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政府需要干预公共资源配置 但需提高效率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

网易财经12月14日讯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在论坛上表示，政府需要对公共资源配置进行干预，但是需要提高配置效率。

周林在现场举了北京上海车牌限牌的例子，上海是采用拍卖，利用价格机制调节，而北京采用摇号，利用平等机制调剂，他认为上海的方式对资源配置更为有效。他表示，因为车并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交通完全可以通过公共交通，可以通过地铁，可以通过汽车来实现你的需求。这个情况下，公平就不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物品服务配制上，公平是非常重要的，假定我们谈到医疗，内脏的移植，比如说肾移植，在这方面所有的病人，无论是穷还是富，生命都是一样的，而且除此以外，如果我需要肾移植，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用价格配制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车，这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周林认为，政府在公共资源的配置是需要进行干预的，但是还有很大的空间，怎么提高的更加好，更加公平，或者说更加透明的把这些资源进行配制。

周林称，希望十八大以后整个国家经济决策过程会有更大的改善，能够更加好的把资源的配制，不管是通过市场也好，还是通过政府的决策也好，把资源的配制效率能够更大的提高。

以下是文字实录：

周林：

感谢网易邀请我来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此次活动，茅老和高老对政府和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都做了非常好的阐述，特别是高老又强调了怎样激发民间企业的正能量。刚才茅老也说了，在某些方面，政府的功能还是必要的，民间企业的活力，刚才高老已经比较多的说了，我再讲一下，政府的决策方面，有一些经济上的决策是由政府做的，在这里面提高政府的决策效率也有空间。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不用说非常深刻的理论，大家都知道交通，中国各个大城市的交通是非常成问题的，北京的朋友体会最深刻，我一个朋友跟我说“首都”应该改名叫“首堵”，堵得特别厉害。交通问题绝对不是单靠市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交通有外部性，如果说大家都要开小车去工作，对其他人就会造成不便。这样的问题怎么来处理，其实有不同的做法。

在国内，上海市是最早开始限制小车的牌照，这个措施当然已经十多年了，开始还得到了各方面的议论，如果现在大家有机会去上海去一下，虽然上下班时间交通还是非常堵的，但是总体来说比北京的情况好很多。其实限制小车牌照的这条道路，看来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当交通拥挤到一定程度是必须要做的。上海采用的办法是通过拍卖，

在国内，上海市是最早开始限制小车的牌照，这个措施当然已经十多年了，开始还得到了各方面的议论，如果现在大家有机会去上海去一下，虽然上下班时间交通还是非常堵的，但是总体来说比北京的情况好很多。其实限制小车牌照的这条道路，看来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当交通拥挤到一定程度是必须要做的。上海采用的办法是通过拍卖，这里有很多的争议，北京政府前年开始看到了这个问题，北京政府采用的是摇号的方式解决，同样一个问题，上海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决策，但是更多的是借用市场的力量，通过价格机制调整，把有限的牌照配制到需要牌照的车主里去。另外一方面，北京采用的方式是摇号，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做比较，哪一个办法更好一些，更合理一些。

我从上海来，我觉得上海的拍卖更好，到了北京，北京还是有经济的道理，这也呼应前面茅老讲到的，怎样更加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通过拍卖，通过价格使最终有限的牌照能够到最需要这些牌照的车主手里，我非常想要一个牌照的话，可以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来得到。而在北京，这个办法就得不到解决，因为基本上北京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参加摇号，不管是非常需要，你的工作使得你必须要有一个私车使得你更方便到各个地方去，还是我仅仅是要有一个车能够帮助我周末进行郊游或者娱乐，区分不开。现在北京摇号已经达到67：1，每一个号有67个人去申请。最后通过摇号实现的配制，肯定不是有效的配制，有些人其实并不是特别需要。

从提高政府效率来看，显然用一个方法比另外一个方法更好。当然北京的朋友或者北京的政府官员可能会说，这个事情上北京还是出于公平，让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这个问题里面，公平是不是特别重要，今天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车并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交通完全可以通过公共交通，可以通过地铁，可以通过汽车来实现你的需求。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社会上能够提供一些可行的、有效的选择，本身拥有小车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必需品。这个情况下，公平就不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物品服务配制上，公平是非常重要的，假定我们谈到医疗，内脏的移植，比如说肾移植，在这方面所有的病人，无论是穷还是富，生命都是一样的，而且除此以外，如果我需要肾移植，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用价格配制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车，这是非常合理的。

另外一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光看表面的现象，像公平的说法，实际上在真正执行当中就会打很大的折扣。过去美国政府也有同样的问题，资源有限的时候，比如说广播电台的波段配制，要是通过行政手段，通过申请或者摇号的话，就会低效，而且还会给腐败产生温床，一旦政府官员手里有了权，可以来配制有限的资源，马上就会产生寻租的现象。本来这还只是理论的可能，最近网上已经有了，指控北京市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在黑市上，通过他掌握的资源把牌照卖掉，市场上已经有这样的交易了，虽然看似没有交易，但是实际上黑市上已经有了。上海通过正常的市场进行拍卖，现在是6万，近7万，北京摇号结束以后，还有一个黑市，大概要20万，更加贵，要是说不公平，这更加不公平。特别是对于腐败，行政官员的腐败，又提供了一种可能。

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想说明什么呢？公共资源有些时候，按照茅老、高老所说，政府是需要进行干预的，其实这方面的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还是有怎么提高的更加好，更加公平，或者说更加透明的把这些资源进行配制。经济学还有很多很多的理论和实践可以供大家借鉴，实际上今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微观市场上，包括教育市场，学校的分配，怎样把学校和学生申请入学学籍进行配制，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虽然某些方面我们要让政府发挥作用，但是同样，政府的决策也应该更多的提高效率。

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之间，和专家之间的对话是不平等的，而且也是很少的，这就产生很多情况下，明明各方面的经验，包括国际，其他国家，其他城市的经验，新加坡也是通过拍卖来配制它有限的牌照，其实这些决策，政府官员并不来听你的。

往往政府官员更加希望听到经济学家的声音，是当他已经决定怎么做以后，他请你来帮他捧捧场，这是一种很不对称的情况，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更进一步的深化，应该有更多的决策让政府的决策受到社会的监督，受到经济学家的建议和帮助。公共决策化在国外都有很成熟的程序，重大的决策必须组织听证会，有听证会可以有专家的参与，可以有相关利益者的参与，特别是有民众的参与。现在中国有些地方也开始实行类似听证的手段，但是执行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问题，有些听证会是闭门的，或者是事先找一些托儿来托政府的机制。这一点，希望十八大以后整个国家政治决策过程，包括经济决策过程都应该会有更大的改善，能够更加好的把资源的配制，不管是通过市场也好，还是通过政府的决策也好，把资源的配制效率能够更大的提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