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千里敦煌之行

国画大师和巨匠张大千，作品之多、步履之远和交往之广，是令人惊叹和敬服的。他的一生，充满了曲折、浪漫和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在张大千丰富的人生经历中，向往敦煌，梦圆敦煌，是其重要且极具色彩的一个华彩篇章。

严敬斋和李丁陇激起大千的敦煌梦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颐和园听鹂馆，竹掩木楼，波涌花墙，已经成名的张大千蛰居在这里。同时在北平从业行医的四哥张文修，后来也被大千派人接来同住听鹂馆。兄弟二人朝夕相处，“友爱亲情悉笃”。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了北平。当时，日本人想请张大千出来担任故宫博物馆馆长和日本艺术画院的名誉职务。但是，大千素重人格和民族气节，极为反感日本人，不愿接受这样的委任。大千兄弟俩便想出个金蝉脱壳之计，一边谎称张大千生了病，由四哥张文修出面与日本人周旋做掩护，暗里张大千则乔装打扮，用围巾和帽子护住头脸和大胡子，秘密乘火车逃离了北平。之后转道天津，又换乘轮船到了香港，再辗转两广和贵州回到了四川，终于躲过了一场屈辱和迫害。

回川的张大千居住在灌县青城山。多年不见的朋友们得知，纷纷赶来看望他。朋友之中有一位叫严敬斋的，曾经担任过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新、青的监察使。此人对佛教文化也甚感兴趣，在西北任职期间，曾不止一次去过莫高窟，他激动地向张大千谈起敦煌艺术，引起张大千极大的兴趣。

1941年初，有位叫李丁陇的画家，带着一批从敦煌莫高窟临摹来的壁画，到成都来展览。在交涉裱画时，一位画店老板看这些画非一般人所作，便向张大千通了信息。张大千一听有很好的画到成都，便放下手中的画笔立刻赶来装裱店，一看，大吃一惊，连声叫好：“妙不可言，妙不可言也！”遂让店家立即去李丁陇所住的地方去请他，李丁陇很高兴地来到张大千的居所。两人相见恨晚，如同故交，谈了很久。听到李丁陇孑然一身在敦煌临摹壁画长达8个月时间，历尽了艰辛，张大千感佩地说：“你吃了太多的苦，不过这苦吃得很值得，你是第一个临摹敦煌壁画的人……”这次见面之后，李丁陇在成都和重庆的展览，张大千都亲自到场去捧场，川蜀达官贵人和文艺界人士纷纷前往观看，盛况空前。

想到严敬斋所言敦煌，又亲眼见到李丁陇临摹的精美的敦煌壁画，大千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和那份艺术家特有的狂喜，立即着手准备，4个月后就启程踏上了去敦煌的路。

张大千去敦煌前，又去拜访了李丁陇，两人就李丁陇所言敦煌洞窟的屡遭各种破坏，再次谋划共同呼吁保护之事。当时，李丁陇和夫人郑墨军在西安办有伉俪艺术专科学校，特聘冯玉祥担任董事长，恰好还有位董事、国民党要员周伯敏，是于右任的外甥，又懂书画。他们便通过周伯敏先生给于右任上言，引起了于右任的重视，后来于右任亲赴敦煌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加之又有重庆《大公报》记者呼吁书的发表和热心相助，敦煌保护初步在社会上引起注意。

塔尔寺遇邀技艺高超的喇嘛画工

1941年5月春夏之交，气候佳好，张大千带着夫人杨宛君、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和刘力上及几个裱工，离开成都乘飞机抵达兰州，准备转道河西走廊前往敦煌。

在兰州逗留期间，张大千兴之所至，走访了一趟塔尔寺。

张大千风尘仆仆来到塔尔寺后，受到寺院的欢迎，被安排宿在一个比较宽敞安静的禅院里。次日一早，他起床来到院里，发现同院还住着几位藏族喇嘛，他们正在往几个布框上画佛画，用笔相当精细，幅幅色彩鲜亮，感到十分惊讶！原来住在这里的几位喇嘛，是塔尔寺从佛画之乡热贡请来为寺里做画的藏族画师，1位师傅4个弟子。师傅叫索南丹巴，中等个头，瘦削、清癯而慈祥的面庞，说话非常轻慢。索南丹巴的弟子有夏吾才让、三治等，其中20岁左右的夏吾才让个头高高的，气宇不凡，两只眼睛机灵而光亮，他一手拿着只小颜料盅，一手握着根只有两根毛的微型叶筋笔在做画，给张大千的印象很深。

