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大钟滴答滴答地声音，显得特别响，一下一下像击打着我的心。“我不同意，这又不是我说的话，怎么可以变成我说的呢？”我平静而坚定地说。
江青：“反正要这样的内容，谁说都一样。这对你也无害嘛。”
“我在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也不可能知道这么些事呀。还是删掉算了。”江青顿时狂怒，拍桌子大骂起来：“好呀，张颖，你就是不听我的，告诉你，这可不是小事。这是站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问题。你不和我站到一边，就是站到相反的一边，你想想看，会有什么结果……”我看到江青发火，也不止一次了，虽然都是横不讲理，但不像这次狂怒，而且扯到革命反革命的高度。我想这股火也不是单冲我来。我瞪着眼，无话可说。室内空气十分紧张。
“老张同志，你是首长的学生，这些事情嘛是可以说的。难道在延安的时候，你没有听说过吗？何必让首长发那么大的脾气呢？”那位局长想缓和一下僵持的局面，慢声细气这么说。我一闪念，可有了救星，立刻接着说：“对了，局长同志，你来说这段话比我合适得多，就写在你的名下吧。我是学生，不好谈论这些，而你是江青同志的战友，分量就大不一样了。”张局长一听发了呆。
第二天，我觉得筋疲力尽，请假在家休息。傍晚时分，忽然听到敲门声，一开门，好熟的面孔，一时竟认不出是谁了。
“你不认识我？”客人说。
“是你呀，阿晨。”我走向前紧紧抱着她。阿晨的泪水簌簌下流，直至痛哭。阿晨是郑君里的妻子，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分住在北京和上海，还是常常见面的。但“###”以后，这些朋友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尤其是文艺界知名人士，全都成了牛鬼蛇神，彼此也不能通什么消息，只能从各种传言或那时特有的小报上，知道一点彼此的消息。我看着阿晨，这几年她变得如此衰老，消瘦，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不禁悲从中来：“上海的同志们都怎么样？君里呢？”
阿晨好容易镇定下来：“在劫难逃啊，一个也饶不过。唉，君里君里……他……”又悲痛起来。我倒来一杯水，劝她安静休息一下。
“死了的，也许你已听说了。活着的都在受罪。君里真冤枉，五年前就被抓走了。开始时被隔离在厂子里。有一天深夜，也弄不清是谁，既不像公安又不像红卫兵，闯进了我们家，到处乱翻，什么都折腾了，最后把所有照片，所有写过字的纸条统统拿走，把能砸的都通通砸碎，留下一间小屋子让我睡，其余的房子通通上了封条。1969年初小儿子去探望过，才知道已经被关进监狱。
“关在哪里？”
“哪里去问，哪里去找呵。整整三年没有消息。前两个月，忽然叫我去探视，那就是监狱医院吧。唉！白单子把全身盖着，简直像死人了，只剩下一丝游气，他告诉我，是为了那张结婚照片……”
阿晨饮泣。
“那就是君里、阿丹我们四对，在杭州时一起照的相片。几十年了，谁还留着这些东西啊，而江青就为这些，要把君里他们都置于死地……我好不容易来到北京，看看朋友们，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给君里治治病，不然太惨了……”我们两人互相拉着手，默默相对，各自流泪。
1972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和小徐、小俞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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