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想介绍一下零售业的问题，大家知道沃尔玛最先进入深圳，96、97年就进入了，最先开始导致深圳的零售企业几乎关门倒闭的地步了，经过几年，现在深圳本土的零售企业都发展壮大起来了，外资的进入虽然是给本土的零售业带来了冲击，经过几年的自由竞争，本土的企业又发展起来了，现在有天鸿，贸业，华润万家，民润这些连锁企业，在深圳你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相差无几，后来家乐福又进来，深圳是特区，开放的很早。这方面没有太多的考虑安全的问题，而是考虑怎么样引进的问题，当时没有特别多经济安全的考虑，而是从引进外资的角度来考虑，放得比较快，发展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好的。
另外我想介绍一下深圳的金融服务业，我们知道深发展他的最大股东是一个外资，平安集团，招商银行他们都有很大的外资股份，有的属于中资背景的，如果中资控股的股东在境外，怎样监管，这真是一个难题，很多企业都是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在深圳就没有引起经济安全的考虑？因为深圳本身当时是一个经济特区，大家把它作为一个试验田，不管成败与否，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全国都在开放，就不是冲击一个弹丸之地了，而是这么大的领土都要面临外资的进入，这也是很正常的。究竟外资进入会不会有控制，我们自己也在做这个课题，但是没有这么高的理论研究水平，只是通过实例的分析，可能对地方政府会有所借鉴。
另外我想介绍一个走出去的企业，康佳集团，当时他走出去也是有他特殊的原因，他出口欧盟的彩电被反倾销调查，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率，导致欧盟市场的受阻，在美国也是，他后来在土耳其，墨西哥设了两个厂，土耳其的厂不是很成功，墨西哥的厂还是可以，他在美国市场不用康佳的品牌了，用了另外一个品牌。这是一个必然的客观现象，但是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从这里推导一些规律性的，我们作为地方特别愿意参与这些方面的工作，也希望各位领导和专家到深圳来指导我们工作。
兰天山：各位专家讲的都非常好，通过听了一天大家讲的特别好的观点，受益匪浅，我也谈一点我自己的想法，杨局长、王教授主持这样的课题选得非常好，现在关于跨国并购和产业安全这个问题之所以，或者说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是一个好事情，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来看，每一次，每个问题引起热议，引起争议的时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大跨越的时期，包括我们从最开始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到姓中性外的争论，对于推动下一轮改革作用是巨大的。而且我们的选题非常好，而且这个选题是非常实时的，中国利用外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这个角度下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对外开放观也好，特别是王教授提出新的产业安全观也好，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无庸置疑的。
这个题目来说，我理解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观念问题，另一方面是怎么样做，怎么样操作的问题。首先这个观念问题解决的是解放思想的问题，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坚持做的，但是我们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经济形态的时候，总是受一些传统思想和意识的束缚，只有冲破这个才能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我感觉关于这个主题有这么几个观念应该树立一下：
一方面，说产业按照问题，刚才陈教授也提到了，我也很赞同他的意见，安全问题说到底是利益问题，具体再说，怎么样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顾及起来，更全面的来说，我觉得是国家利益问题，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维护某一个企业，维护某一个产业，这个指导思想是最根本的，我们讨论产业安全的时候，实际上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当中来看，也许我们放弃掉一些企业，可能还是更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并不一定要求我们保护每一个龙头企业也好，支柱性企业也好，就维护了国家产业安全，所有的企业安全了，国家产业肯定安全，但是不可能做到，只能通过结构性的优化。
再有一个，我们讨论新的产业安全观，虽然说我们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但是这个观念还应该放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背景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它正处于转型期，这几个特点决定了我们新的产业安全观在全球化下怎么样审视他，这就涉及到又引出了一个题目，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大国的发展模式怎么样来定位它，它的产业安全观念怎么来定位它，它是如何在全球化下怎么样定位它的产业，怎么样定位它的产业安全。这个问题肯定不同于小国模式，中国是发展中大国，首先它是大国，又是发展中的国家，又处于转型时期，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定位，这是观念性的问题。新的产业安全观应该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应该放在我们是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的背景下来去审视，国内在推动市场化的同时我们又在走向国际化，这么几个综合的因素下推动这个观念。
再有一个我的想法，讨论产业安全的问题涉及到并购的问题，怎么样认识并购的成与败，成功与否应该放在更加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去考量，不能仅仅说一时的，一段的来去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还有一个，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不安全它的承受能力与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还是有关系的，美国的综合国力强，市场开放程度相当高，还有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对它的安全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个观点，对于产业安全不能简单的限定他的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就不安全了，临界点以内就肯定安全，这个观点相对来说我理解是静止的。产业安全只要有一些准入条件达到了，就符合我的产业导向，符合我的产业政策。高层、社会界、舆论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到宏观，纵观、微观多方面的，也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甚至包括爱国、不爱国等等，历史的，文化的参与在这里面，任何人都有想法，因为它的涉及面非常广，群众基础非常广泛，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提几点建议，其中有一个建议跨国并购从产业安全的视角来看，有一个原则性的框架，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一个终极目标，这是无庸置疑的，任何一个国家做任何的并购，引进外资，首先是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国家利益应该是至上的，我在乎一个总体国家实力的增强，是削弱还是增强，这个定义应该是无庸置疑的。在这种条件下，作为政府部门应该首先加快立法的进程，包括审批管理机制，也应该提高效率，这是必须应该做的。从实践来看，我有几个想法，高层的观念落后于基层的观念，理论的观念落后于实践的操作，往往政府是落后于企业的，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基于现在我国跨国并购的额度比较小，我也觉得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政府有些做的还是，有些是特殊的历史和体制原因，导致这个额度不是很高，这一点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推动这方面可以超前立法，超前规范，加强执法，加强规范，加强监督。
