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怎么来评价，整个体系是一系列的指标构成的，单独从企业的竞争力，或者从外贸依存度，控制力，我们觉得这样解释都是不全面的，我们想尽量能用一个模型，或者用一些什么其他的计量手段，找出一个合理的模型来判断目前这种产业状况，来判断这个产业是否是安全的。刚开始想到了城市分析法，这是我在硕士的时候写的毕业论文，但是有一个问题，关于这几项指标重要性判断的时候，每一个专家不一样，给出的权重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里面涉及的主管因素非常重。后来我们想了想，这个课题本身争议就比较大，我们尽量把这些人为的因素抛开，后来就没采取这个办法。我们用的方法是DEU判断方法，用这个模型的时候，首先假定了产业里面，肯定某一个阶段有一个产业是有效率的，其他的产业跟这个产业相比较。
郑征：我下边要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一旦一个案子来了，你是不是有这些。
杨益：现在还没有。
郑征：上星期参加中欧那边会的时候，我们交流的时候，所有的会议都上升到这个层面，但是在咱们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做不到。
杨益：做不到，这些模型，这些指标体系怎么样判断，怎么采集，怎么取舍，现在还没提。
刘勇：这个题目研究很有必要，跨国并购和产业安全，王教授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年了，国内外的名气很高了，我感觉跨国并购其实是企业战略的一个手段，要看待这个问题，两大因素，一方面是中国的产业在全球分工当中是什么格局，大家都知道是末端，如果你要判断这个问题，我上个月去英国考察，国宾汗大学去考察，他们有两个行业我们做了研究，手机工业和珠宝加工工业，珠宝加工工业是全英国的80％，他们发现最近几年外移很厉害，相当一部分到中国去了，这跟我们的判断是一样的，加工环节都向中国大陆市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外包也好，产业迁移对英国的产业安全是否构成了冲击和威胁，这个判断跟我们讨论的问题某些程度上是相似的。
我们常常讨论肇事率，汽车如果出厂是合格的话，不会出现肇事安全的话，问题出在哪儿呢，驾驶，无照驾驶，酒后驾驶，还有就是道路，道路不完善，该设出口不设出口，这些问题都是造成了这些问题。还有一类情况，可能有些国有企业，新时期的59岁现象，利用自己的控制人地位能够把这个企业给外国人，自己能够继续工作，这些因素并不是跨国并购本身的问题，而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相对还不健全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研究跨国并购和产业安全问题，要有所考虑，否则只看到表面的问题，忽略了深层次的因素，这是很深层次的因素。还有就是现在很多问题被媒体化了，媒体舆论化甚至娱乐化，男士娶一个外国人觉得很光荣，中国女士嫁一个外国男人觉得很没面子，觉得财富外移了，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潜意识里就是这样。
我作为学者特别同意王教授的观点，现在我们讲中国的企业，制造业产业升级，毫无疑问，技术的密集性应该逐步的提高，实现的路径有两种，一种是强调自主创新，政府怎么加大支持搞研发，还有一种我和别人在限度内做一些合并。我们发现新材料工业里面，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搞自主创新，马上就要突破的时候，境外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开始削价卖设备，卖技术，没有创新的企业以很低的成本获得了技术，构成了对创新人的惩罚。这还没完，等你设备调试好了，开始运行了，外国公司产品倾销了，你买了设备赚不了钱。原来有些行业，我们需要保护的行业，政府要强化，不允许独资，允许合资，这是有必要的，我倒是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技术外溢效应上，如果一年做不到，分三年或者是五年，技术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否则的话就起不到带动发展的作用了。包括刚才说到印度的钢铁公司，他说他拿的是一流的，像我们说怎么对待陈水扁，说是没用的，关键看你怎么做，说大家都会说的天花乱坠一最后就看一个效果。
外资企业并购中国的企业，如果从中国企业性质来看，无非就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两大块，现在外资企业并购民营企业也挺多的，前两天炒的娃哈哈，这两天又是苏泊尔，国内老是觉得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是外资企业赚了大钱了，较多的体现在对国有企业的议价，价值低估，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并购，相当一批外资企业是在贴损。苏泊尔是典型的民营企业，普通话都听不懂，法国人去了，怎么能听懂法语呢，沟通的成本非常高，虽然他已经控股了，实际上要害部位还是被民营企业控制。03年我在凝波一个民营企业，啤酒厂，后来被国内第五，第六的啤酒厂并购了，民营企业老板做大了以后，把这个企业卖给国有企业，他任总经理，但是采购销售环节还是被他控制，他已经把创业成本收购完了，原材料还是他来管，收购，产成品他来销售，这里面到底很难说是议价还是贴损。
