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徐坐在江青对面，我们对她的晚饭有点好奇地注视着：托盘里除了碗、筷和碟子之外，放着六七个青花带盖的细瓷罐，江青把盖子打开，原来是一个较深的碟子盛着各种菜：蒸鱼、肉丸子、青菜、豆腐，还有鸡汤等等，瓷罐装着滚热的水，这样菜拿上来就可以保持温度，不会凉，我感到看别人吃饭怪没礼貌的，正要起身走开，这反倒引起了江青的注意，立刻把我们两人叫住：“你们坐着吧，我吃我的，咳咳，你们懂吗？饮食营养治疗，比什么药物都重要。我要保持固定的体重，不能发胖，还要保证有足够的营养价值的食品，我可不要大夫来干涉，我比他们懂得多，要听他们的呀，那就什么也别吃了，没意思。”她总是那样旁若无人，这已成习惯了，不在乎别人看她的吃相和高谈阔论。徐用手推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
张局长终于来到，江青脸上显得高兴起来，也没有再提谁把记录弄得不像样子了。
江青：“老张，还是得把你请来，因为你是我的参谋，关于记录的事，还得请你来办，你知道，她们都不懂战争，而第一次谈的就是西北战场，没有你怎么行。”
“首长，核对录音的时候，我也参加了的，初稿校对，一字不差，但是还得修改，特别是文字润色。您的命令，我从来都执行。”
“那太好啦，那就不光是西北战场了，全部记录修改，你都来参加，我已经对她们两个说过了，我们修改，她们作记录，这样会比较快一些。”
这时张局长才看见我们坐在对面一个角落。他不无歉意地走过来和我们握握手，好像也感到江青说话太不客气，赶紧接着说：“首长同志，我们一起修改，一起修改。唉唉，在文字润色方面，她们比我强，今晚我们先试试看，您看可以吧？”
我当时心里觉得好笑，难道这还是什么好差事么？我早已烦透了。
在座四人，各人手里拿着一本铅印好的记录稿，开始修改记录。徐一句句念，江青手里拿着铅笔，在那份记录稿上圈点划线，不时停下来和那位局长议论一番，如何把段落改得合理，情节写得清楚。常常是张建议如何如何，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拍板之后，叫我在那份记录稿上改过来。这样倒也使得我们两人感到轻松些，可以不用脑子。江青要改这，要改那，照改就是了。可是用这个方法修改数十万字，也真是够受的。直到午夜时分，还没有改出几页来。突然江青叫停住，她站起身来，伸伸腰腿：“唉呀，都过12点啦。”她在椅子扶手上按铃，随即进来一位女服务员。江青吩咐：“带她们两个到大食堂吃夜宵。”正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服务员端着一个长盘进来，把江青的夜宵摆到她的面前。
吃完夜宵，服务员又带着我们原路返回。这位服务员就是刚才给我们端茶的，边走边说起话来：“你们是有特殊任务才来的吧？我从未见过你们。你们不知道，首长吃完夜宵，还要运动和休息，你们先在外边透透气吧。”徐接着说：“都快两点了，你们首长什么时候才睡觉呢？”
“难说，最早也得4点吧。她晚上办公，白天睡觉。我是小夜班，把你们带回去，我就该下班了。我带你去看看首长运动的地方。”
我轻声说：“服务员同志，首长没叫我们去，怕不方便吧？”
“没有关系的，来过这里的人都去，不要紧。”我们从10号楼的旁门进去，经过一间陈设考究的大房子。服务员介绍，这是首长打桥牌的所在。穿过这间房子，四周站着20来个人。江青和小陆秘书正打乒乓球，有服务员为他们捡球，还有人在旁边叫好助兴，这里大概是专门为江青运动而建的。
大家走散了，江青却兴冲冲地走过来，发现我们二人站在角落里。
江青：“嘻嘻，你们也出来了，这里多好，说室内吧，可和外边通着，所以呀，空气流通，对我运动最合适了。来，来，我领你们看看我的小菜园。”她领着我们走进一间不算太大的没有房顶的屋子，里面果然种着西红柿、茄子、豆角、菠菜什么的。
江青：“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的实验田。你们看，冬天在顶上装好玻璃就变为暖房，我还种各样蔬菜，以后分送给你们吃。在这里呀，我可不种花。”江青走进内室，我们两人就回到那间大办公室坐着。屋里只有张局长一人，独自在看那份西北战场的记录稿。过了好长一阵子，江青才慢慢走进来。她先到门口那个红木大镜子前，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木梳，不断梳她那一头乌黑的头发，然后走近那张大靠背椅子坐下，打哈欠了：“唉呀都快天亮了吧？这一天可是真累了。”
