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孩子在高考中金榜题名的机会,来到毛坦厂居住的近万名家长几乎什么事都愿意做。很多母亲像林佳敏这样,缺乏正规的教育。然而最热心地执行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的,也正是她们,比如禁止毛坦厂居民在学生们睡觉的时间看电视、洗衣服或碗碟。几年前镇上曾经开了一所网吧。由于可能会分散学生们的精力,母亲们帮助学校进行了抵制,最终迫使网吧关门。杨维的成绩下滑时,妈妈没收了他的手机,还让他一直学习到深夜,自己就坐在他身旁做带有蝴蝶和鱼图案的十字绣拖鞋。白天,林佳敏会卡着时间做饭,好让开饭刚好赶上课间,这样儿子狼吞虎咽时就不会浪费一点点的学习时间。“我们得把事情做全了,”林佳敏说。“不然就总是会怪自己。”
我们进入毛坦厂镇时是凌晨5点,但是母亲们已经把神树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她们点燃的香束燃起滚烫的火苗,积起厚厚的香灰堆,让我们几乎无法挤过去,继续前往杨维的出租房。他的母亲点了几支香,把它们插进灰里,前后晃动着脑袋,口中念念有词。她旁边的一名妇女在烟雾中轻轻晃动一袋鸡蛋—由于形状像脑袋,鸡蛋被当做智力的象征。
母亲来敲窗户的时候,杨维刚刚醒来。他的行李已经在前一天晚上收拾好了—一小袋衣服、一大袋书—但爷爷显得很焦急。他原本想早点出发,避开镇上将会阻塞交通的数以百计的车辆。不过,他的焦躁还有另一层原因:有人—学校的管理人员?或者是邻居?—警告过他,和我说话将使他惹上麻烦。一年前,毛坦厂在中国媒体上大肆宣扬自己的成功,如今它却想变低调一点,正如中国谚语所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到了这个时候,爷爷用颤抖的声音请我离开。于是我与这家人告别,然后远远地看着他们挤进面包车,踏上了送杨维高考的最后一段旅程。他们经过的时候,杨维的父亲快速按响了一声喇叭。
三小时后,上午8时08分整,第一队大巴驶出了毛坦厂中学的大门,穿过由加油打气的家长和镇民所组成的人群。过去,这支队伍行进时会伴随着轰鸣的鼓声和鞭炮声。今年,根据学校要求,这种送考方式取消了。但有些习俗仍然得以保留:头车的司机属马。这不仅代表着当年的生肖,而且还讨了中国谚语“马到成功”的彩头。当天结束的时候,毛坦厂会空空如也,里面既没有学生和家长,也没了以他们为收入来源的店主。
数周后,高考成绩公布了,我给杨维打了电话。最后一次见面之后,我一直担心他会在考试中失利—那么我的出现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可是,杨维听起来挺兴奋。他的分数远远超过了在最后那段时间里的模拟测试中所取得的成绩。尽管他的得分还没有高到能够进入上海的一类大学的程度—那是他曾经的梦想—但是却能让他进入安徽的一所最好的二类大学。虽然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目前还说不准,不过他非常渴望了解毛坦厂以外的世界,当然还有他狭隘的学校教育之外的天地。“我在那里学的是理科,但其实我喜欢艺术、音乐、写作,这些更有创意的东西,”他告诉我。“我想有很多同学跟我一样,除了参加高考,对别的东西知之甚少。”有件事情他是知道的:他的命运将与父母在大爱农场上的生活截然不同。
当天的消息并非都令人高兴。杨维的童年伙伴曹英生考砸了—杨维说是因为恐慌。曹英生的家人非常伤心。多年来,他的母亲一直陪着他学习,而他的父亲则每天干上12个小时,每年工作50个星期,在中国东部修建高楼大厦,用来负担毛坦厂的费用。杨维说,曹英生仍然含混地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英语教师。然而,他的未来看起来并不光明。他的家庭绝对无力承担毛坦厂的复读费,曹英生本人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这一过程。他其实只有一个选择。“打工,”杨维说出答案。“他已经走了。”在得知自己高考落榜的几天之后,曹英生就离开了家乡所在的农村,前往光鲜的沿海城市寻找工作。他将来可能也会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本文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