我们研究跨国并购和产业安全，不妨从政府的角度适当关注一下民营企业为什么要把这个企业卖给外资企业，动机应该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可以考虑一下，从企业成长逻辑来看，小企业慢慢成为家族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国际上绝大部分跨国公司都是上市公司，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包括苏泊尔，表面上是上市公司，骨子里还是家族企业，个人企业，小规模的时候经营者决策者的逻辑，素质，局限性影响是很弱的，一旦到了这么大的阶段，治理结构本身的缺陷性对他的战略决策会不会有影响，应该关注一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这么几点。
朱晓晴：我是代表刘总来发言的，很多专家学者，企业界都发了言，我代表刘总讲几句，不当之处请大家多指教。在座的很多人都不知道SPX是怎样的公司，他也是一家百年老店，在中国也是不断的投资做的相当不错，我们刚刚并购了一个车博士，汽车四轮定位诊断的一个企业，往往我们对整个跨国并购造成的产业安全有一些威胁，就车博士来说，我们的品牌战略，保护品牌，尊重品牌，实现共存，互相共赢，互相发展的道路，我们旗下八、九十个品牌很多都是百年老店，包括车博士。车博士这个品牌既是发扬光大，我们没有让任何人员流失，相反我们投入更多的资金，因为车博士有一个相当强大的研发团队，我们投入更多的资金帮助他们提高研发能力，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这些产品。很多的外国并购还是要具体分析一下，看看它究竟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战略，对我们的合作伙伴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我们并不是只有把公司买过来才叫合作，我们也采取合资，还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在亚太地区，印度、韩国，包括中国非常成功的合资的案例，我们希望第一条，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够把多种情况考虑到，不要一刀切，给我们一个空间。第二，我们想说的，其实我们讨论的产业安全，在企业来说，应该支持一种比较动态的，发展中的安全观，并不是说你把门关起来，保护龙头企业就一定安全了。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印尼海啸的时候，最安全的并不是在岛上的，安全的反而是在海上的，怎么样通过和外资企业的合作来引领我们的中国企业做得更强更大，能够在全球市场合作中，竞争中致胜，这样才是安全。
第三，像SPX这样的公司，作为一个全球公司，目标是想成为真正的本地公司，了解我们公司情况的人都知道，刘总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带领了一支中国团队。在刘总领导下有几个老外在中国工作，美国人在中国投资的钱一分没拿回去，赚的钱继续再投资。发展的是什么，是中国的企业，是中国的产业在发展。从我们公司来讲，是想更好的服务中国市场，成为中国企业，政府能不能也从这个角度来培殖我们这样想成为中国企业的公司，不要认为我们以前的总部在美国，或者母公司在美国就是一个外国企业，把我们拒之门外，谢谢！
王志乐：SPX公司刘总，那次在上海开座谈会的时候也来了，他在中国有过一些收购，今年9月刚刚收购了一次，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他的收购之后，节能降耗减排的方向，促进并购企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些公司都在讲他是全球性的公司，但是高度本地化，希望中国人把它当成中国的公司。我倒是赞同这个，现在并没有到达跨国公司没有国籍，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淡化国籍这一点确实出现了，像刚才郭总讲的，他感觉企业之间的界限在加大，而国家界限在减少，有可能有这种趋势。
陈涛涛：大家都说了很多了，听了一天下来了，坐在杨局和吴局位置上的领导同志有点感同身受，真的体会到了你们两位的穷图困境，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复杂的，牵扯到各个角度，想求同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个问题不是中国先提出来的，自打有了跨国公司，这个问题就在各个国家不断的循环，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今天就必须把这个问题全解决了，或者说这个课题就需要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我觉得不可能。前面王教授说，记得有一些企业该合资，结果不让就独资了，独资以后就发现了问题，这是非常必然的过程，因为我们在学习，本来我们就是一个追赶中的国家，我们学习到了经验，后面就知道怎么做了，我感觉这个课题绝对的重要，但是我们确实没必要一定要求全，而且现在政府需要作为，现在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先在这个基础上去做，然后我们再总结经验，开放才30年，后面的时间还长着呢。
