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

原标题：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

沈志华：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199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998年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兼职研究员，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中苏关系史、冷战史。《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2000年。《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7年再版。

1956年对于波兰和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都是激烈动荡的年代，也是中波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年，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十月危机，其结果导致国内政治动荡及与苏联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在此政治局势急剧变动的时期，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如何，中共在波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变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一直是历史研究者希望了解的，而国际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则十分欠缺。

中国对波兰的立场和政策，主要取决于毛泽东对波兰及其新领导人哥穆尔卡的认识和态度，而毛对波兰的了解，又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即中国驻波使馆的报告和新华社驻波记者在《内部参考》上的报道。最近，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了1955-1960年的档案，内有大量涉及1956年波匈事件的文件，为研究者提供了最新史料。本文即利用这些新的档案文件及新华社当时的内部报道，对笔者此前关于中波关系的研究作一点补充和深化。

中波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接近

中共虽在建国之初便与波兰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主要是因为苏联率先给予外交承认而给东欧作了榜样，中国自己完全没有准备。从外交档案看，除波兰作为中间人帮助中国与墨西哥进行建交接触和谈判外，中波之间似乎并无过多交往。毛泽东对波兰的最初认识来自1954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7月26-28日周恩来对波兰的访问，使这两个原本陌生的国家突然亲密起来。根据驻波使馆的报告，波兰领导人对周的来访感到极其兴奋，接待也十分隆重、热情，中国人对此感受颇深。随后9月28日至10月10日波兰政府代表团的访华也受到极为隆重和周到的接待。毛泽东不仅两次接见贝鲁特，而且对波兰党赞赏不止，说中国宪法的制定都是参考了波兰宪法的。刘少奇、周恩来及各方面领导人也纷纷向波兰代表团介绍情况。贝鲁特显得非常高兴，并表示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了风波后，中波关系又进一步密切了。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中共对苏共中央的非斯大林化既表示欢迎，又感到担心，前者是为了批判苏联的大国主义，后者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时，来自华沙的消息令毛泽东感到欣慰。无论波兰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多么复杂多变，但毛泽东得到的消息是：当波兰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提出和平过渡等问题发生争论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于是有人问中国党何时召开代表大会。当告以今年下半年时，他们表示：到那时留心看看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吧！一般人在争论不休时就说：等等听毛泽东的见解吧！”报道还说，在波兰考哲学硕士等学位的人，如不懂得毛泽东的著作，就不可能通过。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在4月8日转载中共中央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删去了有关苏联历史作用的内容，这令苏联使馆“感到奇怪和不理解”，但这种对苏态度很可能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新华社记者报告：自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波兰社会和党的会议上“掀起了空前热烈的政治思想的大辩论”。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辩论，它扩展到波兰全国各界、各地和各阶层中。虽然对斯大林和波苏关系多有批判，但记者的结论是：可以相信，“经过这一场异常热烈的政治辩论后，人民的政治热情当会更高，觉悟将会提高，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将被克服，全党和全体人民将会更加团结一致。在讨论中虽然也曾有些不够妥当的，甚至是恶意的言论，也有过于感情激动的现象。但所有这些副作用都将被积极的、健康的主流所压倒，波兰是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

6月19日，余湛代办与波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斯查柯夫斯基会见，谈话甚为投机。余说，周恩来表示非常重视波兰党的意见，并认为“加强两党的联系很重要”。斯介绍了波兰对待报刊上各种言论乃至谬论的方针：“我们不能采取压制的做法，这样做会使人认为我们不容许批评，这将阻碍批评的开展”，需要的只是加强指导和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波党的这一方针导致这场政治辩论不断发展。最后，波兰的“大民主”和言论自由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

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

6月28日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游行及流血事件，引起了中国的极大关注。后来毛泽东在整风反右谈话中屡次谈到的波兰风波和“大民主”，实际上指的就是波兹南事件，而非十月事件。事件爆发最初两天，中国使馆和新华社同时向国内报告了情况，根据波兰官方的解释，罢工和游行被说成是受到“破坏分子”的挑唆和利用，“是敌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经过了长期准备的行动”。由于及时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事情“已经平息”。按照波兰官方提供的文本，苏联《真理报》6月30日刊载了通讯《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在波兹南的敌意性挑衅》。同一天，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这一事件的标题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反动分子在波兹南制造严重骚乱，波兰政府和党号召人民警惕敌人阴谋，城市秩序次日已恢复，肇事者将受到法律惩处。第二天，又长篇转载了波兰通讯社的消息。此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看法。

