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教育：我知道在创办BiMBA之前您还是美国商学院的副院长，在中国和美国，肯定国情不同，商学院教育也不同，您感到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杨壮：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有几项，第一个差别就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不一样，中国有很多文化优势，但中国文化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文化包袱，因此在商学院整个发展过程中商学院学生不断受到这种文化的困扰，中国文化过程中哪些东西和今天的商学所提出的西方管理理念吻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也是我们企业和我们的学院经常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整个中国的制度法制正在健全，而我们的市场经济刚刚建立，不完善，因此这个过程中总是有一些人治的概念在里面，在西方，它是在一个法制极为严格的环境下产生的商学院，商学院建立后，法制严格，市场也比较规范，因此商学院的学员在做事过程中不需要很大的变动，而我们的商学院很多学员在学习很多原则之后，把市场上可能要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进行变通，而如果在原则问题上变通可能就会出问题，在过去十年发展过程中我已经发现中国的市场在不断的完善，中国的法制在不断地建立，我记得很清楚，2002年我给大家做价值观测试的时候，18条价值观，我们的学员把诚信放在第17条，那是2002年，那时候我们正在发展，我们关注的是市场，我们关注的是机会，我们关注的是用自己最短的时间换取最大财富，那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况，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再给同学做的时候，诚信已经变成了价值观的前三名，几个班做都是这样，你会发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引起人们价值观观念的变化，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很多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不仅涉及到经济GDP的变化，还涉及到人们心理的变化，素质的变化，人文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最终，信仰的变化，而真正中国的企业家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体系之后，我相信在世界上他们一定能作出很多好的创新，同时在创新过程中不仅大，而且强，更可以得到世人的尊重。
网易教育：其实也是一种跟世界的融合。
杨壮：跟世界的融合，这也是我们的世界。
网易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到现在还存在的冲突呢？
杨壮：跟你讲几条吧，比如案例，美国人写的案例，我看了，在写美国的人文环境下的案例，写得相当精辟，但美国人写的案例在中国企业的案例，相当敷衍和表面，他们写的案例，我看包括对联想柳传志的采访，包括他们写的其它一些企业的案例，深层次的问题他们都没有看到，因此这种案例，如果把它当作案例教学来学，就很麻烦，所以我们采用的最好的方式方法就是学习美国写的案例，然后在中国进行活案例的学习和调查。
我举几个例子，我之前在班上让大家学习戴尔，直销模式，然后让我们中国的学员去戴尔公司了解戴尔在中国的经营情况，他们就发现截然不同的文化，因为戴尔中国在中国的直销做得相当不好，最后他们建立了网络、网点，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当时没有金融体系，没有直销购物体系，中国人对直销也不太熟悉，所有这些东西一旦出现后你会发现他不得不改变模式，也就是说，外国的方式方法在外国经营多年后在中国的人文环境中遇到大量阻碍，这是我讲的第一条。因此作为商学院的教授在这方面你要不断根据中国的模型进行一些调整，把西方的东西和中国的文化吻合在一起，西方理性的东西和中国非理性人的因素吻合在一起，你才能真正让它起作用，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个人觉得西方整个教学过程中，由于它的文化和法律，包括体系比较完善，因此教学过程中它比较讲究的是术，比较讲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整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在术的背后有道德问题，在管理的技能背后，有治的问题，因此纯粹用西方的方式方法去理解中国企业家的行为，就很难理解一个现象，为什么有的中国人说的不是想的，想的不是做的，外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他会给你灌输，你应该这么去做，中国人会说，我不是不愿意这样去做，而是制度本身不让我这样做，我要这样做我就死了。因此要了解中国的人文环境必须要了解中国的国情，更重要的是要挖掘一个组织行为和管理行为背后的社会政治组织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理解为什么我们的MBA学员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来自国企的MBA和来自民企的MBA，和来自跨国公司的MBA在刚来的时候截然不同，我们看到他们，我作为老师来讲，简单看两三天我大致知道他们来自哪个方向，特别是在企业工作时间长以后，因为行为举止不一样，外国人觉得给你个东西你就去做吧，他没有想到，给你个东西如果不改变这个企业的经营文化和他所经营的土壤，制度不发生变革的话，人的行为不会改变，这是中国特色，也是我们在商学院教育中遇到的一大挑战。
第三大挑战就是在西方有个价值体系的基本信仰，美国有新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天主教的信仰，当他们用他们的信仰，这种理念到其它社会中，当他把他很多东西带到中国人文环境中来教学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学员对他不理解，最近我们和一帮朋友到以色列看，看它的宗教在它的发展和创新过程中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因此我觉得今后中国人可能在商学院教育中要更加引进社会文化要素，也就是说研究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要研究这个企业为什么失败，我们不仅要研究为什么它没有采用某种战略，我们更要研究这个企业失败的社会、市场、制度和文化原因，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发掘之后你才能对这个企业有深层次的了解，这可能也是跟国外不太一样的，因此我说的这三点告诉你，国外MBA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到中国之后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的学生也一样，我们在北大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的项目是国际项目，因此我们的常规MBA班有很多外国老师，他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会给他们班设计一些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所带来的中国课题，也就是说外国老师讲了管理的国际化的基本研究之后，我们让中国老师讲中国经营下，结合中国的案例，外国老师讲了外国的战略之后，我们中国老师研究中国的案例，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商圈就是一类人，既懂中国，又懂国外，既懂本土，又懂国际，真正能够把自己放在很高的视野上，但同时又理解中国错综复杂的文化和商业现象，这样的人很少。
网易教育：这也是一种挑战。
杨壮：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不仅是对我们的挑战，对外国人来中国也是挑战，因为他无法理解和想象，外国最好的老师到我们班上，最好的老师，有一次班上同学集体罢课，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为什么呢？他讲的学生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下的学生，他讲的这些内容是针对一个法制极为健全的国家所讲的，所以我觉得对商学院的挑战是对中国，对国外老师都是挑战，对中国对国外的学生也是挑战，我们还有很多外国学生，我们的常规MBA班中有30%的外国学生，为了这种情况我们专门给他们建立了在中国经营的文化项目，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把你自己的脑筋转一下，这是在中国，对不起，这不是你的美国，也不是欧洲，你要看一看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传承和文化基因可能跟你们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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