的皇帝康熙、雍正，也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有大起大落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有才华洋溢的作家鲁迅、丁玲等人，既有清廷臣仆曹寅，也有叛逆分子曾静，有上帝使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还有名不见经传的胡若望、王氏妇人。在《大汗之国》一书中，更涵盖自马可•波罗以来48位西方人物，包括外交官、传教士、作家和冒险家。他又从汤若望、赫德、戈登、华尔，写到鲍罗廷、陈纳德、魏德曼，几乎包揽了近现代想要“改变中国”的洋人。

史景迁笔下的人物写得生动，主要是能活用文学的叙事技巧与丰富的历史想象力，使“腐朽”的史料化作有趣而“神奇”的人事。于此已可看出，史景迁的书写方法不同于史学界主流。主流派仍然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史学的科学性、真实性与客观性。依主流派史家之见，史景迁是在写小说，并不足取。然而，主流派把历史写得像枯燥的社会科学报告，适授人以柄；正好又逢后现代风潮之起，其极端者断言历史就是小说。史景迁并不喜欢后学理论，他的书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无艰涩的名词，但他生动的叙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学界随后学而起“叙事再生”(RevivalofNarrative)的呼声，使他成为史学叙事再生后的一支生力军。

史景迁写作策略的成功，得力于整个时代潮流的翻新，使他敏锐的历史想象力与文学叙事技巧，得以大大地发挥。他所用的史料虽不特殊，然数量颇为可观，但他的汉文阅读能力仍有改进的空间。萧公权曾写过《康熙自画像》的书评，指出史氏对若干文献的误读，然谦称是“挑小碴”，但史竟不躬自反，反而以“吹毛求疵”(nitpicking)为忤。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他仰慕吉本，但尚无一部可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的长篇巨制。

《康熙自画像》：未能挖掘出新内容

史景迁写康熙，从《曹寅与康熙：宠臣及其主子》开始。他利用新出土有关曹雪芹家世的史料，描写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之间密切的君臣关系；虽以曹寅为主，也可略窥康熙的统治策略以及清初情状。

史景迁的名著《康熙自画像》(EmperorofChina：Self－PortraitofK＇angHsi)用第一人称书写。这种小说家写法与史家所写传记很不相同，但他一样用了大量的史料。他想要呈现的不是坐在龙椅上一本正经的康熙，而是要写出康熙的内心世界，呈现这位中国皇帝在大臣、孩子、后妃、兄弟、仆从之间的生活面貌，既轻松又沉重，既欢乐又挫折，既渴望又忧心，可以从中感受到康熙的复杂心境。他写康熙精通骑术、喜欢狩猎射箭，既是一种锻炼，也在保持满州尚武精神。康熙能策马深入满洲故土，表现雄主的开朗胸怀。他长年征讨葛尔丹，也视作一场围猎，仿佛逼近猎物一般。他写康熙的晚年心境：勤政一生之余，感叹臣子可告老还乡，而帝王却没有退隐的余地，更得为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苦恼万分。

康熙年纪轻轻就平定三藩之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史景迁的笔下，康熙居然自认“战争由其失算而起”，更没有料到他接受吴三桂之乞退会逼其造反，“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如此代言，殊非史家传神之言，而是小说家的想当然耳。他又以康熙的口吻向施琅说：“朝廷上人人说你到台湾后会叛变，然而我认为非你不足以平台，我可保证你不会叛变。类此向壁虚构的话，既不符中国政治文化，也不合史实，力荐施琅平台，并保证不会叛变的是理学家李光地也。

史景迁以小说家的手法写康熙自传，揣摩人心，剖析复杂的性格，勾勒出别开生面的康熙自画像，自有其文学性的效果。但他毕竟仍然是学院中人，需要遵守史家求真的原则，以史料为写作基础，但全书并没有挖掘出什么新的内容，也未能刻划康熙背后的清初社会与文化。因而引人入胜的不过是康熙个人生活的写照，而缺乏历史纵深。史景迁虽然精于叙事，但鲜能作有深度的历史分析。

