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