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家庭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高考日益迫近更磨人了。高考—分为理科和文科—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当代化身。科举把年轻男性筛选到国家官员体系中,通常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标准化考试制度,延续了1300多年之久,直到20世纪初才废除。如今,每年有超过900万名高考考生(参加美国SAT[学术能力评估]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合计不到350万)。但是,中国学生自从进入小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承受着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的压力。即使是在我的几个儿子在北京上的一所比较自由的双语幼儿园,中国父母也让自己5岁的孩子学习乘法表及正规的中英语语法,以免在一年级的时候落在同龄人后面。一个中国朋友最近当上了妈妈,她告诉我,“说实话,高考竞争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
中国标准化考试的马拉松不仅提高了公众的文化水平和政府的控制力,还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上两次测试中,上海的高中生蝉联榜首,导致多名美国官员将这件事与更大意义上的“斯普特尼克卫星(Sputnik)时刻”联系了起来,认为它是中国即将超越美国的征兆之一。然而,尽管美国的教育工作者试图探究中国人应试能力的奥秘,高考却在本国遭到了抨击。一些人说它扼杀了创新思维,给学生施加了过于沉重的压力,不符合时代精神。青少年自杀率往往随着高考的临近而上升。两年前,一名学生在网上贴出了一张震惊众人的照片:在一所公立高中的课堂上,学生们埋头看书,所有人都在打点滴,以便获得继续学习的能量。
中央政府正在推动改革,以减少学生的课业负担、让课程设置不仅限于核心课程,并允许各大院校考虑高考分数之外的因素。然而,政府的努力不仅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的阳奉阴违,还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减压可能会不利于自己孩子的考试成绩,危及他们的前途。“中国陷入了囚徒困境,”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of Oregon)的教育学教授、《谁怕那条大恶龙》(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Dragon?)的作者赵勇说。“没人愿意放弃它,因为高考仍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
中国各地的城市已经涌现了大量备考强化学校,但毛坦厂仍然独一无二。这是一座偏僻的单一产业城镇,出产的是应试机器,就像其他一些专门生产袜子或圣诞饰品的中国乡镇一样心无旁骛。大学生过剩可能已经削弱了高校文凭的价值,尤其是在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双双上升的情况下。很多富裕家庭干脆选择不进入这个系统,让自家子女就读中国的私立国际学校,或者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但是,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有限的人,比如杨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反而加剧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几分之差就能够决定一个学生究竟是进入学位含金量高的学校,还是一无所获。“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清华附中副校长江学勤说。“而且农村学生越来越落后。”
毛坦厂中学满足的主要就是此类学生的需求。它被隔绝在安徽的山脚下,距离最近的城市有两小时路程,以屏蔽了现代生活的干扰为傲。学生不准使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大约一半的学生住宿舍,房间里特地没有装电源插座;不准谈恋爱。另外一半学生住在镇上,大多与母亲一起栖身在狭小的隔间里。当地政府已经取缔了一切娱乐场所。这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电子游戏厅、台球厅和网吧的小镇。“没什么可以做的,只能学习,”杨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