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两会

三月，春风，两会，暖人心。

2014年被称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3月3日，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适时召开，鼓舞亿万中国民心。

全面深化改革大幕既已开启，李克强总理指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人民向世人发出怎样的声音？

报告强调，继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简政放权、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这有力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改革的坚强决心；不仅如此，政府还实事求是地制定经济增长计划，2014年首次把GDP增长目标定在7.5%左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还特别强调出重拳治理雾霾，把生态环境放在国家战略高度。

“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呼声振聋发聩，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向环境誓死宣战的坚强决心。

——互联网金融首度写入了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在政府层面上正式获得了认可，也意味着“普惠金融”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今年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

——第一次明确指出：“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表明养老金双轨制改成一轨制已提上日程，使社会的资源公平地惠及到每一个人民群众。

——收入分配制地再度提起，彰显社会公平及让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生活的许诺又向前迈进一步。

亮点太多，新意频出， 精彩纷呈，历史让我们掀开崭新的下一页——

今年要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政府工作报告》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很多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关注较多的是近期全国多地出现的灰霾污染问题。雾霾问题也成为许多城市标志性难题，因此两会中治理污染被提到日程和首要位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可见国家把治理大气污染提升到国家意志和战略高度来解决。

根据人民网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9日全年，国家环保部重点监测的74个城市空气质量情况，武汉空气质量为：28天优，167天良，77天轻度污染，44天中度污染，33天重度污染，14天严重污染，超标天数比例为46.3%（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武汉这座地处长江中游地带的特大城市，自去年12月以来也出现过几次严重的雾霾现象，随着空气质量的持续下降，环境的不断改变，引起广大市民和百姓的关注。

作为武汉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以及能够做些什么才能降低雾霾现象发生？

地方政府应该出台哪些相应的政策，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和应对？这些都是市民近期谈论的热点话题。

PM2.5有177天超标

2014年1月20日，武汉市环保局发布2013年全年空气质量状况，2013年武汉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160天，优良率为43.8%。重度及严重污染天数有63天，占全年总天数17.3%。

污染物年均浓度，PM2.5有177天超标，超标率48.5%，平均下来，相当于每周至少出现一次重污染天气。

据相关数据统计，武汉全年有205天空气质量不达标，去年1月和12月的空气质量最为糟糕，均有5天严重污染和10余天的重度污染，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月和12月各仅1天。12月份武汉市两次启动雾霾天气三级应急响应，其中2013年12月16日至29日，雾霾天气三级应急响应整整持续了13天。

据武汉市环保局专家分析，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迅猛，大量的建筑工地施工造成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增多。去年雨水偏少、空气对流不畅的天气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加重大气污染。

此外，环保部门监测到本地排放与区域性污染相叠加的新污染特点，去年武汉市区受外源影响的频次和强度明显增加。一旦遇到不利气象条件和外源污染情况，全市空气中污染物浓度快速升高，加重空气污染程度。

据武汉环保部门联合中科院、清华大学等有关科研机构初步研究得出，武汉市外源污染约占20%-30%，但影响武汉市空气质量的内源污染物仍是主因。其中，工业源对武汉PM2.5贡献率排在第一位，约占40%，扬尘贡献率约占25%左右，机动车尾气排放约占20%左右，其他为生活源及农村面源。

污染物排放总量大

武汉空气污染加剧主要有哪些原因？有关部门有哪些应对措施？武汉市环保局专家作了详细分析和介绍。

武汉市空气污染，主要原因是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气象扩散条件不佳，本地污染与区域性污染叠加。

燃煤、机动车、工业、建设和交通扬尘是城市空气的主要污染源，近年来，武汉市区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或得到控制，但基数较大，特别是城市机动车增长迅猛，大量建筑工地施工建设，使得城市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维持在较高水平。

去年，武汉降雨量和降雨天数较前年大为减少，静稳天气增多，空气对流条件不好，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也是导致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气象原因，去年1月份，武汉地区PM2.5的浓度较常年平均值偏高50微克/立方米以上，较2011年偏高80微克/立方米以上。