她忽然看见张局长自个儿在看那份记录，高兴起来：“哎，我说老伙伴，这份记录呀，请你先整理一遍，我们再一起来修改，好不好？这样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了。我忙，维特克女士还等着这些记录写书哩。”
张局长点头表示照办。江青又对我们说：“你们随时听候招呼，随传随到，今晚就散了吧。”
张局长很客气，用他的汽车把我们送回家。
三天之后，我们又被召到10号楼，张局长已经坐在那里了，9点多钟江青才到。仍然是他们两人商议，我们两人做记录，这一次可是顺利得多了。因为张局长已经改过一遍，把段落整理清楚了，但内容太复杂，还是很难弄懂。不过江青表示很满意，只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江青提出某些地名要核对，或者哪些人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记录稿上等等，到1点多钟，这篇西北战场部分的记录就完成了。江青十分高兴地说：“小张，这部分记录今晚就算定稿了，你带回去交给外交部，铅印10份，编号留底，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请他们审阅。周总理那份我要亲自送去，外交部就给乔副部长一份吧。小徐，这份稿子不会有多大修改了，你可以着手翻译成英文，你就定稿吧，反正是送给维特克女士参考用的。都记住了吧？”我们俩点头收拾东西，正要走出门去，江青又把我们叫回来，吩咐说：“小张，我看张局长先整理一遍的办法很好，有一些个别部分你也可以照他的办法，把容易整理的先修改一遍，整理出来。比如关于《红楼梦》的部分，你可以先整理，把故事情节、时间顺序、诗词等等都与原书核对清楚。还有关于上海文艺那些，都可以先整理，这样我修改起来就省时间多了。”
自从广州回来，我和徐经常加班，被这份记录折腾得够苦的。因为下令要保密，又不许带回家，在办公室里吧，日常工作还得干。只有当大家下班以后，两人才能凑在一起干，也可以互相解解心中的闷气。
“江青和维特克的事，既登了报又上了电视，还要保密，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徐说。
“会见是公开的，但谈了些什么，别人可是不知道。其实所谓保密，也是掩耳盗铃。这倒好，我现在只能在办公室改她那份《红楼梦》，办公室那么多人谁不知道？大家都不愿意问就是了。”
“我们那里可是不一样，谁都有兴趣打听。我在翻译的时候，常常和小沈商量，有些英文底稿，不少人都看过了。”
“我每天下班后，就得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你为我借来的那套《红楼梦》，已经包上书皮了，真够滑稽吧，在这种时候，我居然在办公室里看《红楼梦》。当时她谈的也真够呛，前后秩序全乱套，人物张冠李戴，真烦死了！”
“谁不心烦，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差事。这些记录还要送给周总理审阅，真是活见鬼！周总理那样忙，还得为她看这些东西！”
“是啊，我是先到广州的，她的谈话经过谁批准了吗？你忘了，江青和维特克谈话的时候，多次提过，说是记录都要送给周总理审查，到底怎么回事？”“还有，我们出发前一晚上，周总理找大家开过会，根本就不知道她要谈什么，周总理还规定她只能谈文艺问题，江青根本置之不理，还大发脾气。她倒好，当着维特克口口声声说要经过中央批准，周总理审查，这可以提高她的身份，同时也可以证明她的谈话的分量呵。”
“我说老张，从广州回来以后，你还没有向周总理汇报过吧？既然部领导不敢说话，你应该向周总理汇报，如果一点不向上级反映，那倒不对了。你去见总理也不是难事嘛，我想甚至可以反映我们大家的意见。”徐这么说。
那些天我脑子也老在琢磨，我向部里几位副部长都汇报过了，既然他们也确实有为难之处，江青的事谁也不敢过问，就应该让周总理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向周总理汇报。而我去找周总理也不一定是很正式的汇报。这几年我也是常常去的，有时就是聊聊天，而周总理也喜欢知道一些具体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反复想来，找周总理谈一次是应该的。也许别的同志也已向他汇报过情况，但我了解的要具体得多，反映一下也是负责的态度。我也知道周总理极忙，试试看吧。于是我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秘书转达，我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
