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代提出新解释
在王阳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统的思想方向。如李贽，提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基本上与儒家的群体结构主义相当悖反。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区，是小区共产社会，也与古来中国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再如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提出来的想法，根本就是废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时也设想了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民间议会（学校），由议会决定政务，所有的诸侯与地方官员要听议会的话。这里提出的这三个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识分子面对挑战的态度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之前，中国曾经碰过许多挑战，有来自北方的武力挑战，有来自西方、南方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战。此外，也不断有不同的经济体系引进来的物品与物产，造成经济上的挑战，像明朝晚年对外的贸易，就使明朝的经济型态有巨大改变。但这些挑战，都不如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后所面临的大挑战。这个大挑战，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度过。
面对这个大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知识分子的几个态度：第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响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第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从未上过《三民主义》课，当我进大学时，政府曾经下令大学不必读《三民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当成官学太久，有点看不太起它。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三民主义》有些颇不错的观念，基本上比康有为与张之洞的观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制衡”。中国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统论，相当了不起。中国的管理系统，有两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统、公司结构到今天都还没做到，那就是：一、晋用人的客观性；二、运行时间中不断考核。我在读历史之余，有时替管理学院讲讲课，并将讲演的纪录出了几本管理学的小书，书中我特别提到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相当特别之处，孙中山就能觉察这一点。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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