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两会（三）

一旦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能健康发展，引领金融的未来，不仅在实现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估量，最终有可能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话语权，甚至可以主导全球金融。

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元年，银行业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造成银行息差规模增速放缓、净息差收窄等。互联网猛攻银行，我们从2013年首份银行年报上能看出端倪。

互联网金融在过去一年成为金融业的焦点，也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各种围绕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讨论声不绝于耳。

争议的焦点在于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快速膨胀是否会干扰利率市场，给中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造成威胁。

2014年3月“两会”，互联网金融首度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在政府层面上正式获得了认可，也意味着“普惠金融”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互联网“鲇鱼效应”

3月5日当天，湖北网友“SXn”发帖说：“余额宝是不错的哦，我存了六万元，二个月下来就有600多元了!”上海网友“空空如爷”跟帖这样说：“下降也比银行利息高嘛，在没其他更高收益的安全投资情况下，还是首选放余额宝或理财通，绝不存在银行。”

诚然，互联网金融对银行和普通民众都有很大的影响，从打车神器到互联网金融的“各种宝”，互联网的每一次创新都带来了“鲇鱼效应”，激活了市场，也给行业秩序和监管等带来不小挑战。

平安银行行长邵平3月7日在年报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在存款方面，商业银行确实受到了“余额宝”等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冲击。

他表示：“互联网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冲击，同时也给商业银行带来诸多创新机会，互联网金融对我们商业银行的互联网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使商业银行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专家表示，一旦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能健康发展，引领金融的未来，不仅在实现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估量，最终有可能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话语权，甚至可以主导全球金融。

周小川：鼓励互联网金融

对于互联网金融以及余额宝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中明确表示：“金融领域鼓励科技的应用”。

他说：“互联网的金融业务发展也算是一个新事物，所以过去的政策、监管、调控，各个方面不能完全适应，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总的来讲金融业的政策是鼓励科技的应用，因此也要跟上时代与科技的脚步。”

他指出：“现有的政策有的不全面，个别有漏洞，有的地方竞争上不一定公平，这都会通过改善来促使健康发展。”

周小川在参加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时说，对于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

湖北银监局：互联网金融潜在大风险

湖北银监局局长邓智毅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味排斥互联网金融不理智，不久的未来，传统银行业和互联网金融一定会深度融合，产生一种新的金融形态。

邓智毅说，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大数据时代，这是对整个工业文明的颠覆和冲击，从标准化、批量化的传统生产，转向个性化、私人定制的产供销模式。在此大背景下，银行业作为最古老的传统行业，一定也会受到颠覆性、革命性的冲击，犹如媒体业所遭遇的一样。

“银行一味地排斥互联网金融是不理智的。互联网金融一味地野蛮生长，也是不明智的。”他回顾历史说，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银行业经历了两个时段：金融的网络化和网络的金融化。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两种趋势会慢慢融合，并产生一种新的金融形态，因为传统的金融业一定会变，而互联网金融业不会“草莽成长”。

邓智毅认为，新的金融形态产生后，从对商业银行模式的调整，到货币政策的调控，监管指标的设计和手段等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的货币调控是基于基础货币、流通速度等调控，但现在宏观调控的基数发生了改变，所以美国周刊说要重新定义货币，也有人讨论银行物理门店会不会成为新世纪的“恐龙”。

作为新生事物，以余额宝、理财通乃至微信红包、嘀嘀打车等形式呈现出来的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衍生创新，在过去大半年中也激发了空前的热议。议论的焦点包括互联网金融是否会存在潜在风险、是否应厉行监管，是否应当给这匹“马驹”套上笼子等等。

作为湖北银监局局长，邓智毅也一样看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潜在风险。“从某种意义讲，新的金融业态的风险更大，假如整个大数据崩溃，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定要万分小心。例如过去只是在地上跑，只是撞个墙，现在是在天上飞，一旦出事机毁人亡”。

面对不少银行认为监管部门对银行有诸多要求，而对互联网金融却监管得少。对此邓智毅回应，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看其资金的用途，假如用集并的资金去买货币基金，证监部门就要按资本市场的规则来引导；如果是银行间协议存款，毫无疑问要按银行业的规则来操作；如果在网上卖保险，则要按保监会规则来办理。

至于监管手段，也将不再是“查报表”的传统工具。邓智毅表示，银监会已经启动east系统，通过数据的清理、挖掘和背后的模型设计，几秒钟就能把问题锁定。

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业打算如何应对？邓智毅说，各家银行现在已经在出台各种措施，这就是市场竞争。外来者打破了游戏规则，逼着银行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所以马云说了，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平安银行武汉分行：

学习优势 弥补短板

互联网金融怎样才能踏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政府、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三方应做哪些工作？对此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行长万安培谈了自己的看法。

“金融业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中国又是个人口大国，一个理财产品可能动辄绑定千万用户。倘若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缺位或引导不及时，很可能引发群体性金融风波。”他呼吁，可由银监部门牵头，联合互联网机构、金融机构召开专门的三方会议，共同研究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则，相互学习各自的优势以弥补各自的短板。“互联网机构应主动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建议，向金融系统学习专业的业务运作和风险防范制度；而金融业应虚心学习借鉴互联网技术，大胆创新服务，设计更多贴近社会大众和受实体经济欢迎的金融产品。”

