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三）

中共帮助协调苏联与波兰的关系

10月22日中共中央的方针已经确定，但驻波使馆仍然不断传来完全相反的声音。21日下午王炳南来电（22日凌晨收到）说，“据我们观察，苏联对这次波兰反苏各种因素被右派利用事前估计不足，临时又显出仓促应付，并表现得相当激动”。“在这一紧急关头，请中央考虑是否有必要与苏共中央进行磋商”。波党中央会议通过了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领导名单后，21日夜王炳南再电：波党右派已“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的有组织的阴谋活动的结果”。“根据目前情况估计，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王炳南要求明确指示对波方针。22日王炳南又急报：苏联大使说，“现有证据证明波兹南事件是右派一手搞成的”；右派“现已开始在军队中进行煽动活动”；明晚苏联大使拟邀各兄弟国家大使吃饭，以示团结：“我们必须主动做工作，不能把波兰让给美国人”；苏联大使对事变的看法同中国使馆完全一致，现均采取对外谨慎态度，同波方少作接触。不仅如此，王炳南还表示不同意新华社记者的看法。22日谢文清在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天不存在波兰脱离社会主义而投向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资本主义在波兰复辟的问题。”“波兰很多人提出的口号是民主化，各国人民都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波兰也有它自己的道路。同苏联友好合作，但要自己独立解决自己的事情。很多人对苏共代表团突然到达华沙和与此同时在华沙市外调集军队之事表示极大的愤怒，认为他们是干涉波兰内政，调集军队是粗暴的武力威胁。”“我个人认为，苏共代表团的到达，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知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王炳南在发出该电时加了按语：“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

中共中央在22-23日看到这些电报时，已经确定了对波兰危机的看法和处理问题的方针。于是，对使馆与新华社之间的看法分歧做出了评判。23日外交部给王炳南回电称：“对波兰情况望客观地收集材料，及时报告国内。对情况的分析亦需客观、全面，不要人云亦云。在同波兰及其他兄弟国家使节接触中，应多听少说，不要轻易表示态度，更不宜对波兰政治情势轻下结论。中波关系中各项事务应按原计划进行。”25日外交部又致电王炳南：“使馆关于波兰政局的各项电报均收悉。我们认为，使馆注意对目前波兰政局的报道是好的，但应该说使馆对波兰局势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使馆同谢文清同志的意见分歧中，谢的意见是正确的。请将此意告诉谢，并请你们对波兰局势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新华社总社同时致电谢文清：“你十月二十二日发来的对波兰局势的看法的内部材料，甚好。你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同志的好评。”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的看法和方针也告知了波兰。据马热茨回忆，10月22或23日，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在北京机场临时接见了他，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变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刘接着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通报对波兰进行变革的态度，又补充说，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共的支持，还答应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

23日，即波党中央全会结束后两天，赫鲁晓夫在同哥穆尔卡通电话时强调，他不认为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和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基础上。当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至此，苏联对波兰的方针已经确定，并且与中共取得一致，但波苏关系的紧张状态并未消除，赫鲁晓夫希望中共代表团能够从中帮助协调。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曾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会谈，刘少奇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哥穆尔卡一再感谢中国的支持，并说波兰党和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尽管这条回忆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来，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确实也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去做工作。关键问题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由于担心刘少奇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Bordzilowski）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等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的意见，说“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建议苏方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经过商谈，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30日晚8时完成了宣言草案。随后，赫鲁晓夫返回主席团会议。讨论中，赫鲁晓夫表示可以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案。

中波之间对匈牙利事件的分歧意见

10月23日刘少奇到达莫斯科时，布达佩斯的游行已经开始。当晚赫鲁晓夫与刘少奇谈话时，得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便匆匆离开。赫鲁晓夫走后，刘与毛泽东通了电话，因不了解情况，决定先不表态。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刘少奇遵照毛的指示，没有表态。

当时中国领导人确实没有得到有关情报。10月23日晚8时和9时，中国驻匈使馆发回两个电报，未加评论地讲述了布达佩斯游行的情况和匈党第一书记格罗的广播演说。此后便再无音信了。24日下午4时外交部连续发出3封电报，要求驻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使馆迅速报告匈政治局势（特别是纳吉的问题），“报告时切忌主观片面和人云亦云”，并要求驻匈使馆立即派一名了解情况的参赞和翻译赶往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但由于中国驻匈使馆通讯中断，外交部一直没有收到回复。那时中国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国际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市内邮电局进行。由于出现动乱，从23日午夜起一切国际电讯、电话全部切断，使馆的报告发不出去，国内的指示也接收不到，直到25日下午才恢复电讯（电话仍不通）。所以，24日上午使馆报告游行当夜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暴动”以及实行戒严和苏军出动的电报，外交部直到北京时间26日凌晨才收到。

不过，此后驻匈使馆每日发回数封电报，始终称匈牙利发生的是“反革命暴动”。《人民日报》从27日开始刊登的消息和报道，与使馆的说法完全一致。对于纳吉政府，中国使馆10月28日报告：“暴乱以来，从匈广播的各种通令号召措施等看，政治上可疑之处颇多，值得注意。”31日的电报做出结论说：“从23日反革命政变到现在止，反革命基本上已掌握了政权。”接着，《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开始指责和批评纳吉政府。11月1日纳吉紧急召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表白自己是共产党员，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恳求中共在这危急关头出面帮助解决苏联撤军的问题。然而，就在他与郝德青谈话前几个小时，中共领导人与苏共中央已商定，准备对匈牙利进行武力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