去年，武汉受外源影响的频次和强度，以及持续时间都比较长。1月，受中东部大范围雾霾影响，武汉市优良天数仅1天；3月两次受北方浮尘天气影响；三季度几次受台风影响；去年10月以来，周边省市存在大量秸秆燃烧现象。区域污染与本地污染叠加后，遇到不利气象条件就会使污染加剧。

全社会参与防污治污

武汉环保专家分析重污染过程，仍然呈现污染范围大、污染程度重、持续时间长、累计速度快的特点，对于来自一部分二氧化硫的“贡献”，绝大部分来自周边的大型污染企业，市区内氮氧化物主要是来自机动车，这种增长速度也是导致我们污染持续积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至于去年12月16日至29日，武汉持续13天的灰霾污染过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资深专家认为，这些灰霾污染的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的污染物排放过大，这正好反映了我们国家多少年来，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减排、减排、再减排。既要

打好重污染的攻坚战，使灰霾这种重污染事件让它发生得越来越少，同时我们又要树立打持久战的准备。

至于如何有效的治理？相关专家认为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内容不够全面、法律责任不够明确、惩治力度不够大，因此国家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势在必行。他们认为治理环境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老虎更要打，对严重污染的企业要坚决关停。

武汉环保协会副秘书长认为，雾霾虽然出现在天上，但根子在地上，因此希望政府要严格地限制或禁止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型的产业项目；要尽快调整能源的消费结构，大力发展清洁型能源；第三建议创新制度和机制，通过完善制度机制来加大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治理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说，“防治污染，必须大气、水、土壤污染全方位治理。”要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污治污格局，各级政府、每个公民都应参与进来。

“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让“长江经济带”成为两会高频词汇之一。作为拥有长江干线最长的省份，建设长江经济带，湖北肩负重任。

长江经济带的话题引起湖北民众的热议，借力长江中游城市群，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湖北要怎么做？

城市群集体发声

武汉市市长唐良智认为“长江经济带将是个新的机遇”。据他介绍，长江中游四省都已做出响应，“算是有了个精彩的开头”。从去年的武汉共识到长沙宣言，长江中游城市群集体发声。

长江中游城市群对整个区域的拉动和抱团发展作用很大。唐良智举例道，武汉市目前在其他三个省会城市（长沙、南昌、合肥）投资了3077家企业，这三个省会城市在武汉投资有1898家企业，去年一年相互投资额超过了100亿元。

唐良智呼吁，长江经济带的具体规划应尽快出炉，希望有部门能牵头领导；其次，最好能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最后，要形成统一市场，但区域政策可以有差别，借以体现比较优势和战略目标。“东部的先发优势明显，西部有许多政策优惠，希望长江经济带能给中部带来政策上的实惠。”

长江航运已成重要引擎

据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唐冠军介绍：2013年，长江干线完成货物通过量近20亿吨，稳居世界第一。长江航运已经成为沿江综合运输大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沿江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沿江产业带聚集的重要引擎。

在他看来，要落实好“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必须重点打造“两个走廊”，即“长江经济走廊”和“长江绿色生态走廊”。前者以提升通过能力和航运物流体系建设为重点，服务流域综合运输体系的构建，以及沿江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对外开放开发。后者则努力把一条环境优

美、绿色清洁的“美丽长江”留给子孙后代。

江汉平原新机遇

据荆州市市长李建明介绍，自古以来，江汉平原就有鱼米之乡、天下粮仓的美誉。以荆州为例，油料和淡水产品产量均稳居全国市州第一，江汉平原农业科技资源密集，区域内聚集了武汉、荆州、仙桃和潜江四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他说建设长江经济带，为湖北特别是江汉平原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他建议，江汉平原地跨长江和汉江，国家可以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把江汉平原打造为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家高新农业产业示范区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而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李建明也呼吁，把江汉平原建成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加大农产品质量检验检疫力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让更多的长江水、湖北粮、荆楚味走向全国”。

