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校门,杨奇迫切地指出了学校最近投资2亿元人民币扩建的成果:一块巨大的LED屏幕、一座体育中心、高大的毛主席和邓小平雕像。屋脊上还有一栋微微发光的沙漏型建筑,那里是行政办公室,看上去更像是机场的指挥塔台,或是监狱的瞭望塔。校园本身和美国院校的校园一样,修剪整齐,不过这里安放着一些装饰性的石头,上面刻着校训:“不比智力比努力!”
最重要的新建筑是一栋五层的红砖楼房,复读生就在其中的教室里上课。在那个周日的下午,当我看到数千复读生涌入这栋楼时,我想起杨维说过的,他们是这所学校里“最拼命的学生”—他们每周的休息时间只有90分钟。每间教室里都塞满了学生,超过150人,学生们说,老师讲课时得用喇叭大声喊才行。住在杨维隔壁房间的男孩就是一个复读生,一年前高考落榜,现在每天晚上要复习到凌晨1点半。自从新学年开始以来,他的名次已经上升了2000位,进入了年级的前三分之一。“他就像一个鬼,”杨维告诉我。“但他对我是种激励,因为我绝不想再过一遍这样的日子了!”他母亲接过话头说道,“就算你落榜,我们也没钱再供你在这里读一年。”
杨维的父母和我在一排排宿舍前徘徊,他在毛坦厂读书的头两年就住在这里。每个房间里住着10名甚至12名学生,全都是上下铺。窗口覆盖着丝网,后来一个学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丝网上挂满了晾晒的袜子、内衣、T恤和鞋子。宿舍几乎没有什么设施—没有电源插座,没有洗衣房,在去年修好一个独立的澡堂之前,连热水都没有。学生表示,这里倒是有一种高科技设备:电子指纹扫描仪。教师每晚都扫描一下指纹,表示自己已经按规定查了房。
在毛坦厂的校园里,积极性最强也最疲惫的人,或许就是这里的500名教师了。他们的饭碗系于学生的成绩。该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是中国普通公立学校的两到三倍,奖金常常会和工资一样高。每有一个学生被一类大学录取,六个人组成的教师团队(一个班主任,五个不同科目的教师)就能获得500美元的奖金。“他们挣钱很多,”杨维告诉我,“但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
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非常辛苦—每天17个小时监督100到170名学生—所以学校规定,这个岗位只招年轻的单身男性。班主任岗位竞争很激烈,教员室的墙上张贴着图表,按照每周考试的总成绩给每个班级排名次。到了年底,学生成绩垫底的教师可能会被开除,难怪教师用来激励学生的方法可能会很粗暴。学生们告诉我,除了用尺子敲打指节之外,一些老师还让学生在模拟考试的“死亡比赛”中较量—输了就要被罚站一上午。有次罚站的情形让众人议论纷纷:一个后进学生的母亲,被迫在儿子的教室外站了一个星期。对于复读的学生,教师们有一句冷酷的口头禅:“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