张大千当时对佛画没有多少了解，得知这是唐卡，很是好奇，尤其对佛画的用布、印度珍贵矿物颜料和两根毛的叶筋笔产生了浓厚兴趣，便细细追问请教，并观察其做画技法，近乎着迷。张大千发现，这些画工，不要说索南师傅，就是他的4位年轻弟子，做画的功力个个都不差。他们做画时，静若处子，气韵松弛，心态自然，运笔相当准确轻熟，线描功力尤为出色。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缘吗？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在为国画的色彩不能保持得更久而苦苦求索呢！佛画工匠们特殊的绘画材料制作、几乎不褪色的珍稀颜料和独有的技法，是国画所没有的，这不正是他此行敦煌所极需要的吗？他暗自大喜：“真是天赐良缘！幸会，幸会！”

于是，张大千在游览了塔尔寺后，把邀请和劝说几位喇嘛画工同去敦煌帮助他临摹壁画，作为此行塔尔寺的要事筹划起来。他与索南丹巴师傅进行了彻夜长谈。

张大千提出，如果他们愿跟随去敦煌，他愿每天给索南师傅开两个银元、弟子们一个银元的工资。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酬金了，却被索南师傅婉言谢绝了：“恕老僧不能去了，一来因年岁已高怕路途劳顿，多有舛险，再则老僧必须把塔尔寺所定的画作完成。”不过索南丹巴感于张大千对佛教艺术的崇拜和虔诚，答应同意4个弟子跟他去，只要他们愿意。因为他说，寺院所定的佛画已近尾声，他一个人也可以如期完成。索南师傅又说：“我这几个弟子，别看他们年轻，都有十五六年的学画经历了，是热贡年轻画师里最好的画工，早已独立做画了，大师尽可放心。只是要拜托大师多多照顾他们，在你们汉人地方，他们生活多有不便。”

张大千由衷高兴，急忙拱手抱拳施礼示谢。随后索南召唤几个弟子进来，问他们愿不愿跟随大千师傅去敦煌临摹壁画。4个弟子没多迟疑，回答：“老师同意我们去，我们就去，借此机会也可以向大师学学汉画。”索南丹巴笑着说：“正是正是，这也是我心之所愿，你们就跟他去吧！”就这样，夏吾才让、三治等4个年轻喇嘛，在得到师傅索南丹巴的同意后，准备了一天，带上画具、颜料和笔，高高兴兴地跟着张大千来到了兰州。

一个极平常的偶遇，让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得到了似乎缘定的神助，也让几位名不见经传的藏僧画工与张大千这位巨匠的名字永远地连在了一起，写入历史。

栉风沐雨，历经艰辛，穿越河西走廊

从兰州去敦煌，要穿越整个河西走廊，有遥遥千里路程。一路西去，南面是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逶迤千里的祁连山，北面是气候恶劣、动辄狂风大作沙暴突来的大漠和戈壁，沿途要经过高寒险峻的乌鞘岭、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嘉峪关、“世界风库”安西的桥湾大风口……当时，河西走廊属荒蛮之地，人烟稀少，路况极差，兵匪贼寇猖獗，这对素来生活在成都养尊处优惯了的张大千夫妇和他的学生们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好在张大千是知名的大画家，兰州当地官府多有保护，并协助他租到一辆运货的卡车，这样，不出意外，他们一行十几人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达敦煌。

车驶离中山铁桥时，黄河河面上忽然吹来一阵清凉的风，张大千顿时觉得心旷神怡，他高兴地对坐在身旁的杨宛君说：“真舒服，一切顺遂，我们终于踏上了圆敦煌梦的路！”杨宛君会意地笑了笑说：“是啊！来到兰州这几天，什么都顺，但愿一路去敦煌、到敦煌都有好运。”

西行经过永登和天祝，再往前走，就是有名的乌鞘岭了，这时天上忽然飘起雪花来。乌鞘岭山势陡险，海拔很高，窄窄的车道蜿蜒在山间，行车十分危险，时常有车在这里翻入山涧。汽车小心翼翼地缓慢爬行，大家顿觉得又怕又冷，只有张大千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啊！奇山峻岭，‘花雨’（指雪花）纷纷，‘舞带’（指蜿蜒的路）飞动，真乃美景！美景！”翻过乌鞘岭，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松了一口气。天黑前，他们一行来到武威城。

在武威，张大千幸遇甘肃省参议会副会长范振绪先生。此人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给他留下好印象。一聊，原来范先生是甘肃著名的书画家和诗人。惺惺惜惺惺，二人一见如故！范先生一高兴，改变了视察计划，要亲自陪同张大千先生去敦煌，张大千自然高兴不过。

从武威到张掖走了一天。途中经过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都遇上了大风，车上的人身上落满了尘沙。张大千张眼北望，黄沙漫漫，天地不分，浑然一片，觉得此壮景难得一见，不失为幸事，心想：说不定这种天地大象日后会在自己的画里出现。

