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门客尽力不尽义（二）

劫后归来

高晓松有一辆型号FX35的英菲尼迪SUV。这辆车现在由他的助理驾驶，负责他在北京期间的交通。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他的桌面上还摆放了另外一辆英菲尼迪同款的车模。前一辆车3年前引起的的酒驾事件几乎使高晓松跌入谷底，后一辆“车”则顺势助他重新崛起。

2007年，高晓松移民定居美国，与80后女孩徐粲金（又名徐珊珊）结婚生女。2009年，他携妻女出现在北京草莓音乐节上，被媒体疯狂抓拍。

2014年6月28日，高晓松突然发表声明，称已与第二任妻子徐粲金于去年6月离婚。徐粲金随即于当天不久后发表声明回应：离婚不是我想要的。声明中提及高晓松离婚的理由是，和前妻在一起生活感到不快乐，想要更多的自由和创作空间。

这正好是他有车后的第二个十年。而他，也曾两次失去过自己的车。

1992年，22岁的高晓松拍广告挣了钱，买了人生当中第一辆车。“那时候真的叫发财了，就是挣特别多的钱。突然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天天就跟恶少似的。开着一大片儿车，特大，拿一大砖头手机，然后呼啸成群一大帮。老狼那时候去找女朋友，我还给他开车，给人介绍说，司机小高。”

2001年，高晓松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那是被高晓松称为“基础性的崩溃”的失败。没有了方向，完全陷入在离婚的挣扎之中。少年得志，结果倒变成走路了，连车都没了。

2011年5月9日，高晓松因酒后驾驶，造成四车追尾。次日下午，他以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某种意义上，车代表了高晓松的自信。年少时他用买车证明自己在金钱物质上的成功；青年时他用车接送姑娘，证明自己的男性魅力；人到中年，他又成了汽车品牌的代言人，证明社会角色的成功。失去车，会让他觉得无所适从。

两次“失车”，高晓松都自嘲遭遇了大溃败。前一次是他想要一辈子去做的一件事，婚姻；第二次则是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在成为酒驾获刑的第一位名人后，他被判处拘役6个月。在此之前，高晓松一直以为喝酒能让人自由，最后却因为喝酒失去了自由。他坦承一切都源自他的轻狂与膨胀，书香门第、清华才子、少年得志、民谣旗手等等，这些标签都暗含了自我与浮躁。车祸后他随即清醒，对警方表示，愿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法庭上，他的律师试图以“血液化验单上3个签字的人都没有检验师执照”为由向法官提出减刑要求，被高晓松拒绝。“有没有执照我也喝醉了。”他庆幸老天爷让他刹住了车，自己只是追尾，若对方人出了事，自己一辈子都无法承担。

太合麦田CEO詹华也是高晓松多年的朋友，在出事那天和他相约见面。最后要等的人没有来，却从网上得到消息说出了车祸。同样没有等到他的还有《大武生》剧组，这部高晓松身兼编剧和导演的电影作品投资近5000万元，以“京剧武侠”为卖点，一度颇受市场看好。但4500万元的票房却差强人意，引来制片人安德鲁·摩根的炮轰。电影上映时，高晓松人在看守所，他最终没能看到“散场时观众们的脸”，票房惨淡或多或少都与他的酒驾事件有关。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加上7、8两个31天的月份，高晓松的这半年刑期将是最长的一个半年。许多人觉得量刑过重，但他却坚持赎罪。“又不是无期徒刑，不要太小气。”他想把自己以前欠的“不要脸”都还了。

在看守所里，高晓松的左边睡着一个小偷，右边躺着一个黑社会，刚进去的时候他还觉得一切都神奇新鲜，把同屋的人都问了个遍，都是干嘛的，怎么进来的。问了几个月，把别人都问烦了，他自己也烦了。“来回来去就这些。”里面没有时钟、没有插头、没有枕头，笔是软的笔芯，连牙刷都是短的，一切都为了防止伤害或自伤。他每天晚上望着房顶昼夜亮着的昏白的灯光难以入眠，开始构思新的文集，阅读《大英百科全书》、翻译马尔克斯的小说以及发呆。

