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领袖办公室附近遭袭，伊朗权力体系如何“去中心化”强化韧性？

伊朗政府不仅在做军事动员准备，也在为其政治存续未雨绸缪。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7日，美国得克萨斯州，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 图/视觉中国

据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日说已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并宣布以色列全境进入紧急状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多枚导弹击中德黑兰市中心多处目标。美联社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办公室附近遭袭。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伊朗数十个目标遭到袭击。另据以色列媒体援引安全人士的话报道，这是以美联合实施的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活动上发表讲话说，将在伊朗问题上做“重大决定”。他当天早些时候说，“不满意”当前伊核谈判进展。“我更愿意和平解决，但我想告诉你，这些人非常危险且难以相处。”特朗普还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必须达成“有意义的协议”。

27日，伊朗军队陆军作战副司令西鲁斯表示，凭借无人机、国防能力、导弹能力，以及官兵的坚定信念，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敌军行动，保卫国家主权。有外媒报道称，为应对不测，伊朗的日常控制权已基本移交给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

华盛顿智库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的伊朗问题专家阿里·阿尔福内（Ali Alfoneh）认为，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负责征询国家安全体系内各机构的政策意见，并向领导层提交备选方案。决策一旦形成后，拉里贾尼协调国家机器各部门执行。

“拉里贾尼虽然聪慧、干练、务实且经验丰富，但只是执行集体领导层制定的政策，并非独立行动者。”曾撰写拉里贾尼传记的阿尔福内还认为，外部压力反而促成了精英层的团结。因以色列定点清除损失了大量高级指挥官的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现出与文职领导人合作的更大意愿。

据新华社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了打击伊朗的多种方案，其中之一是“清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儿子穆杰塔巴。

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解读伊朗外交政策》（Decoding Iran's Foreign Policy）作者罗斯·哈里森对此认为，即使哈梅内伊被“清除”，也不足以推翻伊朗政权，原因是伊朗政治体系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存在许多相互重叠的机构。

“这些机构还包括常规军队（Artesh）以及议会（Majles）。伊朗还有不同的委员会，比如宪法监护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和专家会议（Assembly of Experts）。最高领袖无疑最有权力，但上述这些机构都发挥作用。如果体系顶层受到打击，这些机构早已有所规划。虽然没有任何制度是绝对稳固的，但我认为从继任安排以及制度复杂性来看，伊朗体系内部确实内嵌着某种韧性。”哈里森分析道。

图为拉里贾尼 资料图/视觉中国

拉里贾尼为何被委以重任？

据《参考消息》报道，特朗普曾对哈梅内伊发出威胁，表示支持伊朗可能发生的“政权更迭”，但拒绝透露希望谁来接管伊朗，而是表示“已有人选”。中国新闻网则援引《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哈梅内伊已做好被暗杀的准备，并委托拉里贾尼，确保伊朗政权在任何情况下继续运作。

中青网此前报道称，拉里贾尼出身于显赫的拉里贾尼家族——被称为“伊朗的肯尼迪家族”，在伊朗政教两界具有较大影响力。拉里贾尼于2005年8月至2008年3月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及首席核谈判代表，负责伊朗核问题的对外谈判。2008年3月，他当选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

去年“12日战争”爆发后，拉里贾尼再度被哈梅内伊委以重任。《参考消息》报道称，伊朗在8月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防委员会”的新机构。根据宪法第176条，该机构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导成立并受其监督，被伊朗媒体定性为“战时内阁”。就在同一周，伊朗还进行了人事调整，重新任命拉里贾尼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兼哈梅内伊在该委员会的代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金良祥认为，作为深得哈梅内伊信任的政治人物，拉里贾尼重返这一要职，被普遍认为意图削弱总统佩泽希齐扬的权力，将外交决策的主导权从政府手中收回。

“回顾伊核谈判的决策权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权力转移的脉络。在2003年至2013年期间，伊核谈判一直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掌控。2013年较为强势的鲁哈尼当选为总统后，在时任外长扎里夫的强力推动下，谈判主导权逐渐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转移至外交部。随着拉里贾尼的回归，这一调整不仅改变了外交决策的流程，也显著压缩了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的权力空间。从目前的权力格局来看，佩泽希齐扬或成为伊朗历届总统中职权最为受限的一位。”金良祥告诉澎湃新闻。

过去一个月以来，拉里贾尼的曝光率飙升，他不仅飞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磋商，还在与美核谈判代表会晤的间隙会见了中东地区领导人。《纽约时报》报道称，拉里贾尼接受伊朗和外国新闻媒体长达数小时的电视采访的次数甚至超过了佩泽希齐扬，并且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例如与伊朗民众自拍、参观宗教圣地以及在飞机舱门挥手致意等照片。