第三日，经过嘉峪关时，张大千一行驻足游览了古老的关城。历经440多年的关城虽多有毁损，但它高高雄踞于南祁连和北黑山之间，楼阁巍峨，城堞苍然，关外长城残垣逶迤蜿蜒……依然苍遒挺劲，一派沧桑古韵。张大千站在路边远望关城，感慨万千：“啊！这就是古代边塞诗人们笔下的嘉峪关，真是一见如故！”张大千夫妇在范老的陪同下，游览了内城、罗城和瓮城，然后登上城墙，俯瞰四周的山形地貌，感叹道：“扼守要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虚‘边锁’之谓也！”离开这里上车时，张大千笑对夫人宛君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你怕吗？”宛君也回以一笑：“陪先生去敦煌，何言‘怕’字！”范老和随行的人都笑起来。

果然，出了嘉峪关，赤日戈壁一望无际，车行几个小时，也看不到一处村落一个人甚至一棵树，而且一阵阵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打得人脸生疼，大家只好用衣服把头包起来。

过了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玉门镇，他们继续向安西方向前行。黄昏时分，张大千一行来到著名的桥湾大风口，他们果然没有躲过劫难，遭遇上了一场巨风，足有8级以上。汽车在大风中摇摇摆摆，像要被掀翻，行走极为艰难。司机让大家坐好，待风势稍弱的当儿，加大马力，终于冲过了风口，避免了一场叵测之难，大家为此都出了一身冷汗。天全黑的时候，他们来到安西县城。

因为有范老侄儿的接待，张大千在安西便多住了几日。其间，范老陪他游览了榆林窟，然后改乘马车到达敦煌。

苦居深山面壁冷窟，痴狂于精美壁画的临摹

初到敦煌，大千远远地看到莫高窟山崖时，就立刻被震惊了！数不胜数的洞窟，密密麻麻地分布在高高的山崖上，在他的眼里那就是一幅神奇的巨幅长卷画！

吃住等事情安顿停当后，张大千就急不可耐地上崖进洞，去踏看壁画。莫高窟共有480多个大大小小的洞窟和近5万平方米精美的壁画。他和范老攀悬崖，穿洞道，一连5天，沉醉在洞窟里的壁画和彩塑间，仿佛来到了真正的佛国艺术天堂，激动不已。

令张大千吃惊的是，莫高窟的壁画比他想象的要多上很多很多。佛像、佛教故事画、神话和经变画、飞天、装饰图案、供养人画像以及众多的彩塑尊像……琳琅满目，精彩纷呈，让他眼花缭乱。

由于洞窟年久失修，崖壁许多地方都坍塌了，不少洞窟被沙埋和风蚀，破损严重。在做了清理和补修加固，并为洞窟做了编号后，正式的临摹工作开始了。张大千亲手先行勾临素稿和画面的主要部位，其他人描绘细部和敷色。他们用的材料主要是宣纸、白布和绢，其中白棉布是青海喇嘛们画唐卡的材料，热贡画师做了特殊处理，特别好用。喇嘛们带去的印度和尼泊尔的矿物颜料，也出现了令张大千惊喜的敷色效果。夏吾才让还为张大千画素稿重新烧制了极为精细好用的小炭条。张大千发现，请来的这几位喇嘛画师还真“神通广大”。

莫高窟因为在沙漠戈壁之中，天气多变，日夜温差很大，白天酷热难当，入夜却冷得让人发抖。而且，洞内洞外温差十几度，在里面做画阴冷潮暗，呆一会儿就得出来晒太阳恢复体温。但面对瑰丽宏阔的敦煌壁画，张大千狂喜不已，恨不得把它们全都临摹下来，所以每天带着学生们早出晚归，在洞窟里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没有一天停下来。在选临完成了20余幅形象比较完整的唐代单身壁画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马上寄回成都举办了一个《西行纪游画展》，并写信给亲友，大加赞扬敦煌石窟艺术和这里丰富珍贵的文物。

转眼间夏去秋来，到了寒风嗖嗖的10月。一天，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敦煌视察。他见到因劳累和营养不良而形容散乱、面色憔悴的张大千，说：“大千先生受苦了，你和李丁陇的话周伯敏已经告诉我了，我这次亲来考察，看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张大千忙说：“有劳于老长途跋涉，莫高窟保护有望矣！”他陪于右任在莫高窟踏看了整整一天，并在汇报中再次恳请于右任早上提案，建立机构进行管护。果然两个月后，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正式提案，又经一段酝酿和筹备，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入冬，莫高窟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他们仍然不肯停下临摹工作，每天要在洞窟里工作上几个小时，颜料冻得不能上色，他们就用炭精棒突击画素稿，待天暖了再去敷色。