他在看守所里教人写诗，自制了一个“水漏钟”，和其他犯人一起思念亲人。母亲和老婆第一次来探望时都忍不住痛哭，他反倒跟母亲开玩笑说，看来真的是亲生的。女儿站在铁栏杆的一侧，他终于还是哭了，觉得6个月时间原来挺长。

半年的刑期让高晓松在里面学会沉静和反思，他的朋友们则在外面为他担心。老狼后来和他约见了一次，交流了看守所里的感受。詹华希望他通过这件事能再次成长，“晓松是一个比较不羁的人，才子有时候会比较不拘小节，比较不注意很多，觉得很多事情不重要。他从小到大都比较我行我素，性格就是这样。但这个事情会提醒他一下，即使这个年龄了，也会让他再成长、成熟一下。所以其实酒驾这个事对他是一个好事，给他一个提醒，告诉他很多事情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这个他自己也明白。”

刑满出狱后，高晓松的人气不跌反涨。他的微博粉丝从两百多万涨到四百多万，他拍摄反酒驾的公益宣传片，担任选秀节目的评委，还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自传《如丧》。在介绍新书时，高晓松说，如丧，就是如同要丧，还未丧，但终归会丧。比起上一本文集《写在墙上的脸》，《如丧》更加沉着、谦和，以及抽象。他用花样的笔法描述了肆意挥洒理想的青年时代和淋漓绽放的青春，《写给1988年暑假的高晓松》和《如丧青春》两篇小说描写的时间分别是1988年和1990年。

他用行动告诉别人，高晓松劫后归来。

同样从那个年代走过的崔健一度嫌弃高晓松是公子哥，写的歌只有风花雪月而无时代之音，他也坦承自己不爱主动思考，只有直接的感受。从那个年代的满目疮痍中走过，高晓松的大学时代白衣飘飘。

白衣飘飘的年代

1988年，高晓松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住宿被分配在26号楼614室的一个下铺。两年后，他从清华退学，在校外和分别来自各个高校的蒋涛、戴涛、赵伟、老狼等人组建“青铜器”乐队。

当时的乐队主唱老狼回忆说：“高晓松那会儿刚刚从清华退学，然后组织了一个大学生的摇滚乐队。当时他们乐队缺主唱，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参加了这个乐队。我俩第一次见面约在南礼士路那边的一个建筑设计院的门口。印象当中他不拘小节，留着那时候比较文艺气质的长发，挺帅挺能说话的那种。”

这是个典型的“地下乐队”，吉他和贝斯都不超过一百块钱，鼓槌用刷子把替代，音箱是用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改装而成，整个乐队最值钱的资产是键盘手赵伟从家里偷拿出来的一台3万块钱的合成器。“都不用效果器，直接就是失真的。”高晓松回忆起当时的窘境。后来主音吉他手戴涛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女朋友发动宿舍全体女生捐助了乐队400块钱，这才买了第一台音箱。高晓松至今觉得那400块钱对乐队的意义重大，他和戴涛从西单买了个硕大的音箱，一人推着自行车，一人扶着音箱，从西单驮回清华大学。“下午四五点钟一直推到夜里，中间快到中关村的时候，都已经累得不行了，音箱从后座上掉了下来。戴涛拿自个儿脚去垫了一下，给砸得都那样了，但还是觉得特幸福。”

鼓手蒋涛说，“现在回过身来看，可能有很多当时的一些因素促成我们的相识与合作，但肯定没有任何的功利主义，就是那种青年的激情。”

随后的日子里，高晓松和老狼去了一趟南方。在海南的海口演出完之后，高晓松不想再回去，老狼只好独自一人回京继续完成学业。高晓松则“流浪”在南方，去广州，跑厦门，他在厦门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写出了歌曲《同桌的你》。

