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记录的是非
除了参谋，我们所有陪维特克女士的人员，于当天下午坐上民航客机回北京。大家好像都松了口气，好容易挨过这恶梦般的几天。在机舱里我们都默默地坐着，而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复杂，尤其是我自己。这种心情多是忧国忧民，至于个人倒是像看透了一点什么，反而坦然。我忽然想起培根的一句名言：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
从我个人的职责来说，回到北京后，我首先要向领导汇报在广州的情况，在第二天上班后，我就拿上从广州带回来的全份录音记录稿，先向乔副部长汇报。他先还有兴趣听了一点，接着不耐烦了，挥挥手叫我去找王副部长。我把记录稿拿去找王副部长，照样汇报，她说这事谁都管不了，等以后再说。我只得把全份记录稿拿出来，交到她手里。我说这次任务对我来说已经完成，记录稿的事情就请上级处理吧。我退回我的办公室。
9月6日上午，王副部长匆匆跑到我办公室，把我叫出门外，说是首长有命令，要把记录稿赶快整理出来，还要寄给维特克女士，要我继续负责，今天10点在129室大家集中讨论如何整理。我心里立刻涌起极大的反感，对她说：“部长同志，你是否看一下那份记录呢？你不能提点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件小事，应该向上级反映！”
她说：“别嗦了。这种事儿我们都管不了，你还是赶紧去集合人吧。”
在一楼那间129室，除礼宾官外，全部到齐，包括那位穿军装的局长。立刻大家就叫嚷开了：“怎么个整法呀？人家广州不是已经根据录音整理了吗？”
“为什么还要整理记录？维特克自己是作了记录的，没有这样的先例要为她采访整理记录。”
“整理记录的目的何在？为了存档还是干别的用，应该明确，不然我们也不好整。我们只是接待班子，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有别的工作哩。”
“如果要送给维特克，那还得翻译成英文，得花多少功夫呵！”
王副部长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着了急，提高嗓门说：“首长秘书刚才来电话，要整理这份记录，我们只能照办。首长指示：第一步要按录音整理，一字不许错，等一会儿我去找几台录音机来，你们两人一组，轮流核对。”
说完转身走了。大家鸦雀无声，每人找把椅子坐下，然后分散在小屋的每个角落，准备核对。
七个人用了整整三天时间，真是弄得头昏脑胀的，好在只要求一字不差核对记录，倒也不太费精神。整日价坐在板凳上，累得慌，最后一天结束时，老陈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你看，倒是一字不差核对完了，但句不成句，段不成段，东拉西扯，这样的记录算什么玩意儿呢？”
“这是原始记录，我估量有数十万字，要铅印出来，江青要自己审查修改，以后还不定怎么折腾呢。”
这时办公厅一位同志来传话：“刚才首长处陆秘书来电话，说这阵子你们大家辛苦了，今天晚上在钓鱼台请你们全体看美国电影。吃过晚饭在楼前集合，有车送你们去。”
我们这几个人像是有点迟钝似的，相互看看，停顿着不吭声。本来钓鱼台宾馆看电影，对每个人都是高兴的事，也很少有这种幸运。吃过晚饭，大家先后坐上一辆小面包车，但相互并不交谈，可能是谁也找不出可以谈的好话题。
看的是美国片《音乐之声》。这部片子是江青向维特克要来的。大家都记得在广州的时候，江青向维特克说过：她导演的样板戏，有些拍成电影，可以送给维特克女士。同时要求维特克女士回赠给她一些好的美国片，还说这也算文化交流。当时维特克对于那些样板戏，并没有表示出多么大的兴趣，但回去以后，很快给江青寄来一部《音乐之声》的新拷贝。那时老陈、小沈表示很不高兴。堂堂一国“领导人”向人家讨几部电影拷贝，真是有失体统。而江青好像觉得，人家什么都应该向她奉献。
面包车驶到钓鱼台东门停住了。警卫人员拿着名单，挨个点名核对，好大一阵子才放行。院子里显得有些荒凉，小俞和老陈呆站了一会儿走过来问道：“老张，你是常常到这儿来的，是吧？这儿不是很有名气的宾馆吗？怎么是这个样子呀？”
“原来不是这样的，‘文革’以后才变成这样子，这所宾馆刚刚盖好的时候，我曾来参观过，那时虽说是初具规模。管理局长是很能干的，有着美妙的规划：如何种树、栽花点草，还有荷花池哩。”
我对她俩说着说着，也发呆了。我想起“文革”开始后，为了接待一起国宾，我曾在这里住过一阵子。那时钓鱼台已经分成两半：从北门进来有几幢楼，偶尔也接待外宾。从东门进来呢，几幢楼已经成为江青、姚文元他们的住宅了。所以我们刚过来的那座石桥成为界限。这边时时都有双岗和流动岗，谁也不能越过这座桥，这一半成为禁区。这次我们来到这里，还是第一次越过禁区。记得那一年，为了接待外宾，要稍为装饰一下北区的楼，可真把人给忙得够呛。我站在那里呆呆地想着以前那到处找花的情景，又忽然想到在广州的时候，江青的住处鸟语花香的情景，还有那世外桃源一般的兰圃。