那天晚上我难以入眠。想着这几天我在办公室里得不断翻阅那套借来的《红楼梦》，心里烦乱。一面是因为江青那些谈话，听起来像头头是道，但拉扯到许多章节回目，故事也是乱糟糟的，张冠李戴，还引用不少诗词，颠倒错误，都得替她核对清楚。一面又想到我家里连这么一套书都没有，否则回到家来再翻翻也省事些。在办公室那套《红楼梦》是费了许多口舌才从北京图书馆借出来的。家里本来藏书不少。我是个喜欢买书的人，建国前不说，自打1949年后，重新出版的古今中外许多名著、论著都买了。每月发工资下来，除了吃穿，几乎都用在买书上了。虽说自己没有读许多，但有时间常常翻阅浏览一下，也是极大的乐趣和享受。可是自打“文革”开始，江青、林彪那些人，也不知怎么会想得出来，什么砸四旧，大批封、资、修，煽动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到处乱砸乱抢。知识分子家庭几乎毫无例外地遭到无情扫荡。
就在1967年春的一天，那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其实有不少是几十岁的人了，来到我们的宿舍。我们家是被勒令驱逐的，“革命派”说是来帮助搬家，可是进得门来，就大声嚷嚷：“哼哼，这真是封、资、修的大本营呀，有这么多大柜的书，他妈的没有一本好的，还有比修正主义还修的洋唱片，还收集这么多古董烂花瓶……”七嘴八舌就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拽，把全部书籍丢在院子里，我坐在门口台阶上发呆，也没去收拾，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群孩子，把他们认为好玩的东西拿走，堆积如山的书被乱踢乱翻。我们从五间一套的大单元搬到两小间里。好在家具不多，把所有的床放进一间房内，我也懒得管，躺下闭目胡想，脑子一下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都是真心拥护“文革”的呀，反封、资、修没什么不好，但什么才算封、资、修呢？封、资、修也可借鉴呀，看书有罪，书也有罪么？真是闭着眼想不通，睁开眼我还是想不通。
好几天过去了，真是一筹莫展，先是让大孩子找一家收旧书的书店，问书店要不要，如要全部赠送。那些书店的负责人说：最近书太多没处放了，不能再收，卖废纸吧……”
“我是喜欢买书，但并不曾都看过，我现在满脑子封、资、修，就是中了这些毒呵，我发誓以后什么书都不买都不读了。”当时我心中一阵苦涩，也真想不到会遇到这么一位懂得书的价值却收买废纸破烂的人。
“当然，毛选、小红书、马列书我还得留下一些的。”
“还是留着吧，这阵风过去不就行啦，真是的，人睡在书堆上，这是怎么整的。你挑好的留下，余剩的明儿个我来拉走。”
我默然坐在书堆上翻了许久，随手捡起《约翰·克利斯朵夫》、《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几本小说放在被子下面，倒不是认为这些书贵重，而是为了发闷时翻翻。
第二天，那位男同志拉来两辆大车，还有几个伙伴，把书搬了出来，堆满了两大车。临走时又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沓人民币，也不知道是多少。我执意不要，他又是劝又是为难：“同志，我们不能白拿，就算五分钱一斤废纸，你这些书也不只这个数呵。”他把钱放在桌上就走了。
当时我真想痛哭一场，知识、文化宝贵财富全都成了垃圾，当废纸回炉去了。真是难以理解，“文革”就是要毁灭文化？那几年几乎所有图书馆都把所有的书都封存了。
每当我翻开那套《红楼梦》就怅然若失：难道说人类宝贵的知识财富，就让江青那些人独霸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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