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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应对这些变化的方法是将公众舆论纳入决策的考量，与此同时仍保持基本的政治架构。但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能够在不彻底改革执政体制的情况下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那么他们就错了。以弱政府和较强公民社会为特点的中国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架构。
它需要加强依法治国的力度，建立更加可信的机制——如法院和立法机构——以化解冲突，协调各方利益及分配资源。它还需要提高政府监管水平、透明度和建立问责制。如果缺乏这些发展，中国在未来出现动荡的风险将高于过去。鉴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全球影响力，毫无疑问，这种动荡的余震将波及中国的邻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中国过去的改革已造成了新的形势，其领导人必须尽快适应这一新形势。改革就像是骑自行车，越是勇往直前，越不会从车上掉下。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政府可以从三种类型中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传统型、领导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在整个改革阶段，中国已从前两种合法性基础，转向第三种类型。 换而言之，中国已从依赖个人信誉的强人统治转向受到集体决策、任期、其他道德标准和公众舆论限制的领导人统治。正如一位资深外交官在2002年对我说的：“以前可以一人拍板做决定，现在则必须集体协商。”
然而，自毛泽东以后，中国的社会和官僚体制已出现分化，让北京做决策和落实政策更加困难。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政府已在发展一种专制但积极响应的体制，显然是在平衡地方、权力和政策方面的利益。尽管自我表达的路径仍然受限，精英层的决策仍不透明，但中国的执政者现在试图解决利益之争导致的冲突，而非对其进行压制。只有当他们认为这些争端会对自己造成极大危险时，才会采取措施压制。
(原标题：美刊：中国应加强依法治国力度)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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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