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江青
江青手上拿着一把有精细雕刻的檀香扇，下边坠着茉莉花球，对维特克笑嘻嘻地说：“这是我的檀香扇，送给你作纪念吧，这是新的，今年我才用。我用过的送给你，才更有意义，是不是？”维特克甜甜地微笑着，接过扇子和花球，细细把玩。
江青：“维特克，你是我的朋友，我还要送你一些纪念品：这是特制的书签和裁纸刀。你看，这是不久前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漆器上的花纹，刻在象牙的裁纸刀上。这是竹制的，也有雕刻。这样的手工艺品，又好看又有纪念价值，而且是我自己设计，特级技工为我雕刻的。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哩，送给你，作为永久纪念。呵，还有这一套瓷制的小猫，送给你的女儿，是景德镇的产品。你看看多么可爱！你知道景德镇是我国出产瓷器最好的地方，以后你应该去看看，那里的瓷窑有上千年的历史哩。”
维特克睁大媚人的双眼，惊讶和喜悦使她不断点头微笑。
维特克：“我该如何感谢你呢，江青夫人。我从来未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好客和慷慨的主人。我想世界上都少有。”
江青：“这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是朋友啊，长远的朋友。还是一本伟大作品的合作者，是不是？哈哈哈……”
江青话音刚落，好像又想起什么，眉梢却紧紧皱着。
江青：“你看，那边桌上放着许多书，有《二十四史》，你当然知道的，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你应该有这么一套。这是我送给你个人的，不要不好意思，这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我有的是钱，主席那么多稿费，用都用不完。她们(指着我们几个人)让我送给你们大学图书馆，我一定要送给你个人。还有这本《古诗源》，这本书是我挖掘出来的，要他们重印，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要。”
江青突然站起身来，转过头指着我说：“不要看她是我的部下，解放前，她跟着四条汉子，是不是黑干将呀？哈哈哈……”
我正感到江青那古怪的变化多端的声音来得突然，于是我也冲口而出：“江青同志，我和谁都只是上下级和工作关系，扯不上什么干将不干将的。”
江青瞪我一眼，转过身来又嘻嘻地对着维特克说，边走边用手指着书，一一告诉维特克。维特克时而惊讶，时而赞叹。她好像难以用适当的表情，脸部扭曲似的，忽然变得很难看了。
维特克：“我，我，我……”
江青一把抓着维特克的手，也觉出她脸部表情的变化，更特别显得亲热：“这不算什么，我喜欢你，我认为你将来会成为伟大的作家，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这些书我会告诉他们，给你装好箱子运回美国去。好啦，好啦，现在我们去吃山东饭。你知道，在中国北方，山东菜是最负盛名的。比如说吧，北京烤鸭原来是从山东传过来的，在清宫廷得到皇帝和慈禧太后喜爱，就在北京流传下来了。山东菜也很有特色，与广东菜、上海菜都不一样的。”江青说得头头是道，突然打住，说：“我在这里还有山东厨师呢，我们该入席了。”
8月30日晚饭过后，江青又一次接见维特克，是维特克听了江青数十小时谈话以后，又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江青补充或解答。
江青：“你问到关于话剧的前途，它是有前途的，在文革前夕，我不仅搞京剧，也搞话剧。我原来想从话剧入手，后来发现不行。因为各剧院的骨干分子都是30至40年代的人，其中一小撮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叛徒。而青年人不会演戏，演得很生硬，现在剧团的人比过去在亭子间时阔气多了，不愿深入工农兵。第二个方面关于是不是要修改中外话剧的问题。这得有修改基础，如豫剧《朝阳沟》是写中间人物的戏，作者没有什么问题，他愿意自己改，现在已经在改了。话剧《杜鹃山》原来是上海演的话剧，后来改成京戏。现在话剧作者又在修改。我听说有些话剧正在创作，我还提倡创作新的话剧。所以话剧的前途应该是好的，现在是个领导问题，都是叛徒特务，打倒了……”
维特克：“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原因是二三十年代用话剧介绍政治内容是比较合适的手段，六七十年代有一定的限制，话剧也不容易，包含着角色的心理关系……”
江青：“苏联有‘无冲突论’。我讲话剧有两类：一是不反革命的，动机好的，可以改好。另一类动机不好，表达隐晦，这就难了。《战斗的青春》作者写来写去尽是叛徒，这次揪出来了。越剧我不敢看，女人演男人，但越剧剧种大。有一次我去看少壮剧团的戏，女人演男人，实在看不下去。越剧没法改了，这个剧咱没法要了。有一个现代题材的越剧，女扮男装，穿了军服，系根大皮带，在台上扭来扭去，实在看不下去。有个剧本追了三个版本，作者是谁追不出来，文革中自己跳出来了。总之，有许多剧本作者是好的，但缺乏艺术手腕，这可以改。但有的作者是不好的，他自己也不愿意改。有的根本连作者、作品在群众中一转瞬就消失了，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我们的国家大，不缺人才，慢慢会出很多。中央是加工厂，不出东西，钢琴协奏曲《黄河》算是中央出的，是我指导的，费了好大的劲儿哩。