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走廊

东风汽车公司高级工程师主管马力认为，长江经济带资源、技术和产业之间互补性强。比如，长江中下游沿线，具有较强的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在全国占有极大比重。湖北可以以汽车这个带动效应极强的支柱产业为主导，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加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发展协调，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走廊。

他建议，长江经济带应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联动机制，并逐步发展成为沿江一体化合作机制。“只要通过协作分工将各省市的优势产业和产品形成专业化生产，再通过联合的统一市场进行优势互补，生产成本将会大大下降，并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湖北优势凸显

湖北籍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说，总理报告中提到了长江经济带，这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中非常重要的战略。湖北的先天优势是水，水是城市的生命之源；第二个是科教资源优势。除了优势，我觉得湖北在长江经济带中间要发挥作用，要做好准备迎接三个机遇。

一是城镇化和城市群的发展机遇。湖北一直在牵头做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总理报告这次特别讲到要支持中西部城市群发展。对此，湖北要有迎接“双转移”的准备：沿海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归。

辜胜阻说：“我今年去黄冈调查，黄冈现在有2000多沿海打工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我把他们称为‘农海归’——农民工在沿海打工回乡创业。这个‘双转移’可以支撑中部城市群发展。”

第二是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说到底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第三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的机遇。总理讲过，要把服务业打造成最大的就业容纳器。

专家认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湖北有四大机遇：首先，湖北有条件在内地争取一个自由贸易区，利用战略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其次，继续打造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再次，要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建立长江航运中心，构建我国中部地区立体交通网络和全国“立交桥”式枢纽；第四，武汉应该抓住机遇建立国际港口和国家级农产品加工、食品制造和贸易中心，并将其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大战略。

“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舌尖上的安全”首入政府工作报告，用三个“最严”彰显了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决心。

“两会”上代表们表示，使用地沟油最高入死刑，机构改革整合散落的监管职能，“舌尖上的安全”从最高领导层多次提出……食品安全监管在变革，但是，源头违规隐患让“缝隙”仍存，违法成本低让企业屡罚屡犯。

代表们认为，食品安全法的修改，重在理顺监管体制，让“九龙治水”成为历史，从立法上避免监管缺位、越位、不到位。考虑让获刑者“终身禁入”，真正提高违法成本。还要把新业态纳入管理，让消费者“舌尖”无忧。

武汉试点：

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在中央“两会”快结束的最后一天，为响应严格监管食药安全，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的号召，3月13日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召开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工作会议，部署今年武汉市将率先在乳制品生产企业、大型超市和特大型餐饮单位开展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记者从会上据悉，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今年起，先在大型超市内的生鲜和蔬菜两类品种上试点推行二维码追溯系统，消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知道生产者、供货商、食品质量等基本信息，以及投诉举报信息。对于信息比较齐全的企业，消费者甚至能查到某种蔬菜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采摘、由谁管理等信息。

“以后，超市内生鲜蔬菜会在预包装上直接贴上二维码，或者散装食品称了后，电子台秤打出的价签上会印上相应的二维码。”该局负责人介绍，消费者可以使用超市的服务终端，或免费下载手机二维码扫描软件，快速地获取食品质量安全信息。

提供虚假信息将被追责

武汉大超市推行二维码追溯系统，需要生鲜食品和蔬菜的供货商或生产厂家，向超市提供较为详细、全面的食品相关信息，如供货商的公司名称、负责人姓名、公司地址、联系电话等，而超市也会对进场商品信息进行核对验货。如果监管部门发现通过二维码查询到的食品存在虚假信息，相关方面将被严厉追责。

据介绍，今年起江城试点建设“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在大型超市内的生鲜蔬菜上贴上二维码，市民只需拿手机轻轻一扫食品上的二维码，相关产地和质量信息就会一清二楚地显示出来。