史景迁笔下的康熙得到西洋读者的青睐，并不一定说明他“转译”康熙成功，而是成功地将中国皇帝“转化”为西洋人阅读的口味，亦不免有西方人的成见。康熙尽管英明一世，但在洋人的眼里，终究显得保守，以致给后来留下一个政治的烂摊子。史景迁批评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继位的纠葛有点进退失据；二是康熙虽喜爱西学，任用耶稣会士，并允传教，但对西方并不信任，因而有礼仪之争以及导致雍正的禁教；三是康熙以轻徭薄赋自豪，以此彰显盛世，但其永不加赋的政策按耕地面积缴固定税金，与人口无关，于是人口虽增，亦不加赋，为康熙的继承者造成财政困难。因此，以史景迁之见，康熙毕竟是保守的，不是没有意识到西洋文化的冲击，但由于墨守陈规，缺乏创新，未能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帝王。他还作了事后聪明的预言：康熙帝国已为19世纪中国的窘迫，留下伏笔。

《胡若望的疑问》：写历史，还是写小说？

史景迁于1988年，又出版了一本很有趣味的小书，书名是《胡若望的疑问》(TheQuestionofHu)。胡若望(JohnHu)是18世纪中国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广州的圣心会教堂里当门房，于1622年被携带大批中国古籍回国的耶稣会教士FatherJean－FrancoisFoucquet带到法国作为助手。但胡在途中以及到达之后，未按契约做抄写与翻译工作，反而伸手要钱，又偷别人的马骑，把光鲜的衣服送给乞丐，坚持要到乡间去当行脚僧。他喜欢巴黎，但讨厌妇女在教堂里做礼拜或在大街上行走，更敲锣打鼓用汉字宣扬男女有别，在圣保罗大教堂门前用汉语来传教等等。Foucquet强制阻挡这些“恶行”，并认定胡若望犯了疯癫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胡若望去法国之前以及回国之后，都没有疯癫的迹象。他语言不通，在陌生的环境里，完全被孤立，更不必说在精神病院里居住长达两年半之久(他在法国一共只有3年多)，其所受文化震撼之强烈，可想而知。按心理分析理论而言，在这种环境里，他的“不正常形迹”也许是他没有完全崩溃的“保护措施”。《文明与疯癫》(CivilizationandMadness)一书的作者福柯(M.Foucault)曾说过，疯癫是文化诊断，而非医药诊断。然而史景迁并不能确定胡若望是否真的发了疯，所以称之为“疑问”，胡与英文who谐音，一方面固然指“胡的问题”，另一方面似乎在问到底是“谁的问题”，可见其题目颇含巧思。不过，麻省理工著名史家马思利莮(BruceMazlish)却对这本书提出了不少疑问。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史景迁到底是在写历史还是在写小说？史景迁在序言中虽然承认主要还是无可奈何地依赖Foucquet的一面之词，但又言不厌其烦地搜寻史料之经过。不过，就算引用了大量史料，包括巴黎、伦敦、教廷等地档案，以及中国文献，不一定就是历史书写。

无论写历史或是写小说，都讲究叙事，两者之间的界线由于“后学”的冲击，似乎日渐模糊，但钱锺书所谓“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可以视为历史与小说之间不可逾越的基线。写历史小说者也未尝不博览史料，认真对待历史，遥体人情世故，揣之摩之，才能写得非常逼真，若书写欧洲中古传奇著名的司谷脱(SirWalterScott)，也深具历史感，但像《三国演义》一样，毕竟是小说家说故事，虽然真人，未必实事。至于历史书写，除了叙事外，尚须提议题、作分析，以便重建往事，发现其意义；如果史家不提议题，根本谈不上历史知识，不作分析，则看不见表象内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所以马思利莮的分析，胡若望很可能仅仅是一个坏脾气，不合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令人讨厌的边缘人而已。马氏也遗憾史景迁未能从他所知的中国文化来论断胡若望之狂，也无意从文化与时代的角度来探讨书中其他的人物。所以这本书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不是一篇上乘的历史叙事。

史景迁的书在英语世界畅销后，中文译本亦如雨后春笋，虽然译文味同嚼蜡，几乎每一本都有中译本，《近代中国之追寻》原来是给美国大学生写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并无译成中文之必要。史景迁在这本教科书里，误将“西洋楼”当作圆明园，所以说这座御园是传教士兴建的。《天安门》一书写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中文读者而言，既乏新材料，又少新意，而且漏了一条大鱼——章太炎，故就学术价值而言，也不值得译成中文。不过，当一个外国作者红得发紫的时候，我们似乎有义务翻译他每一本书，因为有市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