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四）

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的态度与中国全然不同，华沙一直把布达佩斯看作患难兄弟。对此，中国领导人是了解的。

10月23日中国驻匈使馆报告，波党八中全会在匈牙利引起很大反响，《自由人民报》今天全文刊载了哥穆尔卡的演说，并发表短评说，这几天波兰发生的事情不仅对本国人民，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后的道路都有决定性意义。编辑部还致电《人民论坛报》，赞扬波兰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化，加强祖国的主权，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巩固波、苏友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28日又报告，波兰红十字会的首批药品已抵匈。

波兰不仅是最早向匈牙利提供援助，也是最早向匈牙利新政权发电祝贺的国家之一。10月29日中国使馆报告：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在给卡达尔、纳吉的贺电中称：“在最近几天内你们和我们都同样地为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平等独立，进行了坚定的斗争”，“我们了解匈牙利民族政府的纲领”，“这个纲领是符合匈牙利人民和整个和平阵营的利益的，只有那些想使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才会拒绝这个纲领”。这个看法，与中国的立场显然是有重大区别的。

匈牙利局势急剧恶化以后，郝德青于31日与波兰驻匈大使维尔曼进行了讨论。维尔曼说：波兰领导人正在积极研究匈牙利情况，我个人认为，如果采取积极措施，匈目前的局势还有可能挽救。纳吉、卡达尔还是共产主义者，当然他们的处境很复杂，因为劳动人民党已被粉碎，其他党派对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波兰党代表团曾经和他们交谈过，主要是希望他们采取迅速、坚决的措施，挽救社会主义的成果。匈牙利领导人表示同意，但他们认为首先应恢复正常秩序，恢复生产和交通，同时采取措施保持社会主义基础。此时，波兰还对纳吉政府寄予希望，而中国和苏联已商量好要抛弃这个政府了。因此，中国开始考虑与波兰拉开一定距离。

与刘少奇谈定行动方针后，11月1日赫鲁晓夫飞到布列斯特与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举行了会谈。哥穆尔卡虽然承认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已经抬头”，并同意苏军“不应撤离”，但他反对进行干涉，因为这是匈牙利的“内部事务”。尽管哥穆尔卡没有当面表示坚决反对，但11月2日《人民论坛报》发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告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书》，其中讲到：“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匈牙利捍卫和坚持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成果的问题可由国内力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去解决，而不应是外来干涉”。[78]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则刊登了中国政府关于苏联宣言的声明，其中说到：“我们非常高兴，波兰人民及其领导人已经发现了反动派分子的活动和这种活动的危害性，这些反动派分子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注意到这一点和将最广泛的劳动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同人数不多的反动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区分开来，这是绝对必要的。”中波之间的分歧，由此可以看出。

或许是考虑到与波兰立场的区别，11月2日外交部指示中国驻匈使馆：目前匈牙利局势比较复杂，要多听少讲，不要轻易表态；使馆人员要提高警惕，沉着、谨慎，少外出行动；各兄弟国家使馆对外有共同行动时可以参加，但“不宜和波兰单独行动”。此时，波兰方面似乎还想继续与中国采取一致行动。11月3日晚，波兰驻匈大使再次会见郝德青，告知了他刚结束的与纳吉谈话的内容，并建议中国党最好也能派负责同志前来了解情况，施加影响，提些建议，这可能有助于使匈情况不再恶化，避免其完全倒向西方。大概因为是已经得知国内的态度，驻匈使馆向外交部电告的谈话内容中，根本就没有波兰大使的建议。

11月4日凌晨，苏军开始了军事行动，并很快占领了布达佩斯，以卡达尔为首的新政府随即成立。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提出要苏联撤军，遭到苏联代表索波列夫的否决。美国又提出紧急动议，要求当晚（北京时间次日早晨）举行联合国大会讨论。为此，波兰副外长纳希科夫斯基约见王炳南，说波政府“极愿了解中国政府对匈牙利问题的态度，以供波方参考”。王急电外交部请示如何答复。5日凌晨北京收到电报后，周恩来紧急约见了波兰大使。周说，纳吉政府放弃社会主义和华沙条约，“走上了反革命道路”，现在卡达尔组成了新政府。中国政府的意见是：坚决反对美国提案，支持匈牙利新政府和苏联。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匈牙利就要成为白色恐怖的世界，美国的势力就要打进去”。周恩来还说，“毛泽东同志请我把我们的意见转告波兰党和波兰政府，我们相信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这个问题上会像几天前给我们的信中所表示的一样，采取同我们一样的态度。”基里洛克说：“我个人完全同意总理对这个问题的估计，我相信波兰党中央和波兰政府也会这样看问题的。”中国驻波使馆从苏联大使那里获得的信息称，波兰原以为中国的看法会与他们一致，“结果适得其反”，波党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对策。事后波兰外长拉帕茨基告诉王炳南，“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内部有一定困难”，“联大讨论匈牙利问题时波兰投票反对美国提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根据了中国的意见”。拉帕茨基还说，匈牙利问题不宜拖延，最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解决；卡达尔有意扩大新政府内社会主义的力量，希望通过波大使与纳吉建立联系，波政府已同意并指示驻匈大使完成此任务。波兰方面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有何意见。