按计划，该体系今年率先在中百仓储、武商量贩、中商平价三大本土企业试点，至7月中旬覆盖上述三大超市50%的卖场，接着还将推广至华润苏果、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大润发等超市。

“中百仓储15家门店去年开始运用二维码技术，除对部分生鲜食品进行追溯，还应用在卤制品、糕点和豆制品等品种上，效果很好。”据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食品可追溯体系可以详细记录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相关信息，当发现“问题食品”或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能够及时有效进行追溯，以保障公众食品安全。

鄂17个市州食药试点

对此记者走访了湖北省食药监局，该部门表示2014年舌尖上的安全监管，将从制度体系、日常监管、综合治理、社会共治等方面花大力气，完善从食品原辅料到餐桌消费的监管制度体系。

据介绍，2014年全省17个市州各承担一项食品药品监管试点，制定一个地方食品标准，抓好一个重点食品品种的规范监管执法。

今年我省食药监系统将重点监管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食品、乳制品、肉制品等，重点治理各类“行业潜规则”，依法严厉处置不合格产品。同时对城乡接合部、广大农村地区等区域加强监管。

据了解，我省还将探索食品生产经营准入退出机制、食品安全监管机制、风险管控机制，以及责任追究机制，推进出台《湖北省食品安全管理规定》、湖北省食品药品安全管理责任考核办法、食品药品日常监管执法规范和行政处罚规范等十方面制度。

一旦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能健康发展，引领金融的未来，不仅在实现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估量，最终有可能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话语权，甚至可以主导全球金融。

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元年，银行业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造成银行息差规模增速放缓、净息差收窄等。互联网猛攻银行，我们从2013年首份银行年报上能看出端倪。

互联网金融在过去一年成为金融业的焦点，也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各种围绕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讨论声不绝于耳。

争议的焦点在于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快速膨胀是否会干扰利率市场，给中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造成威胁。

2014年3月“两会”，互联网金融首度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在政府层面上正式获得了认可，也意味着“普惠金融”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互联网“鲇鱼效应”

3月5日当天，湖北网友“SXn”发帖说：“余额宝是不错的哦，我存了六万元，二个月下来就有600多元了!”上海网友“空空如爷”跟帖这样说：“下降也比银行利息高嘛，在没其他更高收益的安全投资情况下，还是首选放余额宝或理财通，绝不存在银行。”

诚然，互联网金融对银行和普通民众都有很大的影响，从打车神器到互联网金融的“各种宝”，互联网的每一次创新都带来了“鲇鱼效应”，激活了市场，也给行业秩序和监管等带来不小挑战。

平安银行行长邵平3月7日在年报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在存款方面，商业银行确实受到了“余额宝”等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冲击。

他表示：“互联网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冲击，同时也给商业银行带来诸多创新机会，互联网金融对我们商业银行的互联网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使商业银行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专家表示，一旦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能健康发展，引领金融的未来，不仅在实现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估量，最终有可能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话语权，甚至可以主导全球金融。

周小川：鼓励互联网金融

对于互联网金融以及余额宝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中明确表示：“金融领域鼓励科技的应用”。

他说：“互联网的金融业务发展也算是一个新事物，所以过去的政策、监管、调控，各个方面不能完全适应，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总的来讲金融业的政策是鼓励科技的应用，因此也要跟上时代与科技的脚步。”

他指出：“现有的政策有的不全面，个别有漏洞，有的地方竞争上不一定公平，这都会通过改善来促使健康发展。”

周小川在参加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时说，对于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

湖北银监局：互联网金融潜在大风险

湖北银监局局长邓智毅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味排斥互联网金融不理智，不久的未来，传统银行业和互联网金融一定会深度融合，产生一种新的金融形态。

邓智毅说，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大数据时代，这是对整个工业文明的颠覆和冲击，从标准化、批量化的传统生产，转向个性化、私人定制的产供销模式。在此大背景下，银行业作为最古老的传统行业，一定也会受到颠覆性、革命性的冲击，犹如媒体业所遭遇的一样。

