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二）

二

社会秩序中最重要的是地方的领袖，也就是所谓豪杰或豪侠之辈。以《游侠传》中的人物为例，早期的郭解，“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可以指挥尉史，决定谁当繇役；又可以为人居间，排难解纷。然而，郭解也尊重其它豪侠的势力范围，不愿“从它县夺人邑贤大夫权”。

直到武帝从主父偃的谋议，于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地方的社会秩序才第一次受到严重的干扰。关于人口迁徙，武帝并非始作俑者。秦始皇曾徙富人于咸阳，汉高帝也曾徙六国大族于关中。一般人也往往根据班固《两都赋》所说：“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徙，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就以为西汉曾七次大事迁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事实上，高帝所徙的只是六国王族；这些王孙公子与一般的郡国豪杰颇有不同，所集中的区域也比较有限。数字则有十余万人。嗣立诸帝大率“募”民徙陵，显然未用强迫手段。人数则多少不等，少的可少到安陵只有几千人。甚至武帝初立茂陵时，似乎也未用强迫迁徙。元朔二年(前127)，第一批被徙的人口，包括赀三百万以上及郡国豪杰。太始元年(公元前96)，又第二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理由则主父偃曾说了，“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滑，此所谓不诛而害除”。茂陵一县人口，据《地理志》所载，多达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人，超过三辅全部的总人口(2434360)的十分之一；而当时三辅辖县多达五十七个，茂陵不过其中之一而已。

未经迁徙的地方领袖——豪杰之属，当仍不少。然而他们也面临并不更好的命运。《酷吏传》中人物大多为武帝时郡守，或在霍光掌权时，这不能说酷吏独出于此时为多，只能说武帝及其继承遗志的人鼓励郡守们以非常手段铲除豪强。增渊龙夫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些“酷吏”大多曾在中央政府担任御史，他认为这一特点也并不出于偶然。“酷吏”中至少七人并非世家子，而是出于刀笔吏。这些出身寒微的“内朝”“近臣”，正是执行武帝个人专制权力的最佳工具。刺史制度的确立，也在武帝之世。刺史所察的六条中，第一条就针对着地方豪强而设，所谓“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其余五条则以二千石为问事对象。是以王毓铨以为刺史由中央派出，事实上是皇帝的直接工具。由此，皇权的直接干涉地方社会秩序，既见之于皇权人格化的“酷吏”，又见之于制度化的部刺史制。中央势力的伸张及于地方基层是汉初放任政策下所未见的。汉初汲黯、郑当时之类学黄老，好游侠，任气节，对于酷吏则深致不满，其对立的态度并不纯由于道德标准方面，毋宁说是由于双方对地方社会秩序采取承认与干涉两种不同的观点。

豪杰之外，富人也是中央政权要压抑的对象。战国末及秦汉之交的货殖人物确实有过一段相当自由的时期。他们以富役贫，使中家以下为之奔走；甚至还可借高利贷役使贵人，使封君低首，仰承意旨。掌握社会势力的豪杰，与掌握财富的富人，二者都构成对于政权的威胁，桑弘羊所谓：“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威罚也”。何况二者又经常结合，譬如采山冶铁的事业可以致富，却必须有集结千百人的能力方可从事。如《盐铁论•复古篇》所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

政权对于这种可能的威胁，必须尽一切力量加以压制，于是而有盐铁专卖，平准均输，以及算缗钱等等，与商贾竞争。甚至卖官鬻爵及输谷赎罪的措施也是政府吸取民间剩余资本的手段；政府以名位和法律作为兑易实际财富的本钱，这是一种只有具有强制力量(coercivepower)的政治权力办得到，民间无法具备任何足以对抗的实力。卖爵和输谷的收入在文帝前元二年(前178)晁错建议时开始实施，十年之间，政府蓄积可以当北边五年之用及全国十二年租税之丰，显然这一笔收入是一个很可观的收入。若这一大笔资金不曾被政府吸收，而用于工商生产事业，其对于经济发展作用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何况这还只是西汉若干同样措施中的一次而已。

对于工商业最大的打击还是武帝时(前117)的杨可告缗，“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抵破。”文、景、武三朝所收集的民间多余资本为数之巨，使汉初七十年间富积之厚盛于任何时期，大农、上林、少府蓄积足够武帝开边及种种用度。同时，由战国后期开始发达的货殖事业也从此一蹶之后，许久不振。

