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沪派江南的滨海特质

在江南这片土地上，上海究竟具备何种特质？哪些特质使之区别于苏州、常州、湖州等地？只有抓住上海的核心特质，才能够阐释清楚沪派江南。我以为，上海最核心的特质便是滨海，也就是历代方志所说的“襟江带海”。

为便于解读沪派江南的特质，本文将江南划分为滨湖江南与滨海江南两种类型。滨湖江南，是以太湖、运河为核心的内河型经济区域，属于运河太湖流域农耕、丝棉手工业与内河商贸复合体，范围包含苏州、常州、镇江、湖州、南京（江宁府）以及杭州府主体。南京虽濒临长江，但主导经济形态仍依托运河与内河商贸，海洋属性微弱，故归入滨湖江南。这一区域以漕运、内河转运为经济命脉，城市多依托河湖运河发育，海洋属性弱，自唐宋至明清整体格局相对稳定。

滨海江南直面长江口、杭州湾，兼有海岸、滩涂、盐场与海港，属于河海联运的海洋商贸地带，范围大致为松江府、太仓州，以及嘉兴府的海盐、平湖二县。该区域以盐业、沙船海运、棉货跨区域流通（兼及海外贸易）为核心产业，海洋属性突出。宋元时期本地港口兴起，明清沙船业走向鼎盛；明清以降海岸持续淤涨，部分盐场逐步演变为农田，海洋产业格局也随之发生变迁。杭州府的海宁虽带有滨海特征，但杭州府城归入滨湖江南。

传统江南史研究，常把江南划分为太湖流域、环太湖江南、湖荡平原区、低乡江南，沿海地带又有滨海平原、高乡、岛滩江南、东海类型江南等，各类划分各有标准，均具备相应的解释力。本文提出的“滨湖江南”，是对环太湖湖荡平原江南一类的类型概括；“滨海江南”则整合了滨海平原、高乡、岛滩江南、东海类型江南等既有范畴。二者形成一组对仗概念，侧重于经济与社会文化类型划分，而非单纯地貌分区，能够更直观地呈现两类区域之间的差异。

滨海江南与滨湖江南的经济分野

长江三角洲属于典型河口冲积平原，太湖流域是一片向东敞开的碟形洼地，西高东低，太湖居于碟底，上海正处在这一碟形平原的东缘，直面东海，兼具长江河口与杭州湾北岸双重地理属性，形成滨江临海的独特区位条件。以古冈身线为大致分界，冈身以西，青浦、松江部分区域承接太湖来水，属于湖荡圩田地貌，为滨湖江南的边缘地带；冈身以东，浦东、奉贤、金山、宝山大片区域，是持续向东淤涨而成的滨海滩涂，潮汐作用显著，土壤成陆时间晚，盐分含量偏高。这是滨海江南的主体空间。

与此相对，苏州、常州（含无锡，近代以前无锡属常州府）、湖州构成的滨湖江南，地处太湖碟形洼地腹地，境内水网以太湖为中心，依靠江南运河串联全境。滨湖江南的土壤熟化程度高，河湖密布，圩田发育成熟，适宜水稻种植与桑蚕养殖，经济上以内河运河体系为骨架，面向国内内陆市场。运河水系把城市、市镇、乡村串联成网络，货物流转依靠内河舟楫，贸易半径以国内区域市场为主，社会生活受湖河的约束，而不受海潮直接干预。不同时期，受自然与人为因素影响，太湖主湖面积有所变化，时有扩张与萎缩，但滨湖江南与滨海江南的格局一直存在。