“银行一味地排斥互联网金融是不理智的。互联网金融一味地野蛮生长，也是不明智的。”他回顾历史说，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银行业经历了两个时段：金融的网络化和网络的金融化。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两种趋势会慢慢融合，并产生一种新的金融形态，因为传统的金融业一定会变，而互联网金融业不会“草莽成长”。

邓智毅认为，新的金融形态产生后，从对商业银行模式的调整，到货币政策的调控，监管指标的设计和手段等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的货币调控是基于基础货币、流通速度等调控，但现在宏观调控的基数发生了改变，所以美国周刊说要重新定义货币，也有人讨论银行物理门店会不会成为新世纪的“恐龙”。

作为新生事物，以余额宝、理财通乃至微信红包、嘀嘀打车等形式呈现出来的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衍生创新，在过去大半年中也激发了空前的热议。议论的焦点包括互联网金融是否会存在潜在风险、是否应厉行监管，是否应当给这匹“马驹”套上笼子等等。

作为湖北银监局局长，邓智毅也一样看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潜在风险。“从某种意义讲，新的金融业态的风险更大，假如整个大数据崩溃，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定要万分小心。例如过去只是在地上跑，只是撞个墙，现在是在天上飞，一旦出事机毁人亡”。

面对不少银行认为监管部门对银行有诸多要求，而对互联网金融却监管得少。对此邓智毅回应，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看其资金的用途，假如用集并的资金去买货币基金，证监部门就要按资本市场的规则来引导；如果是银行间协议存款，毫无疑问要按银行业的规则来操作；如果在网上卖保险，则要按保监会规则来办理。

至于监管手段，也将不再是“查报表”的传统工具。邓智毅表示，银监会已经启动east系统，通过数据的清理、挖掘和背后的模型设计，几秒钟就能把问题锁定。

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业打算如何应对？邓智毅说，各家银行现在已经在出台各种措施，这就是市场竞争。外来者打破了游戏规则，逼着银行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所以马云说了，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平安银行武汉分行：

学习优势 弥补短板

互联网金融怎样才能踏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政府、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三方应做哪些工作？对此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行长万安培谈了自己的看法。

“金融业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中国又是个人口大国，一个理财产品可能动辄绑定千万用户。倘若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缺位或引导不及时，很可能引发群体性金融风波。”他呼吁，可由银监部门牵头，联合互联网机构、金融机构召开专门的三方会议，共同研究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则，相互学习各自的优势以弥补各自的短板。“互联网机构应主动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建议，向金融系统学习专业的业务运作和风险防范制度；而金融业应虚心学习借鉴互联网技术，大胆创新服务，设计更多贴近社会大众和受实体经济欢迎的金融产品。”

在万安培看来，若想推动金融繁荣，监管部门、互联网和金融机构必须实现优势互补和信息共享，从而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推进中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今年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政府工作报告》

两会新闻中心3月9日表示，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这几年，每年城镇化率要提高约0.9%，就是每年要转移1000多万的农村人口。

小城镇改革研究专家指出，如果湖北能将政策和资源适当向中小城镇倾斜，增强中小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未来几年可带动外出劳动力返乡，让他们就近就地就业或创业，中小城镇会更有活力。还可以借机调整城市发展模式的不足，重点考虑大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湖北是中部大省，每年有上千万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发展不够均衡，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现实意义。

湖北地处我国“黄金十字架”的交叉点位置，能迅速汇集南北资源，可以在农民工市民化、劳动力转移、资金流向、技术转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辜胜阻：从解决“公平”开始

如何理解“三个1亿人”的概念？如何全面理解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路线图？对湖北而言又蕴藏着怎样的红利和挑战？为此湖北籍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了自己看法。

辜胜阻认为今年两会最大的亮点是城镇化。他说：“现在所有解读都认为报告中频率最高的是改革，不是城镇化。那么我告诉你，城镇化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等十余项改革。”