看起来，波兰和哥穆尔卡一直想拉近与中国的关系，并得到中国的支持。然而，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波兰党和政府的立场似乎与社会主义阵营渐行渐远。11月5日驻波使馆报告：此前波兰各报大量使用西方报道登载匈牙利的情况，对纳吉政府多有支持，而对苏联的干涉不满。对于中国和苏联关于匈牙利的评论和声明均未予转载。5日的《人民论坛报》仍首先刊载西方报道，其次才引用塔斯社关于工农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摘登了卡达尔等人的公开信，而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只是极简单地转述了几句。11月7日又报告说，波兰学生普遍认为苏联出兵匈牙利是错误的，是干涉别国内政。还有人要求游行示威，经波党劝阻未成。据说波党中央认为，如果游行示威就会陷入孤立，因为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支持卡达尔政府，而且游行一旦流血，可能招来苏联出兵干涉。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国的注意，11月9日新华社总社致电谢文清：最近波兰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值得密切注意，要求记者和使馆合作，“迅速提供内部参考材料和你们的看法”。看来，中国领导人需要对波兰新政府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了。

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认识和评价

11月13日驻波使馆报告：据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使馆的消息，哥穆尔卡上台后，在许多问题上言行不一，如关于农业合作化，口头上说要学中国的做法，实际上正在大量解散合作社：“很多老同志”继续受到排挤，如总工会主席克沃谢维奇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对苏联的态度愈加恶劣，在华沙讲俄文已经不受欢迎。波兰军官接替苏籍军官时表现得极为冷淡，华沙军区还撤换了许多以前在苏联进修的波兰军官。记者谢文清的看法是：“社会上敌视苏联的议论甚为嚣张”，而波党领导人对于这些反苏言行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进行制止；对于匈牙利事件，多数波兰人认为苏军第一次出兵镇压导致矛盾激化，“改变了斗争的性质”，对苏军第二次出兵和卡达尔政府的建立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而波兰官方对此态度暧昧，至今没有明确评论；波兰开始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不久，新华社又报道：最近议会问题成为波兰报刊讨论的中心，主要观点认为，党不是政权，议会是最高政权机关，政府成员不能在议会中占有席位。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对这次报界的讨论是支持的，并曾为此发表社论。”此外，波兰通过的工人自治法成为所谓“民主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农业政策偏右，只强调农业增产，未强调合作化。

1956年底，中国使馆对波兰事件做出了基本的分析和估计：哥穆尔卡过去在思想上、理论上存在着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但错误性质属于党内问题。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新领导，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继续对苏友好并主张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在对外政策上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匈牙利问题上支持纳吉；在对内政策上片面强调民主化，忽视阶级斗争，大批解散合作社。这些与哥穆尔卡过去的错误是一脉相承的。这些信息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波兰党和哥穆尔卡的看法。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中两次提到哥穆尔卡。谈到人民内部的纠纷和党内斗争时，毛举例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谈到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时，毛说：“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把哥穆尔卡看作是共产党内和社会主义内部的右派了。

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哥穆尔卡。讲到学生闹事时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讲到党内错误思潮时说：那些吹捧波匈事件的人“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问题时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在毛泽东眼里，哥穆尔卡与铁托、赫鲁晓夫是一类人，他们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麻烦。

在一个月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到哥穆尔卡。这次讲的是波兰的国内政策：“为什么匈牙利、波兰合作化搞不起来呢？波兰只有6%的人口加入合作社，一阵风吹掉了大部分，哥穆尔卡一篇演说就有一万多个合作社崩溃了，剩下1000多个，吹掉了90%.”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最得意、最关注的就是合作化，而波兰的做法显然引起了他的不满和怀疑。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不仅在中共党内经常表露，对苏共也不隐瞒。1957年10月毛泽东接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谈到波兰问题时说：“波兰的根本问题在于，在经济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农村中合作化程度很差，富农有着较大的势力和影响。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极为严重。不要阶级斗争，不加强党的领导，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忽视专政的作用，都没有遭到彻底的批判。这种情况蕴藏着一种危险，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应提起注意，否则会再出现匈牙利事件。目前的问题在于，波兰同志们不这样看，对这项根本问题估计不足。在波兰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毛泽东在波兰事件发生一年后的这个说法，可以看作是他对哥穆尔卡的政治评判。

然而，这些话在公开场合，尤其对波兰人，是不能说的。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认识还有另一方面。1956年12月3日，毛泽东与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进行了一次长谈。根据波兰人的记载，在评价波兰形势时，毛表示“完全支持和赞赏我国现领导的政治路线”，“完全赞同哥穆尔卡在各次讲话中表述的政治纲领”。讲到个人经历，毛泽东称自己是“中国的哥穆尔卡”。毛特别赞赏哥穆尔卡的对苏政策和策略，并说中共“从一开始就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独立自主解决波兰事务的权利”，而坚决反对苏联的干涉意图。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基本判断是：哥穆尔卡在政治和思想上是共产党内或人民内部的右派和修正主义者，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中反对苏联的大国和大党主义。应该注意的是，直到中国反右运动初期，毛泽东仍然把右派和修正主义视为人民内部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匈牙利事件具有反革命性质，纳吉是共产党的叛徒，而波兰事件是革命内部的问题，是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因此，同样是反对苏联的情绪和言行，毛泽东支持了波兰而主张对匈牙利实行镇压。正是出于对哥穆尔卡的这种双重认知，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时，哥穆尔卡往往成为毛泽东攻击的靶子，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波兰又经常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盟友。这就是1956年中国对波兰关系的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