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德加分的疑虑

刘远举

上个月底，两名即将高考的学生柳艳兵、易政勇在公交车上，奋不顾身与持刀歹徒搏斗，夺下歹徒的菜刀，避免车上其他30多名乘客受到伤害。在招远血案之后，对这样见义勇为的事迹，我们的社会“求贤若渴”，所以，很多人提出，既然他们负伤耽误了高考，政府就应当让他们免试入学。这种急迫的心情不难理解，不过，倘若真让他们免试入学，推敲一番，也有诸多问题。

免试入学、保送，是一种对特定人群才能发挥效用的奖励，因人施奖，那么，这就必然变为对特定人群的某些行为的鼓励，但是，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既不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不符合现在很多地方的中学生守则，不符合当下教育体系中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价值观。高考虽然是教育的指挥棒，但这个指挥棒却不能随意挥舞，必须符合当下教育体系中的规则，起码，不能自相矛盾。更何况，道德本身就是多变的。历史中，我们有龙梅与玉荣英雄小姐妹，有保护集体海椒的刘文学，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高尚的道德都变为蒙昧的遗迹。用道德来激励未成年人，本身就非常令人疑虑。

如果再深入一些，不难提出这样的问题：高考到底应该承载哪些功能？高考本身仅仅是考试，考试之中，本来就不包含道德考量。

当下有一种观念，认为高考不能全面衡量一个人的才能与道德，做不到德才皆备，所以需要改变，才能更全面地去衡量一个人。这种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实际上，选拔人才的目的，不是为了成绩、甚至才能本身，而是因为这些才能能在市场中服务于社会。而选拔程序中的好成绩，与最终在社会中发挥价值，只是一种大概率的因果关系，而非绝对。这也就是说，选拔制度，本质上并不能完全地鉴别一个人的才能的最终价值，其功能有其边界。

在这种本质限制下，如果不顾实际地追求高考承载更多的东西，比如艺术、文学、道德，那么，当高考的功能越来越复杂，这个系统同时也会越来越复杂，而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对一般人而言，就会变得不透明，寻租的空间就产生了，不公平随之而来。也就是说，当我们追求高考充分选拔人才的效率与公平，却必然带来不公平，最终伤害到效率目标。所以，我们对高考的作用与功能，要有清晰的认识，不能让高考承载过多的功能。

如果再进一步，不难发现，高考实质是指大学生资格。这个资格本身意味着补贴、意味着国家学历系统的认证，本身是一种公共资源。

表面上看，奖励两个见义勇为的学生，增加两个新生，对任何一个学校来说，都没有负担，放到整个中国的大学中，则更是沧海一粟，边际成本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不管是政府意志，还是民意，动用的是公共资源，都应符合程序，也要符合基于公平性的逻辑自洽，不能厚此薄彼、随意而为。

奖励了见义勇为，那另一个高中生抚养残疾父母的高尚呢？或者再一个在公交车上抓小偷的中学生呢？如果都奖励，当增加一群道德奖励的考生时，事情就变为了道德加分。是否应该让两位考生免试入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道德加分具体而微的实例。前不久，一些舆论还在声讨道德加分，而现在却转身一变，呼吁起道德免试。

而且，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既然是公共资源，当然不能只针对高中学生。如果奖励的道德理由是成立的，那么，奖励了见义勇为的高中生，见义勇为的农民工，是否也该奖励呢？也许有人要说，高考只有一次，错过了，当然要补偿。其实，高考早就不是一考定终生，2次、3次、4次都可以。

如果再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推向本质，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就变为：政府要包揽一切吗？包括弘扬道德？

道德发育于社会之中，是一种法律制度之外的潜移默化的社会观念体系。当政府来奖励道德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会剥夺社会对道德的判断权，道德就不是发育在社会之中，而是发育在权力之下。

不过，社会终究不断发展，过去的观念已经被人们慢慢抛弃。近日，江西省教育厅总督学汤赛南来到医院看望柳艳兵、易政勇两名同学，转达了教育部和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慰问，并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我们将使用高考B卷，在他们身体康复允许考试的情况下，对他们实现单考单招”。

在我个人看来，江西提出的用B卷考试的办法，非常好，因为这只是补偿，而非奖励。对教育部与江西教育厅的这种行为，我们非但不能责难，反而应该为之叫好。要知道，在当下的环境中，政府部门能够对情绪化的舆论做出合理的应对，能够自觉地克制充当“道德大哥”的冲动，节制对社会发育的干预，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当然，道德并不虚无，道德发育于社会之中，社会对高尚的行为也应该回馈。所以，如果现在有企业、个人站出来，对这两名学生进行奖励，那就是一个合乎情理，合乎道德，合乎社会健康发展的皆大欢喜的局面。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吴英燕编辑，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