再有一个，王教授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事，特别是案例真实的情况做了一个分析，因为我们很多人了解这些，包括徐工等等那些并购案例，很多渠道都是通过媒体，媒体现在常常由于我们国家媒体管理上体制性的因素，他喜欢哗众取宠，这样的话可以制造新闻热点，这也是与我们新闻管理体制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把一个真实的信息，不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信息实时对社会各界公布，包括汶川地震以后信息特别真实，没有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些可以公布的成果可以对外宣传，很多人还停留于媒体，普通人都是相信中国的媒体，这是一个很好的事，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事实，引导社会舆论，很多时候，包括我们早期做的一个调查，就是一些互联网传播以后，在互联网摘要那儿批示一下，对中国装备制造业造成安全隐患，搞得天下大乱，媒体应该正确引导，这是一点我的建议。
再有一个，我建议王教授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的研究成果能给政治局上上课更好了，高层要解决观念问题，管理部门是解决操作问题，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国跨国并购发展会很快的，我就谈这么几点看法，谢谢！
王红霞：非常感谢调查局和新世纪研究所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有这么几点感受和体会供大家参考，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专门研究过，平常也有一些关注。第一，从历史上几次大的并购浪潮角度来看，并购是经济和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产物，所以它有一定的客观性，你觉得这个并购好也罢，坏也罢，肯定是要发生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实从历史上看，从几次大的并购浪潮，专家也提到了，伴随反并购的浪潮，每一次并购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次反并购并没有阻止并购的发展，并购反并购，并购反并购这样的周旋，最后并购还是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并购已经占了国际资本流动的90％了，这可以看到并购有它的客观性。
从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吸收外资已经获得了这么大的发展，98％都是异地投资（音），从发展中国家来看，从04年到07年，发展中国家并重的比重占到了30％左右，不到30％，我们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是远远落后的。到底为什么，我们现在吸收外资的方式，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式如此脱节，前段时间我们也去中国美国商会做了一些调查，我发现企业并购的欲望并不是很强烈，在中国相对低，前段时间看了联合国贸发会，他对2008到2010年全球投资调查，这个结论也是，企业进入发达国家的时候，多半是以并购的形式，但是进入发展中国家，还是倾向于异地投资，原因在哪里？都可以归结到政治方面，但是我们觉得这样还不是特别合适，为什么政府审批这样饱受，其实有它背后深刻的原因。为什么外资并购审批这么谨慎，这么保守，还是有社会舆论，媒体，大家的认知程度，水平，其他的因素，还不能一概而论。产业安全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意识形态，媒体炒作，包括对安全观的认识，民族情绪，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法规现在很不完善，很不清晰，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有中介，年初的时候我看到，06年出台的并购规定，这个细则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调整。我看到里面外资并购涉及到重点行业的时候，产生什么影响应该向商务部主管部门申报，但是我就在找什么叫重点行业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一页，是不是跟产业导向有关系，吸收外资的产业导向。没有这个意义，难以操作。
另外产业导向从外资并购，全球来看没有把并购和异地投资，产业导向有什么区分，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自己感觉，中国吸收外资会不会有所区别在产业导向方面，异地投资和并购。从我们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异地投资，我们需要规范的，有钢铁企业的，像产能过剩，两高一资，这种行业异地投资的确是不适合进入了。是不是应该鼓励外资并购进入呢，可以提高产业集中度，利率和并购两种方式方面，是不是产业导向方面可以适当的做一点区别。
另外法规不清晰，有些地方无所适从。
审批环境，六部门联合审查机制，这个环节比较多，周期比较长，调查的时候，有的企业说，在中国并购相当于欧美国家并购时间的三倍左右，有的企业这样反映，审批也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观念上更倾向于异地投资，马上GDP，政绩方面还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并购不是那么突出，银行也不是那么配合。
06年的规定，我看是允许外资以股权换股的方式来投资，真正实际操作一个都没有，虽然有规定，但是没法操作，你看全球跨国并购，美国90％都是股权转换的形式，并购涉及的金额比较大，哪来那么多的现金，我觉得跨国公司更多的选择异地投资，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方方面面有一个发育的过程，就像今天的专家谈到的，金融投资，投资以后要退出，不一定会一直持有，今年年中的时候，我们问了一下外资司，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并购的上市公司总数就是20家，少得很可怜，因为无法退出，制约外资并购的因素还是有很多，也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另外并购从目前来看，我们国家土地资源这方面，产业升级，转型组合，异地投资的空间会逐步的缩小，外资并购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必然的选择，也是符合国际资本流动规律的，也是我们企业界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说到企业做大做强，现在金融危机，大家都在谈走出去，认为给我们走出去提供了特别好的机遇。但是这个机遇总是属于有准备的，这些企业有没有准备好。很难想象一个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从来没有参与好并购，马上出去国外并购一个国际上的企业，这个并购，国内市场上并购的活跃是为将来走出去做一个好的经验的准备，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中国特殊发展阶段有特殊的情况，不能完全参照国外的观念，中国的企业就是爱打架，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但是你不放就出问题，民营企业走出去其实不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可以不管的，但是政府不管马上出去就打架，打的你死我活的，最后把市场全都搞乱了。
我去调查TCL，从外界来看，我感觉TCL是失败了，并购汤姆森是失败了，怎么看这个失败，我看到他们有一支团队自始至终参与了并购的过程，他说我们下次再并购绝对是有经验的，方方面面的情况，酸甜苦辣什么都经历了，这个看怎么说!@#q1a2z3w4s5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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