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坦厂最有名的毕业生是19岁的徐鹏。他身材瘦削,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眼睛。虽然看上去不像是受虐狂,但是他说,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想去一个“严酷的地方”。
和中国的6000万“留守儿童”一样,徐鹏是由祖父母带大的,父母则在遥远的城市无锡贩卖水果。然而,当徐鹏在初中表现失控时—逃课,与朋友偷偷外出,沉迷于电子游戏—祖父把父母叫回了宏景村(音)。母亲不再工作,一心只管他的教育问题,家庭收入下降了。尽管努力要让母亲高兴,但是徐鹏在中考时还是失利了,没能进入该地区最好的高中。他母亲非常气恼,好几天没有和他说话。可供选择的高中很少,徐鹏选择了毛坦厂中学。“我只知道这所学校非常严格,甚至有一些学生因此而自杀了,”他告诉我。“于是我就相信了。我觉得如果不这样,我就会管不住自己。”
到毛坦厂后不久,徐鹏就觉得,老师们还不够严酷。这座学校最关注的是提高高考上线率—这所学校的最大卖点。这也意味着,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让成绩较差的学生,达到二类或三类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他们的侧重点是让所有人都过线,”徐鹏说。“但是,如果本来成绩就足够好,他们就没有那么关注你了。”在这里的头两年,徐鹏决定,他必须培养强烈的自制力。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课间、上厕所、在食堂里,他都会做自测。有时深夜11点半熄灯之后,他还会开着电池供电的灯继续学习。
在毛坦厂的第三年,母亲也来到这里,带着徐鹏住进了在镇上租的房间。这时徐鹏的考试成绩开始提高到年级第一—几千人中的第一名。2013年初春的一天,徐鹏的班主任老师把他叫到一边,说他有可能成为毛坦厂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这座位于北京的著名高校被誉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多年来,毛坦厂被当成了向二类大学输送学生的生产线。现在,老师告诉他,学校的管理层非常期望有人能考上一所中国的顶尖学府,他们将给这样的学生颁发一大笔奖金:30万元,由徐家、他的初中,当然还有他在毛坦厂的老师平分。
高考前,徐鹏躲在六安市考场附近的一家酒店里,48小时没有出门。“父母觉得我疯了,”他告诉我。“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肯从屋里出来。但是记忆这些资料,就像是为奥运会做赛前训练,必须保持状态。休息一两天,你就不在状态了。”这种额外的努力可能产生了效果:徐鹏的高考分数为643分,总分是750分(但从未有人得到过满分)。清华大学在安徽省招收理科生的最低分数线是641分,徐鹏高出两分。
徐鹏的成就在毛坦厂家喻户晓,以至于杨维把他称作“偶像”。徐鹏和他母亲之前租住的房间,如今被宣传为“状元房”。状元指的是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第一名。上一学年,毛坦厂中学的管理层把徐鹏请回校园,向300名经过挑选的学生,也就是每个班成绩排名最高的学生,做励志演讲。就像中国号召民众向把生命献给祖国的无私战士雷锋学习一样,毛坦厂中学现在号召学生们“学习徐鹏”。
去年春天,我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的一片草坪上和徐鹏碰面,当时他的第一学年就快结束,但仍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穿着破旧的外套,袖子捋到了手臂上。我们周围的很多学生都来自中国城市的精英阶层,他们富裕、谙熟世事、使用iPhone手机、拥有航空公司的里程卡,而且对《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和《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有详细的了解。
徐鹏显得有些憔悴。他给我看了自己学生证上的照片,上一年秋天拍摄的这张照片里,他的脸圆圆肉肉的。“因为吃不惯这里的饭,我瘦了七公斤,”他说。大学生活的自由,也需要适应。“这里没有规矩,”他说。“第一学期我很困惑,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要做什么。”徐鹏读的是工程专业,现在正在学着享受新事物:和朋友一起消磨时间、做义工,周末去逛公园。“我学习还是很努力,”徐鹏说,他想去美国读研究生。“但现在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