我提出几个观点，大家之所以讨论了很多年现在还在讨论，主要是一些基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些基础问题王教授已经尽他的最大努力给出了很多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并没有传递到，更广泛的传递到社会上，传递到社会上的观点也不是所有都被认可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还是存在。比如说第一产业安全，什么叫产业安全，又回到这个老问题上，我们假定现在大家都认为战略性产业肯定是各国需要保护的，这一点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下面就是不是战略性的产业是否存在产业安全问题，这就是大家在苏泊尔被并购的时候也讨论，汇源被并购的时候也讨论，大家在想这些产业是否存在产业安全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后面一大串的问题就来了，领导们的压力还会同样的大。
怎么来定义产业安全，我不是想定义他，来之前我稍微看了看，国际上这么多年的走向，现在好象美国很开放了，加拿大很开放了，实际上他们也有当初走困境的时候，他们只不过遇到这些问题比我们早，他们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遇到了，拉美国家在80年代遇到了，他们走过来了，大量的文献，讨论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我们现在，他们也在说对外资控制了，我们要保护了，其实完全一样，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真正去定义什么是产业安全，但是他们会作为，外资在行业当中的进入程度是怎么样的，觉得要被控制了，采用一些具体的指标，特别是产业当中外资的进入程度。这个地方恰恰刚才和王教授用的指标，我有异议，比如说产业控制这个问题，他们用的是不同国别的国家在产业当中占到什么地位，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要是不同国家的外资占据了这个产业集中度当中的前四位，这个产业就是安全的。
郑征：我认为这是他们最好的创新。
陈涛涛：这是一个疑问，我们放大一点，如果我们国家大部分产业，90％的产业，都是被不同的外资的企业占据了产业的前四名，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种产业安全，这样一种结果，我就问这样一个问题，这只是疑问，我没法回答。如果传统的问外资在产业当中股权的成分，市场占有率来考虑，这些可能比较传统，这个考虑是不是合适很难说，回到这个老问题，一般的战略性产业有没有产业安全的问题。如果要把一般性产业把产业安全问题划在一起是很费劲的，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国外的讨论不是在谈产业安全问题，他在谈国家利益问题。国家利益这个概念要比产业安全大得多比如说水泥的行业，水泥领导跟我说，我们不希望外资并购，这么好的市场为什么给他们，我们自己里吧，他是这样一种感觉，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实际上现在跟国际上，虽然是世界领先的，虽然是全球化，但是我们并不是他卖萝卜，我卖白菜的问题，而是他卖飞机，我卖衣服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追赶的过程，就有一个允许幼稚产业发展起来的过程，允许比较弱的企业发展起来的问题。我们特别高兴看到郭总您这样的企业，联想这样的企业，但是我们可能也得承认，我们有好多行业当中，有一些企业再快速成长，只不过成长的相对于同行业大国要慢一点，是不是要给他们空间，允许他们有成长的过程，这可能牵扯更多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产业安全。
比如说汇源，假定汇源的老总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假定他希望把它做成全球化的企业，假定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现在发展的也很好，外资并购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考虑呢，外资是控股了咱们觉得可以呢，还是外资参股了我们觉得可以，这是第二个基础问题我们没有解决的事。怎样的企业，我们认为是自己的企业，你控制他，这个被外资控制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企业，什么样的企业是我们自己的企业，王教授给出了一定的答案，这个答案不是被普遍认可的。简单的说控股权拿到我们就是控股了还是怎么样，这个问题很复杂，这个事我们学院的王老师，在联想的支持下做了一个专门的课题，给出了几个指标，怎么叫做控制的，怎么叫这个企业是自己的，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对于领导来讲，是不是考虑那么复杂的，但是问题是存在的，不管我们有没有解决方案，什么样的企业叫自己的企业，如果这个事不解决麻烦了。
刚才米塔尔的同志就说了，我要是没有50％的控股权就不愿意把最好的技术放进来，说明他知道什么叫他的企业，什么叫跟别人合在一块儿不能作主的企业，从什么程度上把握这个企业是自己的，我们要掌握这个控制标准，如果假定是50％就好了。我当然欢迎你进来跟我们一起做，但是不失控股权，米塔尔说我没有50％就不愿意把最好的技术放进来，那是他的选择，他作为跨国企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的选择，没有控股权要不要进来，不要可以撤，就是这样的问题，而不是说OK为了要这个技术就把控股权去掉，你到底想要这个企业是你的，还是想要好技术，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是自己的。