7月2日，驻波使馆报告在波兹南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工人的工资低下，人民对生活水平不满，以及对波兹南事件的不同看法等。7月5日，王炳南大使报告了波党中央国际部长和苏联大使对波兹南事件原因的初步分析。他们首先指出了经济问题，即“目前波兰存在经济困难”造成群众不满，“才使挑拨分子有机可乘”。其次在政治上，“有些报刊文章过分夸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以致激起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要求”，而“党在群众中影响弱，党员政治质量不高”。事件暴露出“波方领导政治警惕不高，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未能足够估计，因而未加防范”。但结论仍然是：“事件发展成为骚乱，是挑拨分子所为，工人罢工游行只希望提高工资，无反苏反政府性质”。

7月7日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S.Kiryluk）对王炳南谈到了波兹南事件的两个背景：一是“多年来波兰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问题注意不够，六年计划期间由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部分资金又临时抽调用于国防工业，答应给人民的未能做到”，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二是苏共二十大后，对国内开展的广泛讨论缺乏政治上的“强有力的领导”，公安工作由于受到批评而“失去警惕性”。言谈中对毛泽东提出的“十条方针”（即十大关系）极为赞赏，认为“中国党是第一个就苏共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结论的党”。

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虽然指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必须不断地加强自己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工作，经常了解群众的困难，并且尽一切可能及时地帮助解决，某些人借口生产，不管人民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以便及时地发现和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免被敌人利用，但标题还是“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内反革命活动”。这说明，直到此时，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同苏联和波兰保持一致。不过，中国人的关注点很快就转移了。

7月25日驻波使馆编写了报告“对波兹南武装挑衅事件的看法”，7月28日《内部参考》刊登了驻华沙记者谢文清发出的长篇通讯，分析“波兹南反革命暴乱发生的原因”。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基本一致，尽管继续认为事件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挑唆，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波兰党和政府所存在的“严重的困难和缺点”方面。首先是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工资低下，个人所得税累进率较高，住房严重短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进一步讨论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其缺陷在于：第一，投资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第二，轻工业和农业过于落后导致生活用品奇缺；第三，传统的手工业因课税太重而萎靡不振；第四，企业管理制度问题重重，集中表现为权力过于集中，企业没有活力，奖金制度不合理等。政治方面的问题在于：第一，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严重，导致党和政府威信降低；第二，党员质量不高。思想教育不够，没有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第三，舆论宣传工作没有抓紧，党内外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第四，放松了军队和公安工作。最后，使馆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的一致看法是，波兰领导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克服这些困难和缺点，形势正在好转。

恰在此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七中全会。7月28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和经济局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和关于“1956-1960年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的决议。有趣的是，全会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与中国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决议首先肯定：“煽动者、挑拨分子和坏分子在波兹南成功地利用了斯大林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由于迟迟不解决他们的切身疾苦和正确要求而产生的特别不满情绪，挑起了罢工和街头示威的游行。”接着，便着重“深刻分析这一事件产生的根源及其基础”，即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和经济政策存在的种种困难和缺点。最后，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各项方针和措施。《人民日报》连续数日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但却没有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即会上出现了改革力量（普瓦夫派）和保守势力（纳托派）的激烈争论，并最终导致哥穆尔卡重返政坛。到8月初，不仅哥穆尔卡的党籍得到恢复，而且《人民论坛》报还公开宣布取消过去对他的指责。对于波兰社会舆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内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寄托在哥穆尔卡身上了。然而，对于这一点，无论中国使馆还是新华社记者，都没有注意到。个中原因大概是没有得到相关的情报，而七中全会前奥哈布则与赫鲁晓夫谈起过哥穆尔卡被释放的情况，赫鲁晓夫当时还表示要接哥穆尔卡去苏联养病。显然，这时波兰与苏联的关系要比对中国亲近些。但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波兰人越来越接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