“关于在中国公开上演外国电影、话剧、芭蕾舞、交响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曾有外国交响乐团来演出过。但更多的是内部观摩演出，尤其是电影……”维特克：“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能预计到你会怎样回答。但这些问题是外国人很关心的，如交换问题，也就是文化交流。有些有艺术性的东西，还取决于艺术市场。我并不企图保护美国的制度。”
江青：“当然我们也要进行文化交流的，国际大范围交流，就发现矛盾，这个矛盾主要在我们，我们能拿出多少满足世界革命人民或同情革命人民的作品？它要是艺术的而不是说教的，这有个‘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问题，我绝不满足自己的工作，总要找点差距。”
维特克：“关于交流问题，《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舞台剧或电影、艺术作品美，外国会欣赏，但他们从政治角度理解有困难。
“他们不懂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政治价值、爱国主义精神。但像我这样，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特别是我在中国呆了6个星期，我可以理解。一般美国人可以把这些作品当娱乐来欣赏，但政治内容不易理解。所以我想写现代中国文艺革命问题，以便使读者有基本理解，略微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江青：“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有共同语言，只要有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人们是容易接受的。你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就用《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招待他们，我还亲自陪他们观看，喏，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演出的，他们都非常称赞哩。”
江青谈到这里显得非常的洋洋自得，但在她内心也有许多怨恨和烦恼。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来华正式访问的时候，外交部在接待计划里没有安排她的活动，当然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最后总算争到一次专场演出《红色娘子军》，江青作主人，听说她为了这次出场穿什么衣服还煞费苦心。平常她爱穿一身军装，显得神气，但陪资产阶级的总统和夫人就不那么合适。西装连衣裙，会使自己显得年轻漂亮些，但在人民大会堂那样公开场合，又可能会太显眼。最后穿了一套上等料子的深灰色西服，她自我感觉庄重大方。她先在贵宾休息室接待美国总统夫妇，谈话很有风趣。这位总统问她如何把电影改为芭蕾舞剧的。在演出过程中，那位夫人常常赞叹演出如何出色，江青心中十分高兴，觉得人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就是顶讲究礼貌的。但在那期间有另一件事使她十分恼火：她本来要外交部安排一次午宴，由她作主邀请总统夫妇共进午餐，但却没有安排。后来由她自己决定，叫厨师特别做了五样淮扬的小菜，用自己的名义送到总统夫妇的住房去。总统夫妇还给她写了感谢信。接待组还把这件事上了《简报》，使她显得被动了：她这个反资产阶级的旗手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子献殷勤。
“文革”那几年，国家处于完全封闭状态，所有中外文化交流几乎完全中断了，资、修当然不能进来，国内除了样板戏也没有什么可交流的。江青掌握着文化大权，要在国内外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不得不有所开拓。于是在70年代初允许西方交响乐团到中国来演出。大概她想到，交响乐对中国大多数观众来说，不大容易听得懂，即使有毒，对广大无产阶级来说也受毒有限。于是首先有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不久伦敦交响乐团也来了，接着费城交响乐团也要到中国来，而且由美国最有影响之一的指挥奥曼迪率领。江青指定中央乐团一名指挥和文化部一名干部，专门选择并审查演出曲目，反复商议，最后才决定。只能演出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著名作曲家的古典名曲。法国著名音乐家德彪西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什么印象派而不能演出。