第三个问题，这个行业怎么叫被控制，控股权有多少算是怎么样，这个我不给一个结论，政府你看，我对形势有一个不同的判断，您在说跨国并购才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我们比较一下，一边是美国，一边是中国，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跨国并购呢，市场很大，他有先进的技术，有很多战略性资产可以被别人利用，同时没有任何政府控制。回头看中国，30年的增长已然是非常非常好的市场，这也是外资愿意进来的原因，当然我们的技术可能比他少一点，在这样好的情况下怎么就没来并购呢，唯一的解释是我们大量的政策的限制，这是唯一的堵住他进来的原因，今年是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假定没有这个危机，欢迎您进来，各方面的口子都松下，立刻就有突破，会飞快的上涨，甚至可能会和80年代拉美在出现危机开放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太多的企业喜欢中国，他愿意来。虽然我们30年的增长培养了像郭总这样好的企业，但是相对米塔尔，他想进来，我们不加以阻止，他就不一定进得来，他完全有能力并购宝钢。如果不是政府卡在这儿，这个并购的比例会高得很多，高得你不能想象，而且你可以想象外资的情况，产业资本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增长很快，但是他们增长也很快，他们跨国并购的份额越来越大。刚才联想这位同志也说了，我们有PE，PE很多，各方面都很多，他也很有钱，都看中中国这块肥肉，完全有能力进来，这种情况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进一步体会到，两位坐在风口浪尖，你堵着这个路，开不开，前面的问题解决不了，就非常的困难，我觉得是这样的问题。
我的感觉两点，第一我特别希望重复刚才好几位提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不仅仅是外资的问题，我在研究一些项目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对于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在适度的环境当中自己的企业才能发展起来，问题就在于适度的环境，什么叫适度，怎么控制，一定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外资，但是控制外资只是一个条件，关键的关键还是刚才各位所说的内部的基础，我们的企业是不是有竞争的能力，这个竞争的能力释放问题就深了，必须依赖改革，内资企业无非是国企，不是所有的国企都像郭总这样的，审批的制度多慢，国企怎么让它迅速成为像私企这样有竞争能力，活力的企业，私企怎么能让它迅速成长起来。只有这些企业，当它的竞争能力能正常的发挥出来，像私企一样发挥出来，它才有了去选择，我去并购别人的能力，他们有了这些能力，这个体制的问题解决了，才不把您二位放在火炉上烤，这个价低了，那个价真不合理，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猫腻。现在这个阶段看来是必须得过的，今天正好发改委的同胞在，这个时候恰恰是需要各个政府在一起调控，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开放，什么时候真正的很自由的去促进外资并购，只有说当我们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能够相对的完成，能够真正释放出企业的能力，企业能够自主像企业一样去运作的时候，民企也能够正常的发展起来，不需要政府为他们做任何企业层面的担心的时候，可能才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问题是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需要大家在探讨，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怎样的战略可以让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起来，外资在这当中起了什么作用。
现在我的感觉，恐怕第一要欢迎外资，但是欢迎外资的度，您这次来，问题提的特别好，这就是操作层面的度在哪里，我的感觉，虽然有各种WTO之类的限制，但是毕竟我们有发展阶段性的问题，可能这个度，虽然没有那么多明确概念，可能还是需要限制在，第一我们自己要掌握自己的控制权，产业要掌握产业自己的控制权，企业要掌握企业自己的控制权，这只是一段时间，我只是说一般而言是这样的，而不同的行业确实有不同，总的情况我们需要一段时间，还有一定的保守，但是这个保守又是一个问题，多长时间内激励他们发展起来，激励不起来就放掉。开放开放遇到案子的时候，你现在没发展起来，我保护你五年，再不发展起来，不行就淘汰掉，可能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机制，现在需要一段时间，像零售行业，发展非常非常快，04年的时候，觉得都挺好的，04年一开放，你会发现中国企业缺整合的能力，第二并购增长的能力，前面已经做的相当好了，在30年的过程当中，有些企业哪怕他已经最快速度发展了，仍然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跟国际巨头去竞争，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总纲，处理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行业的不同的考察，甚至行业当中企业不同的考察，这可能是一段时间之内不可缺少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行业协会，做学术的一起努力，把这一段过去，看看能不能尽早的走到彻底的开放，大面积的开放，让企业自由选择。
