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不能为了免除武汉多少年一遇的洪水威胁而牺牲重庆等十来个城市，认为这是以邻为壑。防洪应该采取综合规划原则，要注意加强堤防、湖泊洼地蓄洪排涝、支流水库和干流水库4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而堤防的作用自古相沿，中外如此，尤为重要。文章还认为，我们只能根据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条件，逐步提高防洪标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地去解决最高标准的长江防洪问题。至于要求在当年建成三峡这样大的水电站，同国民经济包括电力的发展更是远远不相适应，并且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未经历过的技术问题。因此，这一组文章认为，防洪有其他可靠办法，当时三峡决不能上！当然，这种发行量较小的学术刊物，影响有限，毛泽东无缘过目。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几个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称的“南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这是毛泽东为在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进行思想理论准备和具体部署的一次会议。会议后期，毛泽东提出修建三峡工程。薄一波反映说，此事有反对派，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同林一山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毛泽东说，那就把两个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于是，就有了随后发生的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一场精彩的“御前辩论”。
笔者曾先后就此事采访过李锐和林一山，两人对事情的叙述稍有出入，评价也不尽相同，但主要史实大致是一致的。
1958年1月17日，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讨论“三门峡”问题。还说专机在武汉停留，接林一山一起去。李锐知道电报多了一个“门”字，其实是要讨论三峡。
关于三峡问题，李锐成竹在胸；为了借此机会呼吁优先发展水电，他请专家画了一张中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做宣传之用。
李锐回忆说，飞机18日上午在武昌机场着陆时，林一山已经在等着，他的秘书提着一口沉甸甸的大皮箱；而李锐是“单刀赴会”，只带了这张图纸。李锐同林一山不算很熟，1948年在沈阳东北局开会时见过面；1952年参观荆江分洪工程时，他也领教过林一山的口才。然而，此次见面，两人只打了个招呼，在飞机上也没有交谈。
载着一对“冤家”的专机，当天中午到达南宁。李锐刚刚住进宾馆，他的好朋友、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就找上门来，急切地向李锐介绍会议形势：主席大批“反冒进”，认为“反冒进”给当时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泼了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并点名批评周恩来、陈云，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睡不着觉。田家英对李锐表示严重的担心，说自己和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都为李锐捏了一把汗！
18日晚饭后，李锐和林一山“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李、林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对面左右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周小舟、刘建勋等；中央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等；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大家都坐定后，毛泽东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答：要两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李锐说只要半个小时，并请林一山先讲。
林一山曾就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识丰富，口才出众，在水利系统很有名气。
林一山长篇大论，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两千多年间，长江洪水为害，平均10年一次。辛亥革命以来的40年中，平均5年一次，可见长江洪灾愈演愈烈。1931年水灾，死14.5万人；1935年大水，死14.2万人；1949年大水，死5700人；1954年特大洪水，虽采取紧急分洪等措施，保住了武汉和荆江大堤安全，仍淹死了4900人……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韩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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