待到奥曼迪和费城交响乐团到达北京以后，江青突然对演出曲目提出异议，非要费城交响团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奥曼迪很不高兴，拒绝演出。因为这不是原定的演出曲目，他没有带来自己的总谱。相持数日，最后那位中央乐团的指挥只得说明是江青的要求，乐团才勉强演出。奥曼迪和许多演奏家对这件事都表示不愉快，怏怏而去。江青对美国的情况本来就了解很少，但非要表示自己的权威。当江青知道了奥曼迪和费城交响乐团在世界乐坛的地位时，她颇感懊恼。所以这次谈到国际文化交流的问题时，她就无法来吹嘘自己的这件事，于是把话题扯到了体育上。
江青：“体育交流也是文化的范畴，美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是很重大的事，这你很清楚的。后来你们美国篮球队来华友谊比赛，我亲自去观看了，美国人呀，身材真是高大，那么一跳，手托球就进篮啦。当然，他们的技术也很好，唔，可称得上技术全面。他们吃得也很好吧。我们的队员呀，体质不行。其实呢，对运动员我们也特别爱护，也受优待的，但历史遗留下的，身材素质不能与你们美国人比，交流嘛，我们的球队还是可以学习的。”
维特克女士对体育毫无兴趣，只好随声附和：“江青夫人，你的兴趣真是广泛得很，还抽出宝贵的时间去看篮球比赛，我想美国球队员们会感到非常之荣幸。”江青：“唉呀，这是文化交流，我应该关心的，这么多年没有交流了，现在再把交流恢复起来，将来会有更多发展的。你能写出这本书，也会对交流起到很大作用的……
“告诉你，我呀，不仅看了中美篮球队的比赛，而且在赛完球之后，我还接见了你们的球队，和他们在一起拍了照。我的个子只有他们肩膀那么高，哈哈，真有意思。
江青自从“文革”后，时常露面，又成了领导人，她就非常喜欢在为数不多的接待外宾中露面，要在接待计划中插入她的单独活动，诸如接待晚会之类。对美国人更是特别感兴趣。那次美国游泳队来访，她也要出场接见，但接待单位因她的特殊身份没有安排，她大发脾气，只得在游泳池边去看。江青这个人常常骂涉外单位崇洋媚外、投降主义等等，帽子可多了。其实在骨子里，她才真是洋奴思想十足的。这次好容易抓到机会，把维特克捧得那么神神乎乎的，就是为了让她写本书来吹捧自己。
在第二天上午，江青为了还要说一些她认为重要的问题，最后一次接见维特克，这是惟一的一次安排在白天的接见，时间是上午10时。
江青：“你问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否能避免？不可能，我们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不仅国内有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毛主席1966年7月给我一封信，其中说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斗争。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他的话是英明的预见。去年9月林彪自己跳出来了。这封信上还有：中国如发生反革命的右派政变，我们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的革命人民都不会容忍的。
“至于在没有经过实际锻炼的情况下，新一代如何经受锻炼？毛主席在这封信上已有预见。这次文革就是第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市(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的单位(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右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吸取到各自的教训。
“去年是我党诞生50周年。十次路线斗争，平均五年一次。王明路线最长，林彪只专政两天半。在庐山会议上，在培养革命的骨干方面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对青年，而且对老年人，只要认识错误，重新站到主席路线上来，人民都会保护。上海王洪文很年轻，三十几岁。庐山会议上我们一个组，他跟着我冲锋，他当过农民，在抗美援朝时打过仗，后来又当过工人，所以培养年轻人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还问到，关于文物保护问题。我们是保护文物的，文革中还不断有新的出土，例如湖南马王堆的汉墓，2000年了，还保全得好好的。但是文物不能太多，过去东单、西单、东四、西四都有牌楼，因为妨碍交通，容易出事故，所以拆了……”
维特克：“在我这一生中，从未在六个星期中学习、了解到这么多东西。对一般文化知识、政治知识和个人了解到这么多。我把你当作老师，在帮助我了解中国方面，江青夫人起了很大作用。我为表示感谢，一定要告诉外界你的领导作用和伟大贡献。”
江青：“我想应该说，你是听得最多的，我从未同外国朋友谈这么多话。”
终于，维特克女士飞回美国去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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