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

秦一宇内，凭借武力结束了列国并峙的局面。然而秦以高压手段治天下，激水过山，造成怀山襄陵的大乱，驶道四达，终究挡不住阿房一炬的结局。此无他，为了秦政权缺乏社会基础而已。刘邦以泗上亭长，提三尺剑，却能立四百年基业。在这四百年中，中国真正的镕铸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这一段镕铸的过程，不在汉初的郡国并建，不在武帝的权力膨胀，而在于昭、宣以后逐渐建立起政权的社会基础。在武帝以后，中国开始了政治至上的一元结构：权力的唯一来源是政治，而智勇辩力之士最后的归结也唯有在政治上求出头；一切其它途径都只是政治势力的旁支而已。所谓“士大夫”阶级也在武、昭以后才开始取得其现有的涵义，而不再是军人与武士的别称。一元的权力结构与“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度密切的功能关系，有一位社会人类学家认为士大夫是中国社会变动的安全阀，使中国社会史上减少了不少激剧的革命。士大夫一方面是未来官吏的储备人员，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上的领导分子，或以教育程度，或以地位，或以富赀成为乡里的领袖。本文所要讨论的也就是西汉“士大夫”的逐渐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以及士大夫构成西汉政权之社会基础的过程。下文将逐渐由三个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各个时期的政权性质、社会秩序，及地方政府结构；尤其最后这两顼与“士大夫”群的生根茁长似有密切关系。

一

西汉各个时期政权的性质由丞相来源即可看出其不同。自高祖至于景帝，丞相十三人，都是列侯，不为高祖从龙功臣，即是功勋子嗣。武帝朝在列侯之外，加上外戚、宗室，及一个临时封侯的公孙弘。昭、宣两朝的丞相则绝大多数出身郡县掾吏或公府僚属，都是文吏。元帝以下，丞相多属儒生，除王商是外戚外，多是经学之士，见下表。

史家亦早已指出：汉初丞相专任列侯的事实。范晔在《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末曾论赞：

……降自秦漠，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堀起。亦有鬻缯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纟也]，信越终见葅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

武帝的朝廷则又显出另一番气象，《汉书•公孙弘传》赞：

……是时漠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坚，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

诚所谓异途竞进，汉兴以来号为得士。然而仔细检核，这时期表面上似乎活泼的社会波动，事实上只是若干特例，影响只及于皇帝特选的个人，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上升通道，从社会基层作普遍的选拔。易言之，从汉初的功臣集团独占性质演变到武帝时的名臣出身庞杂，也许只是表示功臣集团的权力让渡给皇帝一人，并不是政权的社会基础有任何改变。

汉初功臣集团对于高祖本人的领袖地位，自从韩、彭、黔、陈被削平后，始终确信无疑。因此王陵和申屠嘉才有“天下是高帝天下，朝廷是高帝朝廷”的想法。同时，他们也分沾高祖的所有。如前所说，丞相必自列侯中选任，到功臣老死殆尽时，申屠嘉以当年队率之微，也居然擢登相位。郡守中以高祖功臣身份出任者也占不少。

在这种狭窄的小集团观念下，首都区域的关中并不把关东视为可以信赖的部分。文景以前的诸侯王始终是中央猜疑见外的对象。入关出关须用符传，关防严紧，宛如外国。《新书•益通篇》：

所谓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所谓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泉则权益重，其国泉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

《汉书•景帝本纪》中元四年：

御史大夫绾奏，禁马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者，不得出关。

《昭帝本纪》始元四年：

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孟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可知对东方防范之严，到昭帝时方才放宽。

“王国人”不得宿卫，不得在京师选吏，也就是说，王国的人民虽然也是大汉的百姓，却不能和大汉诸郡的人民平等。以李广的战功，和梁孝王的为汉力拒吴楚，终以李广曾受过梁王的将军印，而有功不赏箱。武帝建立的阿附藩王法，禁止官吏交通诸侯王。五经博士的举状中，据《汉官仪》，有“身无金痍痼疾，世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的句子。

另一方面，诸侯王在景帝以前对于国内有相当大的权力，而诸侯王所封的地方又是关东文化传统深厚的区域，再加上中央官吏鄙视“山东”人士，《盐铁论•国难篇》所谓，“(丞相史曰：)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于是山东豪俊往往先在诸侯处试试运气，《盐铁论•晁错篇》：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

《汉书•主父偃传》：

主父偃，齐国临菑人，学长短从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傧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关。毛公、申公、庄忌、枚乘也莫不都先在关东诸侯处求出身的。

诚如王毓铨所说，中央政府在制服关东诸侯以前，能直接掌握的区域实在只限于畿辅一带而已。在结构上说，西汉初中央政府能施之于诸侯王的制衡工具只是与王国犬牙相错的诸郡及亲子弟所封的王国，例如淮阳之设，据《新书》说：

今淮阳之比大诸侯，仅过黑子之比于面耳，岂足以为禁御哉。而陛下所恃以为藩悍者，以代、淮阳耳。

这些郡守又大都由功臣、外戚、或出身郎署的亲近人物担任。严耕望先生《两汉太守刺史表》的西汉部分列了武帝以前的太守共七十三任，其中四十四任是上述几类人物，其余二十九任来历或身份不明。似乎武帝以前，西汉中央与山东之间维持一种倚靠实力的稳定局面，而郡守的任务就在监督那些诸侯。于是郡守以军人为多，严耕望先生以为不仅汉初守相为功臣，武帝时也甚多以军功补地方官，其多者竟可达当时郡国守相三分之一以上。无怪乎太守总治军民，其军权之大，威仪之盛，不是后世地方官以狱讼钱谷为专责者可以比拟。此所以郡守握虎符，号为“郡将”；而“守”之一词，更足说明其职责的本意在军事，不在治民。由于不理庶务，西汉的守相是可以办到“卧治”的，如曹参、汲黯之类。只要四境安堵，似乎一般性的日常公务竟可以完全放手不管。由于郡国守相的注意力并不集中于日常地方事务，汉初中央政权对于地方的固有社会秩序几乎可说未加扰动。

另一方面，汉初用人以军功、荫任、赀选、诸途登进。换句话说，这种方式吸收的人材仍大部局限于原已参与政权者，对于从全国普遍的吸收新血仍缺乏制度化的途径。于是武帝以前的中央政权并不能在社会的基层扎下根，同时也没有把原来的地方性社会秩序加以改变或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