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语言学转变之后的中国新史学

一、历史就是叙事

历史就是叙事，是某人将某事表述给某人。某人是某事的观察者或参与者，某事指特定时空里发生的事情，表述（representation）是再现某事行 为，而听/看某事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建构的故事是再表述(re-representation)。历史就是如此被不断演义下来的。

曾经听说过一则故事。

话说一艘在海上游弋的豪华游艇将要沉没时，为了延缓下沉时间而等待救援，船长需要说服一些乘客舍身跳入海中。对于不同国籍的乘客，船长分别使用了如下说辞。

“跳吧，你将成为英雄”！——对美国乘客。

“跳吧，你是真正的绅士”！——对英国乘客。

“跳下去，这是船上的规矩”！——对德国乘客。

“跳下去，女人会喜欢你的”！——对意大利乘客。

“别人能跳，你不能”！——对法国乘客。

“大家一起跳吧”！——对日本乘客。

这则故事首先把人按照国籍区分为不同类型，其次规定了不同类型的人所拥有的特质，在这种特质的作用下，不同类型的人必然会做出符合该特质的行为。这是本质 主义（essentialism）的论点。本质主义者相信，基于认同法则的“同一性规律”，事物的背后存在着绝对真理，美国人崇尚英雄、英国人羡慕绅士、 德国人重视纪律、意大利人咏唱爱情、法国人热爱自由，以及日本人依赖集团，这些都是由不同的特质所制约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反本质主义 （anti-essentialism）的立场看，在真理、意义以及自我认同等背后并不存在如如不动的本质性的东西，上述认识的方法未必有效，不必说一个 人的行为不能代表一个群体，即使一个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也不可能反映每个成员的心声。

这个例子表明，对于同一则叙事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在经历“语言学的转变”（linguistic turn）后，非本质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批评把范畴自然化、本质化、统一化以及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关注文本内部的紧张，力图消解语言等级化的倾向。实践这一主张的历史叙事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历史叙事。

长期以来，在中国和东亚研究中，杜赞奇（P.Duara）是实践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的代表性人物。在收入本卷的<本真的王国：超时间、性别以及现代中国的国族叙述> 一文中，他首先讨论了线性的历史叙述的特征。他认为近代历史叙述存在着一个自我分裂的难题：一方面试图掌握进化的、进步的未来，另一方面则固守过去的不变 的本质；在线性的历史时间中一切都是变化的，但其中有着一个不变的内核。这种分裂是线性历史叙事（尤以民族历史叙事为代表）中特有的一个结构性问题。许多 论者在民族国家的时间当中观察到了这种分裂，但很少有人把它视为植根于线性时间现象学中的一个问题，因而他们的理解都失之片面。进而作者指出，中国的民族 主义者和文化本质主义者倾向于把女性描述为拥有自我牺牲和忠贞等永恒的文化美德，并把她们提升为民族的榜样，而实际上中国的女性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这一角 色的阐释具有极大的颠覆性效果；她们在自我型塑以维持本真性秩序（regime of authenticity）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本真性所规定的代码。

吴重庆的论文<“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讨论的问题和研究 方法乍看起来与杜赞奇的论文颇为不同，其实涉及的主题却惊人的相似：即历史的非线性和非本质特征。吴文考察了闽东南莆田沿海地区孙村的案例。他发现，孙村 的青壮年常年在外“打金”（从事金银首饰加工），如候鸟般年关归巢、元宵节后远赴他乡。意味深长的是，乡村主体青壮年的“缺席”带动了鬼、神的“入场” ——随着孙村人口高龄化、女性化的增大，村里人应对日常变故的能力日趋下降，人们偏向于以“往时”作为把握“现时”的参照。在村里人看来，鬼、神分别作为 “过去时”和“超现时”的社区成员，与现时的人一起共时态地参与社区事务。就此作者指出，民间宗教在“后革命时代”的社区架构中具有对传统加以再创造的实 践意义。

从前近代到近代，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时间不断向“前”展开，而人们对于时间的概念却依然如故：“前一年”指过去的一年，“后一年”指未来的一年；“前一日”指过去的一日，“后一日”指未来的一日。原来，时间向前的本义乃如河水倒淌永远指向来路。那么，反过来看历史——从后革命时代到革命时代，从近代到前近代，叙事又该从何处说起？又该怎样讲述呢？

“国破山河在”。这句人皆尽知的名句表达了唐人杜甫的当下感受。据说日本战败后，杜甫的这一名句曾给许多日本人以“向前看”的勇气——虽然国破家败，但山 河美丽依旧。不过，细细琢磨起来，日本人理解的“国破山河在”似乎并非杜甫的本意，亦非一般中国人所理解的意思。原来，“山河”是“国破”的见证，“国破 ”之后，“山河”焉能保全。杨念群的<“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作者通过明清之际诗文书画中的“残山剩水”的意象进入晚明士人的身体和心性中，娓娓道出“残山剩水”所寄予的对明朝覆亡的哀恸。在 明末清初的一些士人眼里，原来引以为傲的江南明山秀水，在满人铁骑的蹂躏下变得面目全非。跟着作者的叙事，读者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如下的结论：“残山剩水” 不仅是一种遗民思绪的表达，其“南宋－晚明”交相渗透的叙述结构更是士人群体在鼎革之际重建对明末历史反思构架的一种尝试。由此，读者仿佛重新又被带回到 了《新史学》第1卷的空间之中。在《新史学》第1卷里，杨念群呼吁中国历史学需要琵琶别抱，重续与文学之旧缘——中国历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原来，杨念 群的“残山剩水”话语里暗藏着叙事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