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特别展在东京开幕 大报帖参展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书圣·王羲之”展览现场

日本所藏《伯远帖》摹本

日本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

王铎临淳化阁帖书画合璧卷(局部)

董其昌行草书《初祖赞》等(局部)

董其昌行草书《初祖赞》等(局部)

“书圣·王羲之”特展展馆的《行穰帖》后面便是前不久极受关注的《大报帖》，对于这一横空出世的右军书迹摹本，中日书法界讨论颇多，现场再次细观，大小不足八开，青紫色绫裱，四围包装如小盒，折痕清晰可见，末行纸质漫漶尤多，大概经过不少修补，右上有江户时代古笔了仲所作题签“小野道风朝臣”——古笔了仲认定这是小野道风所作，而富田淳则从纸样、双钩技术、文章内容等三方面重新鉴定为王羲之书迹唐代摹本。

不少书法研究者关注的是——这到底是什么时代的摹本？从书迹分析，应当说，这一摹本笔势间仍保留些许雄强流丽之气，但一些字也确实存在问题，如“呈（或解作“差”）与“也”等的笔势绵软，“佳”字右边的纤弱等，虽然富田先生把双钩摹本的参照作为一个重要证据，并强调指“这种水平的双钩”，其参照主要即指日本所藏的《丧乱帖》等，好在《丧乱帖》就在旁边，来来回回对比看过几次，虽然都是双钩，但不得不承认，《大报帖》的神采确实是相差太多的。

对于《大报帖》是不是唐以后的摹本，富田淳在访谈中亦未完全否定，只是表示“不好说”。

最初发现《大报帖》与《妹至帖》都是日本五岛美术馆理事名儿耶明，他在其《关于新发现的王羲之尺牍断简》还透露，“据称精致的手鉴上还贴有前田家藏的‘大圣武’、‘蝶鸟下绘法华经断简’。因《孔侍中帖》为前田家的家传之物，如果认为《妹至帖》也曾被贴在前田家的‘手鉴’上，那么这幅断简属于王羲之书简之一的可能性岂不是更高？”换言之，《妹至帖》是前田家藏，则《大报帖》同样也会是前田家藏，可惜的是名儿耶明先生所用的只是“据称”二字，并未出示相关证据。有意思的是，名儿耶明认为“大报帖”之“大”与“期”（指王延期）字一样，也是人名，他认为“大”指王邵，也即王导的儿子，不过似乎证据更不足，只能说是推测而已。

有些可惜的是一直关注此事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先生因病住院，而东京举办这一展览又未邀请中国专家前往观摩，否则，王连起先生的体会应当是值得珍视的。但不管如何，且不论书法价值如何，因为《大报帖〉与《妹至帖》的出现，至少在王羲之的文献等方面，补了一个空白。至于这样私人收藏的摹本会不会再次现身拍场，或者如《妹至帖》一般惨淡流拍，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妹至帖》并未与《大报帖》同时展出，因展览场地原因要到第二批才会露面，另一名帖《孔侍中帖》同样在第二批展出。

展出的《丧乱得示二谢帖》是2006年“中日书法珍品展”以后第一次展示，也是自己第二次近距离观摩这一名帖。碑帖专家汪庆正生前曾这样表示：“吾师徐森玉先生当时就极为赞美此帖，认为是王羲之至精至美的墨迹。我想，世间如果真要有王羲之墨本真迹的话，《丧乱帖》就应该是唯一的墨宝了。”这一名帖在个人心目的地位其实是无法以语言表达的，亦如自己此前文中所写：“晋室渡江前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礼崩乐坏，几乎是中华民族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而其后诞生的《丧乱帖》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真实地纪录了那个时代人物的悲欢，世族大家的王谢子弟短短八行文字尚且连续写下四个‘奈何’，普通的百姓又会怎样呢？”

历史似乎是一个玩笑，王羲之的真迹已经完全散失，然而在一衣带水的东瀛依然凭双钩技术保留一份相对真实的影像，而同样是这个用心保留《丧乱帖》的岛国，在七十年前却给其文化母国带来巨大的伤痛，甚至，所带来的“丧乱之极”远甚于右军所感——日军侵华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罄竹难书，如右军所言：“丧乱之极……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 而那样的苦痛，那种汉人历史因异族入侵经历多次“丧乱之极”的大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宇宙人生的反思与文化，在我身边那些虔诚读帖的日本人能真正体会吗？

也许是很难的。

右军之书，本质上决非技法，更是境界与人格。以书法而言，读日本人的书法，无论是本质的纤细或故作雄强的一面，感觉总难以达到一种真正雄强大悲的境界，虽然现在看，日本也许表面上保留了那么多唐宋遗风。

《丧乱帖》之后则是东京台东区立博物馆提供的王献之书法《地黄汤帖》（唐摹），2006年亦曾见于上海“中日书法珍品展”。

王珣的《伯远帖》卷首有“晋帖唐模”字样，绢本，而真迹则在北京故宫（即乾隆所谓“三希”之一），其中有“自以赢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尅申”，所谓“志在优游”，与右军辞官誓墓后“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都是一种晋人意态，也是真正的中国文人心心念念的所在。此帖虽被东京国立博物馆定为“唐摹本”，然而此一版本的《伯远帖》与故宫所藏《伯远帖》的圆畅自适、潇洒古淡相比，神态实在相差太多，笔划的绵软做作时时可见，故宫《伯远帖》后面有着极其豪华的题跋（董其昌题跋称之为“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乾隆题识之外且绘枯树文石，卷尾附董邦达绘图等），而东京所展《伯远帖》有“韩奇观，吴郡张伯玉恭览”，印有“项子京家珍藏”印，卷末署翁方纲跋，却直接以“王珣伯远帖真迹”立论，此卷也不知何时流入日本？也许和众多流到日本的文物一样有着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但稍可安慰的是，见证“江左风流”的存世极少的晋墨（陆机《平复帖》与王珣《伯远帖》）依然还在中国。也不得不感叹与感谢促成《伯远帖》回归大陆的王冶秋、马衡等文物界前辈的魄力与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