“他在厦门写的这些歌，我觉得可能跟他离开学校的那个经历也有关系，就是他可能多多少少对学校生活有一些怀念吧，然后就有这些歌。”作为高晓松歌曲的主要演唱者，老狼见证了他许多歌曲的创作过程。

1993年夏天，清华大学88级无线电专业毕业（当时学制5年）。高晓松同寝室上铺的兄弟钟卫东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明天咱们班毕业，所以全家，就得全家福似的，全得到场。”彼时的高晓松已经离开校园两年多了。接完电话他跑进厕所，出来后对着屋里的老狼说，我写一歌，就是刚才那个，“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这些歌曲后来被时任大地唱片公司制作人黄小茂选中，录制成专辑《校园民谣》。

在唱片发行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高晓松和老狼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火了。有一次，他俩去看球赛，突然间发现观众都不看球而是盯着老狼看，然后抓着签名。随后，唱片公司开始安排演出和出席颁奖典礼，“演出特别火，颁奖全是第一。”老狼回忆，这也是他大丰收的一年，先是以歌手的身份签约了当时最好的唱片公司大地唱片，并在同年登上了中央台94大学生毕业晚会。当时晚会的主持人是杨澜与程前，而何炅等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也在那晚涌现，从此脱颖而出。高晓松因为歌曲《同桌的你》一夜成名。

1994年，也是内地流行音乐新人爆发的一年，后来被称为流行音乐史上的94新生代。这一年出现了老狼、郑钧、潘劲东、黄格选、林依伦、谢东等等。毕业于南开大学的詹华正是在这一年入行成为了歌手郑钧的企宣。也正是在这一年，他认识了高晓松。“第一次见他是在北工大的演出现场，老狼去唱歌，他弹吉他伴奏。”校园民谣红了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两人多有交集。那个年代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艺人关系平等，互为朋友。郑钧、詹华、高晓松和老狼们经常厮混在一起，去酒吧或是吃饭。

“那时候大家比较单纯，又都年轻，精力旺盛，没有那么多事情牵绊，经常聚一起，一高兴就拿琴一起唱歌。”詹华觉得那个时代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生存和钱带来的压力，每天都活得很开心。

1995年，老狼发行了新的专辑《恋恋风尘》，高晓松因为对新专辑的意见不同而与好友老狼决裂。“在西便门的一个酒馆里，掀桌子，砸椅子，自那之后就不说话了，那会儿膨胀得容不下任何人跟你说你不对。”

随后，清华校友宋柯从美国留学归来，拎着一箱子银首饰四处推销。在赛特的店没开多久，就被高晓松撺掇着成立了麦田音乐。公司第一批的签约艺人里有高晓松早就发现却在其他唱片公司怀才不遇的“天才”朴树，还有好友叶蓓。同年，高晓松的音乐作品集《青春无悔》出版，其中《模范情书》、《青春无悔》、《白衣飘飘的年代》等歌曲在各大校园内被反复传唱，他再次成为街头巷议的高光人物。詹华至今仍念念不忘这张专辑，他认为那是高晓松巅峰时期的作品，是内地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

1998年，高晓松一整年没有工作，他背着行囊在世界各地旅行。“第一次经历了很不一样的生活，最大的感受是去看了很多海，觉得哪怕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也没关系。”这段经历被他记录在随笔《处处是海洋》当中，却并没有发表出来。年底，在北京一家叫“不插电”的酒吧里，高晓松陪同一个澳大利亚乐队时遇到已经两年没有说过话的老狼。当澳洲乐队问高晓松年轻时有没有做过乐队时，他回答：原来也做过乐队，有个主唱很好，后来一起成名，再后来又因为很多事情不说话了，就是坐在我背后那桌的那个人。听见对话的老狼随即举起酒杯走向高晓松，俩人一笑泯恩仇。

次年，高晓松拍摄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那时花开》，周迅、夏雨和朴树成为他电影的主角。这部直到2002年才通过审查的电影和他的音乐一样记述了青春岁月的故事。“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人看到过周迅二十几岁最年轻时候的样子，因为她那时演的电影全没通过，《苏州河》什么的。她最年轻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反正都没通过。”2014年4月，高晓松编剧且监制的电影《同桌的你》上映，制片方承诺票房过3亿就重新放《那时花开》。“我觉得重新放也行，搁着也行。”最终，《同桌的你》总票房4.8亿。

