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了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国民党长沙市党务整理委员会于 1931年9月查禁了228种报纸、刊物和书籍。据北平公安局统计，从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2月24日中缺1931年12月27日至 1932年1月3日的短短69天里，由于邮电检查员“扣留销毁”的“有关时局平信及电报，并宣传共产党的各种反动刊物、报纸”即达7280种。1934 年2月19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社会科学书籍为查禁重点，仅依国民党中宣部文件统计，1929年至1931年间，共查禁364种，1932年共查禁65种，1933年共查禁和通令查扣52种，1934年共查禁101种，1935年共查禁和查扣70种。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遭国民政府查禁的报刊也有《救国半月刊》、《生活知识》、《读书生活》等130余种。这些刊物被查禁后，均被焚毁。据称，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10年间，被国民党政权各检查机构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达到1028种、进步文艺书刊458种。其罪名是：“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针对这种文化专制主义行径，鲁迅先生曾愤慨地说：“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的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各级新闻机关在抗战的藉口下更加变本加厉地摧残着舆论界。1938年1月至1941年6月，国民党中宣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先后通令查禁的书刊有961种。1941年4月28日，查封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救亡日报》、《全民抗战》等5种报刊、生活书店及在各地的48个分店、读书生活社、新知书店等新闻出版发行单位。随后，《学习生活》、《新闻记者》、《国民公议》等几十种报刊被查封。国际新闻社总社被缴销营业证，工作人员被迫由桂林去香港。全民通讯社亦遭查封。1942年，又封闭了《世界知识》等500余种报刊。这种对于报刊、出版社的追惩制，使全国报刊数量锐减下去。1939年，全国有报刊1031家，而1940年11月在大后方获准发行报刊只有273家，这其中绝大多数又是亲国民党的和消遣、娱乐性的刊物。
抗战结束后，战争中煎熬八年的中国人，渴望着和平与民主的建国道路，中共政治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舆论界，“亲共的昂首天外，气概不可一世；反共的报纸反而深感荒漠呼声，得不到回声的孤寂”。而许多报纸则“以悲观灰色为超然，以无所是非为公正”，导致国民政府“内外交谪”，民心渐失。这种状况，使国民党上层极为苦恼与恐慌。随着政治和军事的节节败退，国民党对舆论控制愈来愈严厉，愈来愈苛刻。不但在北平出版的中共三日刊《解放》被查禁，1945 年9月至1946年8月，被国民政府查封及遭迫害的报刊达724家。从1946年1月到8月，仅北平、天津、上海、昆明、广州就有249家报纸、刊物、民营电台被封。1947年2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发出密电，指示各级机关“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之流行及散布。”随后，民盟机关报《民主报》（重庆）和《民主星期刊》（桂林）被加以“中共传声筒”罪名宣布停刊。2月28日，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台湾“二·二八”起义后，封闭台湾报刊54 家。5月24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闻》、《新民报晚刊》等被勒令停刊。7月，国民政府以“为匪张目”、“反对戡乱”等罪名，继续查封民营报刊。连鼓吹“第三条道路”的《观察》周刊，也被加以“违反动员戡乱政策”的罪名而查封。1948年，全国有19家报刊被查封，12家报社、通讯社受到警告或停刊处分。
审查制加追惩制的舆论箝制，对于本就羸弱的中国舆论界来说，无疑是两道致命枷锁。它严重摧残了新闻舆论工具，扭曲了公正的舆论导向，强化了舆论环境的“党化”色彩，造成了全国各大报纸“社论千篇一律，新闻由中央社统一发布，都‘大同小异’”的千报一声、万刊一音的舆论表象一律的局面。对重大信息资源的长期单向取舍，严重阻碍着国民党政权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有效审视。但从短期效应看，这种舆论环境对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统治是有利的。于是，为完善对舆论的箝制程序，使所有的舆论机构彻底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和传声筒，在对舆论工具实施审查、追惩手法之外，国民党政权还将以践踏法律为特征的特务手段也引进了舆论管理，致使国统区舆论界不仅遭受到野蛮摧残，而且还被渗入了现代法西斯主义的血腥味道。
摘自：《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管制分析》 江沛／著 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江沛 纪亚光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