党宇：我们其实是做中介的，专门为企业跨国并购也好，海外企业到来并购做法律顾问，我们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供大家参考，一句话来说，中国的企业，国企尤为甚，做并购，尤其是海外并购太难了。第二，我们也看到一些行业由于外资进来并购没有成功，所以我们认为稍微延缓了行业的发展，我讲几个案例，我觉得现在商务部确实处于中国经济面临这么大挑战的前提下，外国的市场也不是特别健康，很多企业要到中国来投资，保护中国利益的同时，借用包括美国，现有的一些体制，现有的法规细节，有选择的保护。
讲几个案例，中联重科去意大利收购的这个案例，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非常成功的案例，我们从07年的8月份开始做的，当时意大利的公司被财务股东，PE基金控制，但是基金还都比较看好工程机械行业，因为基金要解体，所以他们进入了一轮公开的出售，我们其实本身任何国际企业在公开出售的时候都不太喜欢中国的企业，不太把中国企业放在第一位考虑，出价特别高，这本身就有一个难点，为什么这样呢？他们在多次失败了的国企走出去的情况下，知道中国企业最大的弊端就是报批，企业想做的事情未必监管机构能够按时批准，国际并购，尤其是招标的活动对时间表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还好当时我们分析了一下主要的，可能会耽误时间的监管要求，商务部一般对企业走出去还是比较支持的，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他要成功的去海外并购，必须经过发改委，国资委，上市公司的话，还有证监会，外管局，才能签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我们只能先跟发改委沟通，他们都表示非常支持，到了08年4月份，终于我们可以进行第一轮的投标，做净值调查了。最后一轮就是一对一的谈判之后要签这个协议，当时卖方也是比较狡猾了，他知道国有企业出去有各种各样批准，也明白我们的劣势，虽然我们开了很多次电话会，告诉他们时间表是怎样的，因为国家现在没有法律法规，到底一个企业出去并购，你给发改委报多少天能够批准，国资委能够批准，没有特别详细的细则，所以他一直持不相信的态度，不相信企业在签完出售与购买协议多少天之内能够完成。就问我们，当然也是给买家施加压力了，让你出高价，基于这种情况下，出的价格比普通，不论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竞争者稍微高一点的价格才能最后拿到最后的谈判，到谈判桌上谈签这个的权利。这个项目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我们公司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做监管机构的沟通，才能顺利的在60－90天之内拿到了所有的批准，包括股东大会的批准。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一套的批准程序，我们企业收购的成本至少会降低五千万美金，因为这个程序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处于相对的劣势，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这个程序，真正执行过程当中，外方利用你这个程序模糊你，你没有细则，没有执行细则，什么样的企业董事会支持了收购就一定可以做成，国家鼓励什么样的收购，更重要的是，你拿到这个申请之后，肯定多少天就能给你反馈，目前这个都没有。在这些方面模糊对待使得国际上的外方占了便宜，他们能拿到更好的价格出售这个企业。
但是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了，我们做的过程当中，我个人也参加了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有很多也是不成功的，有它本身卖方政府的问题，还有一些外方心态的问题，但是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企业有时候也怕因为本身批准，或者是国企本身在执行方面的劣势，使得我们要出很高的价格，希望有这样的结果。