周迅的表演时隔多年依旧深深地印刻在高晓松的脑海里。他说：“导演在监视器后面看这个演员，通常都是爱上这个灵魂，明知道她是演的，你真爱她。你看到的是真实的，而不是看她演的。周迅能演空气，空气是找不到原型的。那个镜头，周迅演得特简单。夏雨在后面，她替夏雨写信给女朋友。夏雨说了一句她就写一句，我说夏雨会在你背后说一句我爱你，当然这句话明显是对你说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他对他女朋友说，让你写在那个信里。我说这个时候你要是感觉到你听懂了，就抬头看镜头，就像看着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或伤感的爱情一样。周迅表现得特别沉着，说什么她写什么，夏雨停顿了以后，突然说，我爱你。说得特别快，演出了那种少年的不沉着。然而周迅就特别沉着地写，“我爱你”，笑着写的。突然一抬头，盯着镜头，盯着镜头看就是盯着我看，一下子就看穿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可能未来很多年，都会回头看这个时刻，看少年时候最美好的时刻。我试过很多次让演员看镜头，周迅表现得是最好的，她的温度最高。”

高晓松正在筹划中的新电影《林徽因》（暂名），准备再次与周迅合作。“我一直跟她有聊，因为她演过林徽因，大家也比较认同。”

白衣飘飘的年代终究一去不复返。大家各自奔忙，不再一起玩乐，更多的时候是工作上的交集。高晓松在那个年代成名、成功，也构成他的自信和特立独行。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表现自己的“不在乎”，他负担着盛名，也为这个盛名所捆绑。意识到自己“肥胖”后，高晓松开始减肥。

“高晓松始终是我的老师”

2000年，互联网蓬勃兴起。高晓松终于找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他先后进入搜狐担任门户总监，在新浪成为首席顾问，在盛大做首席顾问，等等。“我是属于那种热闹的人，哪儿热闹我就上哪儿搀和一下。”第一次见张朝阳时，高晓松说，“你是物理系的，你不是做IT的。你是做I的，Information，做信息的。你不懂T，科技你不懂。”“那时候特简单，他跟我聊的我都不懂，期权什么的。后来张朝阳说那咱俩工资一样，我说行。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工资多少。”

也差不多正是从那时起，高晓松开始参加各种与音乐相关的比赛，担任导师和评委。如今任职于央视体育频道的首席音乐编辑陈吉浙那一年正好大学四年级，还在上海的大学里组织自己的乐队。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参加大学时代的第一个音乐比赛，高晓松是评委。“初赛的时候，我在上面弹唱完下来。高晓松跟我说，走，抽根烟去。我俩就在门口，他分给我一支烟，问刚才那歌是谁写的。”

那是一段如今被称为校园民谣衰败后中兴的时期，陈吉浙参加的那个音乐比赛由当时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主办，颇似今天的选秀。比赛涌现了如今知名的歌手曹方、后来转型做演员的陈思诚、做游戏音乐的卢晓旭、火星电台的黄少锋（当时还叫缓冲乐队，吉他手曾宇后来还因此开了一家唱片公司，叫飞行者唱片）、紫太阳乐队的李剑青（后担任李宗盛的编曲）等等一批人。

比赛结束，陈吉浙最终获得了“制作人特别推荐奖”，高晓松示意他留在北京，找机会录音，进唱片公司。只身北上的陈吉浙当时身无长物，和一大帮同样来自全国各地的玩音乐的朋友挤在一个朋友家中，所有人都为同一个梦想在等待。