六名了解相关计划的伊朗官员透露，伊朗政府正在进行内部商议，涉及一系列议题，包括如果哈梅内伊及高级官员遇害，将由谁来管理国家。三名官员称，拉里贾尼在继任人选名单中位居首位，其次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出人意料的是，此前基本被哈梅内伊排挤出核心圈的前总统鲁哈尼也在名单之列。

《参考消息》报道称，哈梅内伊曾将拉里贾尼称为“问题解决者”，但在2021年和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拉里贾尼却失去参选资格。对拉里贾尼最贴切的定位是“忠心耿耿的政权核心成员”，而非某一政治派别的代表。

哈里森指出，伊朗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层级的决策结构。在关键决策、尤其是国家安全决策上，最高领袖当然极具影响力。但在政府或政权内部，也存在其他具有影响力的权力支点，比如伊朗革命卫队的领导层。

“此时我们不应为拉里贾尼‘加冕’，原因是伊朗革命卫队系统内的其他高层同样重要。外界普遍盛行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拉里贾尼将成为哈梅内伊的继任者；第二种说法是他是唯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不认同上述说法的原因在于：拉里贾尼之所以在此刻地位上升，是因为他在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伊朗革命卫队的背景，他的履历符合当前局势的需要。”哈里森分析道。

2月23日，车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行驶 图/新华社

伊朗领导体系仍具韧性

现年86岁的哈梅内伊尚未指定其继任者。然而，《耶路撒冷邮报》分析称，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在政治上具备广泛影响力，被外界视为哈梅内伊最可能的继承者。另有分析认为，在下一阶段政治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将包括三名长期担任要职且拥有军方背景的政治人物，即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国防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和近日备受关注的拉里贾尼。

阿尔福内对此认为，伊朗已超越领袖个人，迈向集体领导，成员包括总统、议长、司法总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名代表以及正规军的一名代表。“这种集体领导类似于宪法规定的、在领袖缺席或不能履职时治理国家的‘三权领导人委员会’的扩大版。”阿尔福内分析道。

央视新闻则报道称，美方虽在讨论“打击个别领导人甚至政权更迭”的选项，但直接针对伊朗最高领袖的可能性，明显低于针对其他高层安全与军事人物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直接打击最高领袖意味着几件事同时发生：一是等同于对整个政权宣战，冲突几乎必然迅速升级到全面战争级别；二是很难在国际法和政治叙事上包装为“有限、可控”的行动；三是伊朗的报复会被推向最严重等级，包括对地区美军、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极限打击。这些后果都远远超出通过有限打击施压、逼迫伊朗让步的初衷。

为了应对上述情况，有伊朗高级官员和伊朗革命卫队成员称，哈梅内伊已下达一系列指令，为由其亲自任命的军事指挥与政府职务确立了四层继任梯队，同时要求所有领导岗位人员指定至多四名继任者，并授权核心亲信圈在其遇刺或失联时，代理行使决策职责。

“去年6月爆发的‘12日战争’彰显了这种‘去中心化’体系的韧性，以色列虽然几乎消灭了伊朗革命卫队（包括其航空航天部队）的最高领导层，但革命卫队仍成功向以色列发射了约500枚导弹，近期抗议活动被成功压制亦表明这种制度具有相当的韧性。如今，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正规军纳入其中，反映了政权内部权力分配的现实。这样的领导结构，即便在战时对抗美国的情况下，也具备治理伊朗的能力。”阿尔福内分析道。

央视新闻援引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美方军事行动导致的一种可能结果是，在伊朗现政权垮台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强力军政府将取而代之。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最初是一支志愿民兵组织，负责保卫新生的伊朗政权。在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它逐渐发展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战后，革命卫队通过主导大规模重建项目扩大影响力，为其日后在伊朗经济和政治领域日益增强的存在奠定了基础。

一些伊朗分析人士和西方外交官推测，一个虚弱且混乱的伊朗可能对以色列有利，但美国政府最终会优先考虑稳定，即便这种稳定依赖的是革命卫队这样的机构。

“革命卫队是伊朗历来最协调、最强大和最富有的机构。”改革派分析人士赛义德•莱拉兹（Saeed Laylaz）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陷入混乱，某天早上一个得到革命卫队支持或从革命卫队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出现在电视上，宣布开始一个新时期，很多人不会感到意外。”

阿尔福内认为，虽然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侦破工作在以伊冲突期间饱受诟病，但其去中心化的结构确保了组织的生存。哈梅内伊的继任者需要得到伊朗革命卫队的支持，该组织给予支持的前提是换取经济特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安排可能导致伊朗演变为这种模式——类似于军方做出最终战略决策并掌控主要资源，而民选领导人承受公众批评。目前，革命卫队领导层似乎也无意公开争夺权力，因为此举意味着承担严重社会问题的责任，比如经济困境、气候变化和人才外流，而这些问题无法在中短期内解决。”阿尔福内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