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语言学转变之后的中国新史学（二）

二、概念史的叙事策略

故事既然存在于方法之中，那么，由方法建构的故事是如何成为知识的呢？在这个信息和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关于“近代知识”（modern knowledge）的来历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何谓“近代知识”？

“近代”（modern）一词的本义为将与当下/现在相勾连的同质的时间从过去切割出来，使之成为与“过去”相区别的“现在”。它的古典用法既见诸儒家传 统中以“三代”批判现时的话语中，也呈现于古罗马帝国末期以“过去”（antiquus）来否定“现在”（modernus）的话语里。这种“美好的过去 ”与“黑暗的现在”的二分法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逆转，而使这种逆转成为无法再逆转的动力则来自17世纪以后的知识革命。近代意义的“知识”一词来源于古希 腊语episteme，意为与人的主观意见相对应的、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学问。伯克（P.Burke）认为：“欧洲近代初期的所谓的知识革命――文艺复 兴、科学革命以及启蒙，都是先存在某种大众的或实用的知识，当其逐渐表显化后（尤其是被印刷后），经由某种学术体制（academic establishments）使之合法化”。

相比之下，一般所谓的中国近代知识是通过对裔出欧美的“近代知识”的移植——翻译而建构起来的。翻译并非机械性的复制，通常译者会在语言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约下对翻译对象进行再创造，这种现象或谓之为“跨语际的实践”，或称之为“翻译主义”。 重要的是，近代知识的移植不会仅仅停留在语言层次上，只有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词语才能成为概念（concept），而概念的社会政治意义一般总是附着于 一定的文本（text）和制度（institution）之上的。因此，反过来说，透过词语如何变成概念，可以看清叙事——文本的建构问题。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n）一语最早见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指基于普遍观念撰述历史的方式。在德语世界里，该词主要被用于 语言学和历史辞典的编纂上。在当代德国学者的努力下，概念史研究业已发展为一个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现在，有人常常将概念史与观念史混为一谈，其 实，二者并非一回事。德国著名学者克泽莱克（R. Koselleck）认为，观念史将观念视为“常数”，虽然一个观念可以被表达为不同的历史形象，但是，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而概念史虽然最初只是 文献批评的方法，但它注意到词语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动态关系。 另一方面，克泽莱克指出，概念史研究方法在讨论文本时非常关注“词语”。概念来自词语，词语的含义可能是清晰的，而概念则是含混的；当词语凝聚了社会的、 政治的经验和意义时，它就变成了概念。“概念史方法打破了从语词到物，和从物到词语的简单循环，概念和实际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这种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由此构成的概念史研究方法是否可以运用于关于中国近代历史问题的讨论上呢？回答是肯定的。在本卷“概念的空间”栏目里，有四位作者从各自关心的角度讨论了近代概念问题。孙江<死产的概念——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东洋”概念>和黄东兰<“亚洲”的诞生——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亚洲”概念>涉 及东亚/中国近代知识中两个重要的地理的和心性的概念问题。孙江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将东西洋话语的碎片还原于历史语境之中，探讨了东西洋知识的 传统/近代层面及其相互勾连，指出中国传统的东西洋知识固然起始于南北坐标轴，但是东西洋知识的建构有赖于中国与南海（东西洋）地域之间的互动，东西洋知 识乃是在内含了有关南海的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之后所建构的自我/他者知识。同样，浮槎东来的东西坐标轴上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在裹上东西洋的外装后，很长一个 时期都无法摆脱四海知识的制肘，从而呈现出自我/他者纠缠不清的混杂性特质。如果说“东洋”在近代可谓一个死产的地理概念的话，“亚洲”则是一个被创造和 不断被再生产的概念。黄东兰论文首先从语词/翻译语上探究了一个由欧洲传教士催生的“他者”——亚洲的概念被生产的过程，以及这个“他者”如何被接受并进 而变成“自我”概念的过程，指出当“亚洲”成为“自称”之后，该概念内部即出现差异化。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文本中，“亚洲”既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被使 用，同时也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人种的含义。

“教科书塑造了日本人”。同样，教科书也塑造了中国人。在研究近代知识的社会化和普及化问题时，教科书的意义是其他文本所无法比拟的。章清<“自由”的界限——“自由”作为学科术语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呈现”>可 谓一个范本。作者指出：当中国被纳入“普遍历史”架构来叙述后，在西方历史演进的脉络中得到肯定的“自由”价值，也被中国社会所接纳。晚清不同层面的教科 书对“自由”的阐述颇有区别：在政治学架构中，“自由”是作为政治演进的核心观念被肯定的；在历史教科书中，“自由”则作为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遗产而 被肯定；而国文、修身课本对“自由”的阐述，主要是基于社会上“个人”及人与人的关系而展开的，所凸显的是“恕道”、“容忍”。因此，在初级教育的“自由 ”论述中，“权利”与“义务”是两个关键概念。“自由”在中国语境里的表述的复杂性让人想起了另一个概念“民主”——德先生。日本学者川尻文彦<“民主”与democracy——中国•日本之间的概念关联与中国近代思想>一 文比较了中日两国语境下“民主”概念的不同的复杂的含义。在晚清中国，当“民主”从传统的“民之主”脱胎为近代概念时，“民主”被赋予了由古希腊的“直接 民主政治”而来的“多人乱管”色彩。另一方面，自明治日本1874年用汉字“民主”对译democracy始，该概念即难以在近代日本落地生根，而“文明 开化”的鼓吹者之一加藤弘之等启蒙思想家对“民主”更是避忌有加，这与梁启超拒斥“民主”的“开明专制”说一脉相通。民主在晚清获得合法身份乃与废除君主 制的排满革命有关，在此意义上，“民主”常常与带有政治体制含义的“共和”相同。

可见，概念史的叙述策略是研究故事构成——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方法，正因为如此，“元史学”（meta-history）的倡导者怀特（H. White）在积极将德语世界中的概念史研究介绍到英语世界时，认为概念史研究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历史轮廓”（figures of history）、“历史观念”（idea of history）、“历史理论”（theory of history）和“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将概念史上升为一个历史方法论的专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