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历史上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五）

全盘西化的胜利

上面谈到的知识分子，或为时代提出新的解释，或是提出未来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盘西化这批知识分子得到胜利。五四人物和共产党当政以前的左派马列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实际上，这两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一如俄国小说《罗亭》（Rudin）中所描述。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诚，希望转眼就改革功成，但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必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毛泽东就如此做过，结果失败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带着像烟囱一样高高的帽子，学跳舞，没有女伴时就两个男人听着西洋音乐跳舞。日本汉字本来的词汇，也硬要找个西方词汇代替它。日本的“饭”，有二种字，一是本来的，一是“rice”。这都是intelligentsia搬运的现象，但整体来说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职员主义，以下午五点钟为界，必须喝两杯酒才能跨过这界线，转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义。

当今课题之一：如何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

如何从Intelligentsia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课题。

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严格说来，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一百年下来，我们还处于移植阶段，没有真正主动悬出一个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盖中西与人类的大系统。我们在做良吏的时候，没有想想搬进来的法律与自己的社会之间是否脱钩。最近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种种官司，就会发现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与法律条文之间，以及当为与不当为之间，常常不符合。

有几位我非常钦佩的老师，不欣赏中国戏曲（例如京剧、昆曲），也不愿读中国小说。比如，胡适之先生热心改造，却没有认真地推敲中国文化资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国小说，也把小说定义得太窄了。虽然我对胡先生以及老师辈们心存感激，但为学术良心，还是必须把问题指出来。

那我们这一代，对西方文化资源有没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没有。很多跟我同辈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对西方文化资源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太多西方文化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其实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太多介绍西方学派和理论的人，其实没有理解这些不同学派间的渊源与分合转变。以教书而言，我们都在介绍一鳞一爪，并没有追踪到基督教、希腊、罗马，更不用说埃及、两河与日耳曼传统。我们也没仔细推敲“后现代”何以是“后现代”？它有多少来源？有没有想到“解构”到底解的是什么样的“构”？“解构”的动机在哪里？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