在敦煌期间，张大千还三去附近的榆林窟，那是敦煌艺术窟群的另一个大石窟，有北魏时期的大量精美壁画、唐代的经变图巨幅杰作和西夏时期的壁画代表作……是敦煌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次去时，用12天时间临摹了第25窟（张大千编号为17号）的巨幅经变图；离开敦煌前第三次去榆林窟，在一个半月内临摹到60多幅原大临作。

在敦煌两年多的时间里，张大千和他的学生们在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共临摹各个时代的代表性壁画作品近300幅，幅幅为呕心沥血之作，并获得大量白描素稿和图案装饰资料。回川后，张大千将临摹的上乘之作结成《敦煌临摹白描画》3集出版。1944年1至3月，他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了44幅敦煌壁画精美临作，轰动一时。他的临摹作品，为后人敦煌壁画的临摹和修补复原提供了参照。1963年，莫高窟在进行大规模维修时，就曾借取张大千近200幅临摹壁画作为参考之用。

梦牵魂绕，敦煌成为一生难解的情结

张大千在敦煌收集到不少敦煌遗物，从士兵的火堆里抢救出一批汉简……这些宝贵的敦煌文物，他在离开时，都交给了新来筹建“艺研所”的常书鸿。他还把两年中辛辛苦苦所做的调查、研究和考证资料也留了下来，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批珍贵馆藏科研资料。

敦煌之行让张大千大开眼界，那之后，他的画风大变，出现了艺术领悟和创作上新的升华。1948年12月，大千在香港举办大型画展，就选了不少自己感到得意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入展，引起人们特别的兴趣。他的意图很明显，要让更大的范围、更多的人见识敦煌艺术。

1949年9月，印度方面从香港画展得知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和丰厚临摹成果，特邀他去办画展。这正合张大千之愿，因为还是在敦煌时，他就想弄清敦煌壁画与佛教源头印度绘画艺术的关系，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印度。所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带了多达56件敦煌临摹壁画去印度。敦煌壁画的第一次出国展览，向世界展示了敦煌艺术的魅力。

出国前，张大千叮嘱儿子张心智和夫人曾正容，如他此去回不来，就将家里所剩的200多幅敦煌壁画交给政府。其实，此前多次有人向张大千高价收购，但他都没舍得出手。后来，这批壁画由张心智与其母曾正容交给了四川博物馆，圆了张大千的一个心愿。

在新德里办展后，张大千在印度巡游了3个月，对印度的壁画和其它绘画进行了深入考究。他发现，石窟这种佛教寺庙形式起源于印度，莫高窟引进了这种形式和佛经故事的内容，但敦煌壁画的绘画技法基本仍是中国的传统画法，后经千余年历代中国优秀画师和工匠的创作积累，才形成了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敦煌艺术。他的这种诠释，对后来认识敦煌艺术的价值和开展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62年，张大千重游日本，在居地横滨“偕乐园”结识了秘书小姐山田（也即他后来的妾）。初次见到山田小姐时，山田身着和服安静地坐在地板上，张大千仿佛看到了20年前敦煌壁画中的唐代仕女，那雍容华丽的衣裙，那高贵娴雅的气韵，一下子触动了大千内心深处的那个敦煌情结，他仿佛又回到了敦煌……

张大千后半生行游世界，去过二三十个国家，举办过近200次画展，被誉为“民间文化大使”。每次办展时，他都不会忘了展示他珍爱的敦煌壁画，因此可以说，张大千是在国外展示和宣传敦煌最早的人。

在国外，张大千还十分注意搜寻流失的中国文物，哪怕花重金也要把它买下来。1952年，他偶遇流失在国外的一批敦煌遗书和经卷，便毫不犹豫地用重金买下来，之后转给了国家文物局。这批珍贵的敦煌文物，在北京进行“特展”之后，重又回到了她的故乡——敦煌。1963年，张大千又托人把从国外费尽心血花重金购得的3幅中国稀世之宝——五代南唐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和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送回祖国，并分文不要。大千身在域外，心在祖国，情在敦煌。

张大千久居异域，思乡心切，于1977年5月偕后来的夫人徐雯波等家眷回到台北定居。1982年，一位深知张大千心衷的美国朋友从四川到台北，送给张大千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令张大千潸然泪下……这时忽然产生了重回一趟故乡四川之念，而且有愿再去一次敦煌，可惜他次年溘然长逝于台北，这一大愿未能实现，成为终生遗憾！

敦煌与张大千的世纪之会，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和美谈，它感人至深，必将流芳千古！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6期 　　作者：顾炳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