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
网易财经12月14日讯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在论坛上表示,政府需要对公共资源配置进行干预,但是需要提高配置效率。
周林在现场举了北京上海车牌限牌的例子,上海是采用拍卖,利用价格机制调节,而北京采用摇号,利用平等机制调剂,他认为上海的方式对资源配置更为有效。他表示,因为车并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交通完全可以通过公共交通,可以通过地铁,可以通过汽车来实现你的需求。这个情况下,公平就不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物品服务配制上,公平是非常重要的,假定我们谈到医疗,内脏的移植,比如说肾移植,在这方面所有的病人,无论是穷还是富,生命都是一样的,而且除此以外,如果我需要肾移植,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用价格配制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车,这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周林认为,政府在公共资源的配置是需要进行干预的,但是还有很大的空间,怎么提高的更加好,更加公平,或者说更加透明的把这些资源进行配制。
周林称,希望十八大以后整个国家经济决策过程会有更大的改善,能够更加好的把资源的配制,不管是通过市场也好,还是通过政府的决策也好,把资源的配制效率能够更大的提高。
以下是文字实录:
周林:
感谢网易邀请我来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此次活动,茅老和高老对政府和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都做了非常好的阐述,特别是高老又强调了怎样激发民间企业的正能量。刚才茅老也说了,在某些方面,政府的功能还是必要的,民间企业的活力,刚才高老已经比较多的说了,我再讲一下,政府的决策方面,有一些经济上的决策是由政府做的,在这里面提高政府的决策效率也有空间。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不用说非常深刻的理论,大家都知道交通,中国各个大城市的交通是非常成问题的,北京的朋友体会最深刻,我一个朋友跟我说“首都”应该改名叫“首堵”,堵得特别厉害。交通问题绝对不是单靠市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交通有外部性,如果说大家都要开小车去工作,对其他人就会造成不便。这样的问题怎么来处理,其实有不同的做法。
在国内,上海市是最早开始限制小车的牌照,这个措施当然已经十多年了,开始还得到了各方面的议论,如果现在大家有机会去上海去一下,虽然上下班时间交通还是非常堵的,但是总体来说比北京的情况好很多。其实限制小车牌照的这条道路,看来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当交通拥挤到一定程度是必须要做的。上海采用的办法是通过拍卖,
在国内,上海市是最早开始限制小车的牌照,这个措施当然已经十多年了,开始还得到了各方面的议论,如果现在大家有机会去上海去一下,虽然上下班时间交通还是非常堵的,但是总体来说比北京的情况好很多。其实限制小车牌照的这条道路,看来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当交通拥挤到一定程度是必须要做的。上海采用的办法是通过拍卖,这里有很多的争议,北京政府前年开始看到了这个问题,北京政府采用的是摇号的方式解决,同样一个问题,上海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决策,但是更多的是借用市场的力量,通过价格机制调整,把有限的牌照配制到需要牌照的车主里去。另外一方面,北京采用的方式是摇号,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做比较,哪一个办法更好一些,更合理一些。
我从上海来,我觉得上海的拍卖更好,到了北京,北京还是有经济的道理,这也呼应前面茅老讲到的,怎样更加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通过拍卖,通过价格使最终有限的牌照能够到最需要这些牌照的车主手里,我非常想要一个牌照的话,可以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来得到。而在北京,这个办法就得不到解决,因为基本上北京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参加摇号,不管是非常需要,你的工作使得你必须要有一个私车使得你更方便到各个地方去,还是我仅仅是要有一个车能够帮助我周末进行郊游或者娱乐,区分不开。现在北京摇号已经达到67:1,每一个号有67个人去申请。最后通过摇号实现的配制,肯定不是有效的配制,有些人其实并不是特别需要。
从提高政府效率来看,显然用一个方法比另外一个方法更好。当然北京的朋友或者北京的政府官员可能会说,这个事情上北京还是出于公平,让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这个问题里面,公平是不是特别重要,今天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车并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交通完全可以通过公共交通,可以通过地铁,可以通过汽车来实现你的需求。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社会上能够提供一些可行的、有效的选择,本身拥有小车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必需品。这个情况下,公平就不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物品服务配制上,公平是非常重要的,假定我们谈到医疗,内脏的移植,比如说肾移植,在这方面所有的病人,无论是穷还是富,生命都是一样的,而且除此以外,如果我需要肾移植,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用价格配制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车,这是非常合理的。
另外一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光看表面的现象,像公平的说法,实际上在真正执行当中就会打很大的折扣。过去美国政府也有同样的问题,资源有限的时候,比如说广播电台的波段配制,要是通过行政手段,通过申请或者摇号的话,就会低效,而且还会给腐败产生温床,一旦政府官员手里有了权,可以来配制有限的资源,马上就会产生寻租的现象。本来这还只是理论的可能,最近网上已经有了,指控北京市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在黑市上,通过他掌握的资源把牌照卖掉,市场上已经有这样的交易了,虽然看似没有交易,但是实际上黑市上已经有了。上海通过正常的市场进行拍卖,现在是6万,近7万,北京摇号结束以后,还有一个黑市,大概要20万,更加贵,要是说不公平,这更加不公平。特别是对于腐败,行政官员的腐败,又提供了一种可能。
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想说明什么呢?公共资源有些时候,按照茅老、高老所说,政府是需要进行干预的,其实这方面的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还是有怎么提高的更加好,更加公平,或者说更加透明的把这些资源进行配制。经济学还有很多很多的理论和实践可以供大家借鉴,实际上今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微观市场上,包括教育市场,学校的分配,怎样把学校和学生申请入学学籍进行配制,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虽然某些方面我们要让政府发挥作用,但是同样,政府的决策也应该更多的提高效率。
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之间,和专家之间的对话是不平等的,而且也是很少的,这就产生很多情况下,明明各方面的经验,包括国际,其他国家,其他城市的经验,新加坡也是通过拍卖来配制它有限的牌照,其实这些决策,政府官员并不来听你的。
往往政府官员更加希望听到经济学家的声音,是当他已经决定怎么做以后,他请你来帮他捧捧场,这是一种很不对称的情况,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更进一步的深化,应该有更多的决策让政府的决策受到社会的监督,受到经济学家的建议和帮助。公共决策化在国外都有很成熟的程序,重大的决策必须组织听证会,有听证会可以有专家的参与,可以有相关利益者的参与,特别是有民众的参与。现在中国有些地方也开始实行类似听证的手段,但是执行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问题,有些听证会是闭门的,或者是事先找一些托儿来托政府的机制。这一点,希望十八大以后整个国家政治决策过程,包括经济决策过程都应该会有更大的改善,能够更加好的把资源的配制,不管是通过市场也好,还是通过政府的决策也好,把资源的配制效率能够更大的提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