他表示，媒体在解读城镇化问题时只谈到“三个”目标，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总理的报告在城镇化、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上，应该是“3+X”：除了讲到的“三个1亿人”之外，还有一个路径问题，就是在不改变户籍的前提下，为外来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所以，他觉得“三个1亿人”只是一方面。如果要准确全面地理解总理提出的“城镇化”路线图，应该是“3+X”，涉及3亿人。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36年前的改革也是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是从农村到城市，那么，今天的改革涉及到几亿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化，也应从农村到城市。

辜胜阻认为“三个1亿人”具体可操作的方式和路线图，至少应该有四种途径：首先，城市把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所有常住人口；其次，3亿人中有1亿人可以改变户籍，落户城市；再次，随着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大量外出劳动力会留下来，实现就近城镇化、市民化；最后，在城乡接合部，拓展城市建设面积，让一部分村民变为市民。

他认为，在经济上，城镇化是最大的潜在内需。把一个农民变成市民，消费会得到很大的放大。有人说做得好会拉动3到6个百分点的GDP，有利于稳定当前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城镇化会实现一种平等。

他说，过去3 0 年，我们的城镇化焦点、着力点并不是“人”。城市土地面积增长了9倍，但是户籍人口的增长不到2倍，常住人口增长不到3倍，“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的城镇化”。

2.6亿农民工只是“半城镇化”，没有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现在就是要给予他们基本公共服务，让外来人口和市民之间能够同等享受公共服务，这就是平等，也就是“人的城镇化”的应有之义。

如果说36年前的农村改革是从解决“效率”开始的，那么今天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是从解决“公平”开始。

辜胜阻觉得城镇化中最重要的有五个方面的要素。即：“人、业、钱、地、房”，这里“人”指城镇化中人的市民化，“业”指转移人口的稳定就业，“钱”指投资。其中“人”是核心，“钱”是关键。所以建议要全面、科学、系统地建立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线图，明晰“3+X”的路径。

冯骥才：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

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

然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每天都有村落在消失，有的机构统计每天消失30个，有的机构统计每天消失250个，不同的机构统计的数据不尽相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的村落正在不断地消失。因此，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对此，著名民间文艺家冯骥才认为，城镇化不应该是“去乡村化”，更不应该是消灭农村，如果农村文明消灭了，那么城镇化也将会是单调和乏味的。

他觉得城镇化是一个时代性的潮流，也是一个趋势。他本人很赞成城镇化，但城镇化要有一个度。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农耕历史文明的大国，它有自己固定的文化形态，在城镇化改变过程中，会导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面的改变，甚至于导致固有的传统受到瓦解。

冯骥才认为，社会容易产生很多糊涂的观念，人们潜意识认为农耕文明或乡村文明一定比城市文明落后，实际上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

我们理解的城镇化，不能像一二十年前，简单地粗暴地理解为推平所有的村庄就是所谓的“城镇化”。他说：“这种简单粗暴地行为正是我所担心的，如果认为让农民搬进新楼里去了就能享受城市文明，认为农民住高楼了，点电灯了，有自来水了，就是城镇化了。这种理解是盲目的。”

他认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首先要制定保护的标准，配套法规；其次要将现代科技、现代文明便捷的生活方式输入村落；最后倡导新的村落经济，让村民既能享受到历史文明又能享受到现代文明。

冯骥才说：“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要先搞实验，实验后得出的结论说明，也许我们的想法比较幼稚，也可能我们的想法很好。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几个村子，就是说我们要迈出第一步，我们不能够停下来坐而论道，我们得先做起来，做出那么几个村子。”

他说他害怕我国20年前，那种摧古拉朽般的城市改造，把中国660个城市变成了千城一面，导致大城市拥挤小城市留不住人的现状，“别让乡恋变乡愁”他说。

他觉得那种历史的无知和历史的文化悲剧，不能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根性的家园里重演，我们一定要把传统村落的保护放到城镇化里面去，因为它是城镇化里面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