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规划并非学校用来管束杨维这样的学生的唯一手段。杨维来自跃进村，像很多孩子一样贪玩，是父亲口中“村里最调皮的孩子”。毛坦厂中学的班主任是清一色的男性，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管理；他们能否保住工作岗位，能拿到多少奖金，均取决于他们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能力。保安人员驾驶着电瓶车和摩托车，在占地面积近千亩的校园里巡视。教室、宿舍乃至镇上的主要路口均都安装着摄像头，监视着学生们的一举一动。校长助理李振华说，这种“封闭式管理”能起到效果。1998年时，只有98名毛坦厂中学的学生达到了本科院校录取的最低分数线。15年后，学校有9312名学生达到了本科线，还想努力在2014年突破万人大关。杨维和曹英生希望自己能名列其中。
杨维在床上睡着了，他父亲杨奇（音）因此低声说，“我们现在不能打扰他。”他戴上了自己的墨镜，而穿着橙色连衣裙和亮片高跟鞋的妻子拿起了一把浅蓝色的阳伞。他们要带我在校园里四处转转。除周日下午的这三个小时以外，毛坦厂中学不接待访客。在这三个小时里，杨维的父母通常会挤在学校公告栏旁边，仔细查看相关表格，寻找儿子最近的考试成绩。这个学年的早些时候，这个例行活动是让人高兴的，因为那时候杨维的成绩在不断提高，与入读中国近120所一类大学所需的水平越来越近。但现在，能否进入二类大学看上去都不确定了。“不用看，”杨奇说。“我们只是想让儿子努力学习，因为他妈和我都没机会多读书。”
尽管有一种隐隐的恐慌感，杨维的父母好像还是迫切地想向我展示这所学校的成功，似乎他们自己对向上流动的渴望靠的就是它。毛坦厂中学是1939年日军入侵安徽省会合肥后创办的，当时是作为接收逃离战乱的学生的临时学校，条件颇为简陋。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后，毛坦厂中学成了一所永久性的学校。但半个世纪后，随着中国沿海经济的繁荣，毛坦厂中学成了一个遭到冷落的空壳。它被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掏空了，债台高筑。它的复活则源于中国1999年做出的一项决定。那项决定的内容，常被称作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教育体系的急剧扩张让中国大学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大学生人数增至3100万，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美国的大学生人数为2100万。）所有学生都必须先通过高考。
和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高考是为了在精英主义体系中引入一种英才教育的衡量方式，为出身农村的学生创造一种向上流动的通道。（锁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数天后，科举考试中的高分获得者将有幸从平日里只有皇帝才能走的中门，进入紫禁城。）然而，农村地区的学生依然处于极度不利的境地。在杨维的父亲担任村支书的跃进村，教学设施简陋，缺乏训练有素的老师。富裕的城市家庭则能请家教、支付昂贵的补课费，或是通过行贿入读市里最好的学校。高等院校的配额制度也明显倒向不利于农村学生的方向。农村学生分到的招生名额，比城里学生要少得多。
农村孩子需要额外的帮助，毛坦厂中学就是应这样的需求而生的。起初，学校以较低的收费提供课外的应考培训。2004年政府禁止公立学校进行有偿补课后，当地相关部门将整套公立学校教育转变成了强化补习培训。（在高一和高二，学生每周可以上两个小时的选修课—音乐、美术或体育。到了高三，学校不允许学生上选修课，只能上高考要考的课程。）更大胆的是，他们开办了一所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接收“复读”的学生。复读生已从高中毕业，但非常迫切地想提升成绩，因而愿意付钱去再次经历高考的磨难。此举带来了回报。“复读生”所在的大楼，与公立的毛坦厂高中坐落于同一个校园，共用许多资源，是毛坦厂中学盈利最多的中心。那里的6000多名学生一年交的学费，在几百美元到近8000美元（约合5万元人民币）之间。（学生的成绩越差，交的学费越高—这种学费设计是为了确保学校有较高的成功率和收入。）经过校门口的保安时，杨奇挽着我的胳膊说，“这学校钱多得你想都想不到。”他的语气里没有指责，倒是有钦羡。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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