天色已近黄昏，副官来到门外，招呼大家进去看电影。对这幢10号楼，人人都感到陌生。进门向右拐个弯，是一间可容纳二三百人的放映厅，摆设着有扶手的沙发椅，对面有宽银幕，后边有专设的放映室，室内灯光很暗，江青的声音传了过来：“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你们部长告诉我，记录初稿已整理完了。今晚请你们看《音乐之声》，这是维特克女士刚从美国寄来的。我用芭蕾舞剧《白毛女》记录片和她交换的。你们都没有看过吧？我已经看了几遍，今晚请你们看，改天还请你们去江苏厅吃一顿，算我慰劳大家。”
江青没有站起身来，大家也就原地向她点头为礼。江青一般不轻易和别人握手，是怕传染病。她坐在大厅中间靠左的一张椅子上，这会儿大家才看清楚，她坐的是一张大靠背沙发，脚下还垫着软软的小长凳，腿上盖着一条绿色毛巾被，右边茶几上放着带盖茶杯，还有一个小瓷碟上放着一些白色小毛巾，看样子她确实非常舒适地在享受、在欣赏，几位女同志就近坐下来。
又听到江青叫道：“小徐，你坐到我旁边来，再好好给我译一遍，前几次呀，那些个翻译就是不行。你给我一句一句地译，这样才可以仔细分析，不过，这总是部好片子。”江青看戏看电影，好随时发表议论，这晚大概和以往不大一样，因为其他的观众都离她颇远，没有人在她左右应声附和，她便自己哼着电影中的插曲。
10月末的一个星期二下午。王副部长又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把我叫到走廊，又神秘又夸张地说：“首长把你们整理的记录都看过了，大发脾气，说是整理得不像样子，你们是怎么搞的嘛。”
“我不是把广州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原记录送给你看了吗？而我们又一字不差地核对过一遍，连一个字都不差，这你很清楚呀。她的谈话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字不改就是这样，能怪谁呀。”
“别的事我也管不了。我是来告诉你，今晚6点你和徐尔维到首长那儿去，该怎么办，你去听她的。而且首长吩咐，这件工作还得保密。”
我听完这话又气又恼，感到奇怪，这件事部里怎么就没人管？从广州回来我向几位副部长都汇报了，现在怎么还要去整理那记录。没法子，我回到办公室，没过10分钟，徐就找来了。
大食堂是6点钟才开饭，去钓鱼台至少得走30分钟。我们两人到食堂，还没到开饭时间，只得各买了一个馒头，夹上一分钱咸菜，放进小饭盒。然后直奔钓鱼台江青办公室。
原来江青的办公室就在那幢10号楼里。副官告诉我们，首长过一会就来，让我们坐在那里等候。我们看看室内那座落地式大钟，已是6点20分了。几乎同时，我们从手提布包里拿出馒头和咸菜来。我咬了一口觉得馒头有点干，走出房间想找一杯开水，正好遇见一位穿着整齐的女服务员。
“唉呀，你们还没有吃饭就来了？快坐下我给你端杯茶来。”我道了谢又把徐也叫出来，坐在走廊的沙发上。有杯热茶，吃起馒头就舒服多了。服务员对我们说：“首长要7点过后才来的，你们应该吃过饭再来，说不定还要坐过半夜哩，你们是办事的吧？首长晚上办公。”
“传话要我们6点到这儿，食堂还没有开饭哩，谁敢迟到呀。”徐尔维一边嚼着冷馒头一边说。
一直等过了7点，还没有听见一点动静。我们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散步，也没什么话可谈，毫无目的地走近大门。忽见有间屋子灯光特别亮，我们好奇地走了进去，原来是一间设备齐全的治牙诊室，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正在整理着什么，大概听到有声音，转过身来打个照面。我好奇怪地叫了声：“张大夫，原来是你呀？诊室怎么搬到这儿来啦？”
“你又是怎么来的呢？是有什么特殊任务吧？我这个大夫呀，这叫随传随到！”他苦笑着说。
我和这位张大夫早就认识，彼此还了解，但交往不多。在这种场合相遇，都感到有一些惊奇，又不想多说什么。
正在这时，大办公室里有响声了，不止一个人进入那里，我和徐很快走出来，听见副官向江青报告：“外交部两个女同志和张大夫都在等候。”
“叫她们两个进来。”我们已走近她身旁了。
江青：“你们都坐下。整理的记录我看过了，不行。完全照录音，有些地方就不通顺了，得重新整理，我亲自修改。你们不懂，把张局长也请来，他也可以出主意修改，你们作记录好了。你们印的稿子都带来了吗？你们坐在这儿等一下。”说着，她出去了。
我们从手提包里把已经铅印好的第一本记录稿拿出来放在桌上，坐着等候。突然隔壁传来一声尖叫声。
“张大夫，怎么搞的嘛，我受不了。”这是江青的声音。她正在那间特为她搬来的诊室治牙哩。
“首长同志，请您忍耐一点，这又不疼，而且只要一两分钟就好了。”张大夫说。
“不行，不行，我的神经受不了，你那些个机器发出怪声，太刺激。算了，我不治了。”
沉默。又过了一小会儿。
“嘻嘻，哈哈，对不起张大夫，我不是怪你。就算是我的毛病吧，咱们慢慢来好不好？每天磨一丁点儿，你可是得在这里等着，哈哈。”
江青飘然进来，往那张大靠背椅一坐，脸死板着：“副官，给张局长打过电话没有？该来了吧。”
“报告首长，没有找到张局长本人，已经传话去找，一会儿就到。”
江青抬起左手看看表，没说话。室内那座落地大钟敲了8下。这时女服务员端着一个不小的托盘进来，放在江青面前，这是给江青送来的晚饭。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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