那一年的高晓松过得并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背背”。但他还是热心地帮助陈吉浙寻找机会。“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高晓松帮我介绍一个酒吧，在三里屯，结果人家想要乐队，我只有一个人，顶多是再拉个吉他手两个人，肯定不行，就没谈成。”后来高晓松又建议他要是没法一开始当歌手，就先当创作人，先写歌。黄征不就这么出来的吗？他帮陈吉浙找了一家台湾的唱片公司，但最终因为双方的期许不同，也失败了。极端的时候，“他还给我介绍圈内的明星女友。”陈吉浙知道高晓松一直都是出于好意，“他希望用各种方式帮助我进入这个圈子，做了很多事。”再后来，陈吉浙遇到读库创始人，当时任某音乐网站高管的张立宪，经其推荐，进入央视体育频道，担任《足球之夜》节目的音乐编辑。

陈吉浙随后在央视开始慢慢立足，高晓松也移民定居美国，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少，机缘没有一直延续下去，但他至今心存感激。“没有高晓松我首先不会离开上海，完全是他一力促成的。因为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那个时候他叫我出去抽根烟开始，如果没有那一开始，后面所有事情都不存在。后来大家在不同的场合也都表达了对对方的尊重，或者说他也会觉得他当年把我带到北京来是对的。虽然我后来没有去做唱片，也没有当流行歌手，但是现在他知道我在央视做世界杯音乐、做奥运会音乐他也很得意很开心。怀揣着歌手的理想来北京的人太多太多了，大家都想当明星，但是最后真正能成的人实在太少了，结果你可以留在北京做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而且还做得还不错，还有进步，就已经算没有辜负大家了。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了，真的，高晓松始终是我的老师。”

老狼几乎表达了同样的感慨，“他（对我）非常重要，要是没有《同桌的你》这首歌，我可能现在就是在国企单位做个技术员什么的，可能也就是这样吧。我觉得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有了这首歌以后，多多少少都影响或改变了我一生的生活状态。”

李皖说，高晓松在音乐上基本属小才情，挥洒的是才子气，焕发于性情，对深厚的东西、广大的东西，不太会有感觉，这妨碍了真正的成长。少年天才式的人物，多半如此。但时隔多年之后，高晓松出版新的作品专辑《万物生长》。李皖试听完之后说，“初听一遍，头三首歌还是很感动。时代如此动荡，有一些东西还在，让人踏实。翻出旧文，啊啊，我真是够刻薄，旧我翻过，从今反省。”

詹华则说，高晓松和张楚或朴树不太一样，后者可能都属于天才型，在创作上面有天分，有灵感，甚至读书不多，在知识层面有差距。高晓松是按照他的学习和积累来创作，他自己说过写歌词是因为他读书太多满脑子都是文字，就是信手拈来，都不需要灵感。他给老狼写的《恋恋风尘》，包括后来给谭维维写的《如果有来生》，都是典范。

高晓松自言从小熟稔诗词歌赋，最希望的是写的字变成铅字，唱的歌变成唱片。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一路上的都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从北京四中到清华大学，优越感随时都在溢出。高晓松的爷爷高景德是清华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电机工程学家；外公张维是深圳大学的创办者、中国工程院及科学院两院院士、熟操四国语言的科学家；舅舅张克潜是著名的物理电子学与光电子学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兼博导；父母均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是著名的建筑学家。

小时候想问个事，高晓松父母就给他写个条说这个事你找某某院士，他研究这个一辈子，你去找他问。他穿过家门就是北大的门或中科院的门。身为科学家的父母从来不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我们家人最讨厌的就是胡说八道，因为科学家最讨厌的就是立论。”高晓松说。最终，他没有成为父母希望的一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而是成了个懂点儿科学知识的艺术家。如今他坦言，从小在这种家庭长大，好歹得是一个博士，妹妹四十多岁带着两个孩子攻读博士生。所以午夜醒来，觉得也要去读一下。

高晓松知道自己的价值，越发自如地能够控制住局面。他说，我给美国各大历史教授都写过信。说你收了我吧，有两个好处，一是你的学术观点一下子有很多人听。二是原来只能卖150本的著作，我来帮你翻译能卖很多本，我拿这个去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