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千里敦煌之行（五）

梦牵魂绕，敦煌成为一生难解的情结

张大千在敦煌收集到不少敦煌遗物，从士兵的火堆里抢救出一批汉简……这些宝贵的敦煌文物，他在离开时，都交给了新来筹建“艺研所”的常书鸿。他还把两年中辛辛苦苦所做的调查、研究和考证资料也留了下来，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批珍贵馆藏科研资料。

敦煌之行让张大千大开眼界，那之后，他的画风大变，出现了艺术领悟和创作上新的升华。1948年12月，大千在香港举办大型画展，就选了不少自己感到得意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入展，引起人们特别的兴趣。他的意图很明显，要让更大的范围、更多的人见识敦煌艺术。

1949年9月，印度方面从香港画展得知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和丰厚临摹成果，特邀他去办画展。这正合张大千之愿，因为还是在敦煌时，他就想弄清敦煌壁画与佛教源头印度绘画艺术的关系，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印度。所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带了多达56件敦煌临摹壁画去印度。敦煌壁画的第一次出国展览，向世界展示了敦煌艺术的魅力。

出国前，张大千叮嘱儿子张心智和夫人曾正容，如他此去回不来，就将家里所剩的200多幅敦煌壁画交给政府。其实，此前多次有人向张大千高价收购，但他都没舍得出手。后来，这批壁画由张心智与其母曾正容交给了四川博物馆，圆了张大千的一个心愿。

在新德里办展后，张大千在印度巡游了3个月，对印度的壁画和其它绘画进行了深入考究。他发现，石窟这种佛教寺庙形式起源于印度，莫高窟引进了这种形式和佛经故事的内容，但敦煌壁画的绘画技法基本仍是中国的传统画法，后经千余年历代中国优秀画师和工匠的创作积累，才形成了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敦煌艺术。他的这种诠释，对后来认识敦煌艺术的价值和开展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62年，张大千重游日本，在居地横滨“偕乐园”结识了秘书小姐山田（也即他后来的妾）。初次见到山田小姐时，山田身着和服安静地坐在地板上，张大千仿佛看到了20年前敦煌壁画中的唐代仕女，那雍容华丽的衣裙，那高贵娴雅的气韵，一下子触动了大千内心深处的那个敦煌情结，他仿佛又回到了敦煌……

张大千后半生行游世界，去过二三十个国家，举办过近200次画展，被誉为“民间文化大使”。每次办展时，他都不会忘了展示他珍爱的敦煌壁画，因此可以说，张大千是在国外展示和宣传敦煌最早的人。

在国外，张大千还十分注意搜寻流失的中国文物，哪怕花重金也要把它买下来。1952年，他偶遇流失在国外的一批敦煌遗书和经卷，便毫不犹豫地用重金买下来，之后转给了国家文物局。这批珍贵的敦煌文物，在北京进行“特展”之后，重又回到了她的故乡——敦煌。1963年，张大千又托人把从国外费尽心血花重金购得的3幅中国稀世之宝——五代南唐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和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送回祖国，并分文不要。大千身在域外，心在祖国，情在敦煌。

张大千久居异域，思乡心切，于1977年5月偕后来的夫人徐雯波等家眷回到台北定居。1982年，一位深知张大千心衷的美国朋友从四川到台北，送给张大千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令张大千潸然泪下……这时忽然产生了重回一趟故乡四川之念，而且有愿再去一次敦煌，可惜他次年溘然长逝于台北，这一大愿未能实现，成为终生遗憾！

敦煌与张大千的世纪之会，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和美谈，它感人至深，必将流芳千古！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6期 　　作者：顾炳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