第二个案例，沃尔沃收购夏工，国家工程机械行业可以分成两块，一种是以中联，三一为主的，还有一种是普通的，以柳工，徐工，夏工三分天下，这三个都希望能够进入他们所在工程机械高端子行业，他们三家所生产产品的替代性非常强，无论是叉车还是推土机，还是挖土机，产能、大小都一样，都是在中低端的市场里竞争。但是国外技术，像小松，卡特比勒，沃尔沃的技术都集中在比较高端的市场，使得中国最有钱挣的工程机械市场中国的企业没有挣到，很多年以来，这三家企业一直在探索怎么样能够引进外国的技术。一个比较容易的就是跟国外的厂子合资或者是卖一小部分的股权，被收购，这样能够掌握高端的技术，我觉得工程机械这个行业，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各种机构吧，对它存在着很深的感情，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对国家安全，或者是机械行业的发展占据着核心地位的子行业，所以一直不希望剩一点小股权，第二大股权都不希望外流。这样直接导致了沃尔沃，凯雷，他们尝试了这三家企业，没有办法做，如果外资连30－40％的股权都没有的话，不会把他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更别提如果你想掌握他的核心技术，绝对要有控股权。到目前为止，三家企业的发展都还没有能够把它所有的潜力发挥出来，没有一家企业能逃离中低端的市场，拼的是价格，拼的是代理商。如果能够有一个办法，有一种鼓励让外资能够参与，真正掌握到核心技术，这个行业会开展的更好，工程机械确实是关系到产业安全的行业，但是这里有细分，制定产业安全政策的时候，是要一刀切呢，还是具体分析每一个案例是否涉及到国家最核心，最关键的技术。
第三个案例，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我自己亲自参与了，中海油当时收购尤尼科，也是一个公开竞标的过程，中海油当时召开了董事会去研究这个事，那时候任何，你只要能够把有法律效力的标书递给卖方，不会引起太多美国人的重视，因为那时候只是纯商业的行为，尤尼科的资产控制了整个东南亚的油气田，对中国有很多的战略意义，对我们国家的价值，在那个油价的情况下。因为中海油是一个上市公司，他在证件会很多监管条件下，董事会并没有全部批准，独立董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当时油价已经是60块钱了，用当时的油价去买是不是太贵了，没有一个作为国家的上市公司，它也有很多除了政府监管束缚他以外，还有一些独立董事，怕担责任，认不清国家的战略意义把这个机会丧失的可能。
到了4月底，如果我们当时报进去了，肯定是拿到了这个项目，尤尼科公开竞投，必须要卖给报价最高的一个人，到这个时候，中海油又意识到了这可能是战略上的一个失误，想提出一个反的报价，人家已经签订了要约，要进行最终谈判的时候再出价，就必须从公开的渠道出一个反要约，一个是提高成本，还有一个就是形象问题，这样也就引起了美国的重视，后来为什么一大堆的媒体报道重新回来了，如果你真的就这么做了，按照商业的程序一步步做了，可能还引不起那么大的注意。所以第二次，美国国土安全事务委员会，因为受国会管理，有很多考虑，强烈的反对，衡量了各方面的利益，决定没有递交这个申请，这也使中国失去了很大的机会。
这三个案例吧，其实中国企业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在国内发展还是在国外竞争都是很难的，除了监管机构的限制以外，还有本身责任的限制，怎么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吸引更多的代表行业先进生产力的技术到中国来，同时又能够达到真正的鼓励、方便中国企业走出去抢占国外好的机会。
王志乐：我们跟美方也提，美国方面也是不能用传统的安全观排斥中国的并购，他们也还是接受这种考虑，他们也在探讨，每次来都是想说明美国政府是不反对在全球化时代的并购的，我估计他讲的这个有一定的道理，真正闹的最凶的确实不是审计机构，而是国会的议员，政客，这个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王彪：首先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学习，听了一天大家的报告，我也有很多的收获，尤其是上午，王教授还有蒋博士的演讲，收获很多，但是也确实有一点小小的遗憾，这个课题组去全国十多个城市调研了，但是没有去深圳，我们也是特别的希望，也欢迎调查组的领导能带着课题组到深圳来做调研。我就把我们工作当中接触的企业具体案例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汇报，希望对我们课题的写作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第一个案例想介绍一下三九医药，最开始它是总候的一家企业，92年，93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增资扩股，第一次和盛大集团，第二次和花旗，还有其他几家公司，当时他的国有股份比例是39.1％，外资比例达到了60.9％，按股权结构来看，应该是中外合资，而且外资控股的企业了。但是股管结构里面，三九集团的比例相对最大，当时外资进入三九药业的时候没有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也不参与企业品牌，销售渠道都是三九本身自有的。最后遇到一个问题，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时候，按照当时的规定，100％国有企业才可以上市，外资控股的企业不能上市，这个时候跟外资做谈判，通过在香港设立一个三九香港实业这样一个公司来收购持有的股权，跟证监会解释，实际100％的股份属于三九，等于打了一个擦边球，在当时的情况下，深圳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外资并购达到相当大的比例了，企业发展也因为有外资的进入发展很好，之后出现问题并不是因为外资并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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