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四）

四

综合说来，西汉中叶以后的士大夫显然已与察举到中央的人士及地方掾史群，合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特殊权力社群。也就是说，士大夫在中央与地方都以选拔而参预其政治结构，构成汉代政权的社会基础。

一般情形，掌握权力的人与掌握财富的人一样，都愿意把这种基业傅留给子孙。昭帝以后，已颇有些大姓在郡国形成中。大姓的势力往往可能与地方“三合一”的权力分子有关。如以何武为例：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光禄举四行，选为鄠令，坐法免归。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的结果，“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何氏一家有郡吏，有任外服官的，还有在家乡仗势做生意的；而得罪他们的人，可以用吏事中伤!以同样方式发展，每一个地区将只能由几家把持，而这几家又很可能延续几代，变为所谓世族大姓。彼此之间的奥援，自然又可促成权势的延续。《何武传》中又有一段可以为例子：

初武为郡吏时，事太守何寿，寿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后寿为大司农，其兄子为庐江长史，时武(以扬州刺史)奏事在邸。寿兄子适在长安，寿为具召武弟显及故人杨覆众等，酒酣见其兄子曰，此子扬州长史，材能驽下，未尝省见。显等甚惭，退以谓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职在进善退恶，吏治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不可有私问。显、覆众强之，不得已召见，赐卮酒。岁中，庐江太守举之。

又如《薛宣传》：

薛宣字赣君……琅玡太守赵真行县，见宣甚悦其能，从宣历行属县。还至府，令妻子与相见，戒曰：赣君至丞相，我两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迁乐浪都尉丞。

可知东汉时举主与举子的关系，在宣元之际也已有之。

这些世家大姓，盘根错节，在地方上已有了不可忽视的势力，此所以元帝永光四年(前40)诏：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成帝永始二年(前15)又有昌陵不成，罢废不事的记载。哀帝以后遂无复徙陵。事实上，恐怕都是由于东方的大族不愿迁徙，而他们此时已在中央有发言权，不再像武帝时一样轻易地受人支配了。

世家大姓的势力，在王莽时更显得不可忽视。据余英时的研究，莽末郡国起兵，大都世族大姓为核心，大则主动的进兵州郡，小则据守堡岩。据余英时统计，八十八个起兵集团中，有五十六个是世族或大姓。

现在举例说明这些大姓的实际情形。若是在平时，大姓的子弟可以预期在地方政府中取得一席掾史地位，《后汉书•马武传》中记有光武与邓禹的一段对话：

帝后与功臣谯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对曰，臣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洁，何为不掾功曹。

又如《寇恂传》：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为着姓，恂初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

等到天下混乱时，这些大姓就变成地方的实际统治者；宗族人口多的更成为地方力量的结集中心。因此《后汉书•吴汉传》：

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汉)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

同书《冯异传》：

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

他们发展的过程，可以据《第五伦传》说明：

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赴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属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

同书《冯鲂传》：

(冯氏)迁于湖阳，为郡着姓。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是时，湖阳大姓虞都尉反城称兵，先与同县申屠季有仇而杀其兄，谋灭季族，季亡归鲂。

王莽时的遍地世族大姓自然不能在王莽时方才开始发生，其肇端当在数世前。所惜汉世谱系传下而可靠者甚少，遂致无法稽考各姓起源在何时。但至少元、成以后，世族已成为羡称对象，才有《王吉传》中哀帝诏书所说，“以君有累世之美”一语。

换句话说，世姓豪族，不仅如杨联升先生所说，是东汉政权的基础；而且也构成西汉中叶以后政治势力的社会基础。整个两汉由汉初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各不相涉的局面，演变为武帝时两方面激烈的直接冲突，又发展为昭、宣以后的逐渐将社会秩序领袖采入政治权力结构，而最后归结为元、成以后帝室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情势。光武中兴，仅使这一情势成为东汉明显的制度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与统治者共天下的情势竟延续了许多世纪，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