铲除豪杰与富人，对于汉代的地方社会秩序有严重的后果。如前面已经说过，汉初郡国守相的职任偏重在监督可能向中央挑战的诸侯王及“盗贼”，而不完全在于处理行政事务。于是守相必须把日常行政事务，例如赋敛、解纷、捕贼一类的小事，都交托给乡亭组织与三老。这些乡官和低级乡吏，事实上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中介，例如朱邑曾担任过的桐乡啬夫。三老与卒史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可由赤眉初起时称号觇见，据《后汉书•刘盆子传》：“(樊)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寖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重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泛相称曰“臣人”。”

即是由于老百姓习惯于听取他们的命令。大致说来，发号施令的人与接受命令的人之间距离愈远，或通讯方法愈困难，传达命令的中介愈有自由解释命令的自由，也由之愈有假借的权威，而上级对之也愈具依赖性。汉世命令的传达系统通常须经过丞相、二千石(可能尚须经过县令一关)达于属吏，而“卒史”一阶则是执行命令的人，直接压在小兵或百姓上面。如《居延汉简》：

史大夫广明下丞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书到言。郡太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书到明白布到令诸县从其如诏书律令，书到言。丞相史下领武校居延属国鄯农都尉，县官承书水都尉千人宗兼行丞事，下官，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月廿七日，一兼据丰，属佐忠。

胪野王丞忠下郡，右扶风、汉中、南阳、北地太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以道次传，别书相报，不报书到言。据勤，卒史钦，书佐士。

闰月丁已，张掖肩水城尉谊以近次兼行都尉事，下候，城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守卒吏义。

在这种正式的结构以外，地方社会秩序的领导权还另有一个非正式的结构，也就是地方上的豪杰与游侠一流人物。其典型例子已见前节。汉之贤二千石，如赵广汉、张敞，甚至酷吏如王温舒，都必须借这些豪杰为耳目爪牙。

也许有人会问，汉代豪杰游侠一类人物何以能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为答复这一点，本文必须先考察西汉社会集团的性质。在一般的理论上说，总是以为中国的家族是社会集团最根本的形式。事实上，在西汉中叶以前，家族的团聚作用还并不如后世那样有力。西汉的家族形态究竟是那一种，至今未见定论。大致说来，西汉的豪族也并不是单纯的由某一形态独占。一切的证据都还不足以作全盘性的理论重建。

汉初家族形态也许仍是沿袭商鞅以来秦国的小家庭制：子壮必须分异，另立门户。不分异就必须加倍赋税的罚则似乎在汉代从未正式废止过。纵然西汉后半期及东汉都以几代同堂，几世不分财为佳话，这条禁令却似乎要等到曹魏时方被废止。魏明帝时会由陈群、刘邵等人定魏律，其中《序略》部分见于《晋书•刑法志》：“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殴兄姊，加重五岁刑，以明教化也。”

汉初去秦未远，这条“异子之科”的处置并不全是具文。汉初动辄提到“五口之家”；《地理志》中户与口的比数也平均为1：4．88。凡此都足说明汉初分家是常态。西汉并且确曾实行强迫分散一些大族的措施。如《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其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

由于家族形态是“核心家庭”为主，个人并不像后世那样容易以大家庭作为社会团聚体，从大家族制寻求对于个人的保护与帮助。而战国的社会由于封建的崩坏，个人从封建关系中解脱出来，游侠集团就发展为掩护个人的结合，由智勇之士集合一群人构成一个比较单独个人强大的力量。汉初游侠豪杰之盛，亦即继承这一传统。也就是说，汉初社会秩序的基层结构是由这种个人结合的集团来维持的。集团领袖成为帝国政治权威疑惧的对象。而汉武帝对于豪杰的打击，尤其强迫迁徙郡国豪杰，正是以破坏这种结合为目的。地方社会秩序则难免因失去领袖趋于混乱。下面一个年表可以显示对于郡国的严条峻法与郡国变乱的关系：（见年表）

昭、宣时政府开始注意到这种不安，因此才逐步改变中央对地方的关系。昭帝询贤良方正以民间疾苦，及宣帝的禁官吏暴虐，都反映这一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