在万安培看来，若想推动金融繁荣，监管部门、互联网和金融机构必须实现优势互补和信息共享，从而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推进中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今年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政府工作报告》

两会新闻中心3月9日表示，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这几年，每年城镇化率要提高约0.9%，就是每年要转移1000多万的农村人口。

小城镇改革研究专家指出，如果湖北能将政策和资源适当向中小城镇倾斜，增强中小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未来几年可带动外出劳动力返乡，让他们就近就地就业或创业，中小城镇会更有活力。还可以借机调整城市发展模式的不足，重点考虑大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湖北是中部大省，每年有上千万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发展不够均衡，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现实意义。

湖北地处我国“黄金十字架”的交叉点位置，能迅速汇集南北资源，可以在农民工市民化、劳动力转移、资金流向、技术转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辜胜阻：从解决“公平”开始

如何理解“三个1亿人”的概念？如何全面理解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路线图？对湖北而言又蕴藏着怎样的红利和挑战？为此湖北籍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了自己看法。

辜胜阻认为今年两会最大的亮点是城镇化。他说：“现在所有解读都认为报告中频率最高的是改革，不是城镇化。那么我告诉你，城镇化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等十余项改革。”

他表示，媒体在解读城镇化问题时只谈到“三个”目标，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总理的报告在城镇化、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上，应该是“3+X”：除了讲到的“三个1亿人”之外，还有一个路径问题，就是在不改变户籍的前提下，为外来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所以，他觉得“三个1亿人”只是一方面。如果要准确全面地理解总理提出的“城镇化”路线图，应该是“3+X”，涉及3亿人。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36年前的改革也是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是从农村到城市，那么，今天的改革涉及到几亿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化，也应从农村到城市。

辜胜阻认为“三个1亿人”具体可操作的方式和路线图，至少应该有四种途径：首先，城市把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所有常住人口；其次，3亿人中有1亿人可以改变户籍，落户城市；再次，随着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大量外出劳动力会留下来，实现就近城镇化、市民化；最后，在城乡接合部，拓展城市建设面积，让一部分村民变为市民。

他认为，在经济上，城镇化是最大的潜在内需。把一个农民变成市民，消费会得到很大的放大。有人说做得好会拉动3到6个百分点的GDP，有利于稳定当前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城镇化会实现一种平等。

他说，过去3 0 年，我们的城镇化焦点、着力点并不是“人”。城市土地面积增长了9倍，但是户籍人口的增长不到2倍，常住人口增长不到3倍，“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的城镇化”。

2.6亿农民工只是“半城镇化”，没有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现在就是要给予他们基本公共服务，让外来人口和市民之间能够同等享受公共服务，这就是平等，也就是“人的城镇化”的应有之义。

如果说36年前的农村改革是从解决“效率”开始的，那么今天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是从解决“公平”开始。

辜胜阻觉得城镇化中最重要的有五个方面的要素。即：“人、业、钱、地、房”，这里“人”指城镇化中人的市民化，“业”指转移人口的稳定就业，“钱”指投资。其中“人”是核心，“钱”是关键。所以建议要全面、科学、系统地建立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线图，明晰“3+X”的路径。

冯骥才：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

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

然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每天都有村落在消失，有的机构统计每天消失30个，有的机构统计每天消失250个，不同的机构统计的数据不尽相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的村落正在不断地消失。因此，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对此，著名民间文艺家冯骥才认为，城镇化不应该是“去乡村化”，更不应该是消灭农村，如果农村文明消灭了，那么城镇化也将会是单调和乏味的。

他觉得城镇化是一个时代性的潮流，也是一个趋势。他本人很赞成城镇化，但城镇化要有一个度。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农耕历史文明的大国，它有自己固定的文化形态，在城镇化改变过程中，会导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面的改变，甚至于导致固有的传统受到瓦解。

冯骥才认为，社会容易产生很多糊涂的观念，人们潜意识认为农耕文明或乡村文明一定比城市文明落后，实际上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

我们理解的城镇化，不能像一二十年前，简单地粗暴地理解为推平所有的村庄就是所谓的“城镇化”。他说：“这种简单粗暴地行为正是我所担心的，如果认为让农民搬进新楼里去了就能享受城市文明，认为农民住高楼了，点电灯了，有自来水了，就是城镇化了。这种理解是盲目的。”

他认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首先要制定保护的标准，配套法规；其次要将现代科技、现代文明便捷的生活方式输入村落；最后倡导新的村落经济，让村民既能享受到历史文明又能享受到现代文明。

冯骥才说：“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要先搞实验，实验后得出的结论说明，也许我们的想法比较幼稚，也可能我们的想法很好。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几个村子，就是说我们要迈出第一步，我们不能够停下来坐而论道，我们得先做起来，做出那么几个村子。”

他说他害怕我国20年前，那种摧古拉朽般的城市改造，把中国660个城市变成了千城一面，导致大城市拥挤小城市留不住人的现状，“别让乡恋变乡愁”他说。

他觉得那种历史的无知和历史的文化悲剧，不能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根性的家园里重演，我们一定要把传统村落的保护放到城镇化里面去，因为它是城镇化里面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