滨海江南与滨湖江南的自然条件存在明显差异。第一，地貌上，滨海地带不断接受长江泥沙淤积，海岸线持续东移，土地动态生长，滩涂、盐场、捍海塘、灶港交错分布，土地属性随潮汐涨落发生变化，而滨湖江南的河湖平原格局相对稳定，千百年来变化幅度有限。第二，水土条件差异巨大。滨海区域土壤富含盐分，冈身以东的高亢沙性土地，灌溉取水困难，不宜大面积种植水稻，却适宜种植棉花；滨湖江南沃土连片，水稻、桑蚕是核心物产。第三，水文格局有双重性。滨海江南受内河径流与海洋潮汐双重支配，黄浦江、吴淞江既是太湖泄水通道，又是潮汐河流，咸潮上溯是长期存在的地理难题。滨湖江南以淡水河湖为主，潮汐影响微弱。第四，交通系统的区别：滨湖江南对外通道是运河内河，向内联通中原、华北；滨海江南的对外通道是海洋长江，向外联通中国沿海乃至海外各地。

地理禀赋直接塑造两种江南的经济模式。滨湖江南是典型“运河、稻、桑、丝绸”的内陆型农耕手工业复合体；滨海江南则面向海洋，以滩涂资源为基础，发展盐业、植棉、棉纺织，依托沙船海运构建跨沿海贸易网络。当然，滨海江南并非脱离江南母体，它共享吴地文化底色，却在资源、物产、社会形态上形成自身特质，构成沪派江南的地理根基。

凤楼远眺（画工曹史亭临摹，反映了清道光年间十六铺“一城烟火，半江舳舻”的繁盛景象）选自《黄浦江古今影像集》

经济底色：盐、棉、布、海运复合共生

滨海江南区别于滨湖江南的最核心标志，是盐业、棉纺织、海运三者深度嵌合，形成一套互相支撑的复合型经济体系，而非单一的农耕经济。苏州、湖州的支柱产业是稻作与丝绸，而上海地区，盐、棉、布、海运四者环环相扣，产业之间互为市场、互为运力。

海盐：滨海经济的重要根基

滨海滩涂是古代海盐生产的天然载体。宋元时期，上海沿海自金山柘林向北直至吴淞口，分布下沙、浦东、青村、袁部、南跄等多处盐场。宋代归两浙路盐事司管辖，元代隶属两浙都转运盐使司松江盐课提举司，明代改隶两浙盐运司松江分司。这里是江南规模最大的海盐产区之一。南宋景定年间，诸盐场年产盐约2500万斤，元代至正初年额定产量提升至3000万斤。盐场内部开挖大量灶港，东西横灶港引海水入亭场，南北纵塘转运盐货，形成“横港纵塘”的水系格局。下沙、新场在宋元时期因盐业兴起，大团亦由宋元盐团而后世逐步发展为市镇。

盐业生产带来两大结果。其一，盐课为本地提供巨额财税，宋代华亭、元明清松江府，盐课一直是地方重要赋税来源；其二，大规模海盐转运，培育出早期近海航海群体。官盐主要经黄浦江、吴淞江转入内河，分销江南内地；亦有部分海盐借海船私贩流通至浙闽沿海，乃至山东、辽东一带。盐业运转催生盐户、灶丁、盐商与船户群体，部分熟悉潮汐海况的水手、贩运从业者，为后世上海海运业储备了技术与人力基础。明清以降，海岸持续东淤，加之长江淡水南侵，近海海水盐度降低，卤源衰减，老盐场逐步丧失煎盐条件，盐业走向衰落。盐业孕育的市镇格局与商业传统得以接续传承，部分滨海港口则因岸线变迁发生淤废。

棉与布：“衣被天下”的大宗商品

元代元贞年间，黄道婆自海南崖州返回松江乌泥泾，传授擀、弹、纺、织工具制作之法，以及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艺，推动乌泥泾成为松江棉纺织技术革新的起点，为后世滨海江南棉业大规模兴起奠定重要技术基础。

冈身以东的高亢沙质土壤不宜种稻，适宜植棉，农民因地制宜，至明代中叶逐渐形成东棉西稻的土地利用格局。明代松江府享有“松郡之布，衣被天下”的盛誉，是全国棉纺织业中心，乡间家家植棉、户户纺织；轧花、弹花、纺纱、织布多由农家完成，染整则集中于城镇专业作坊，形成配套的手工业体系。明代以标布、三梭布闻名海内，清代七宝尖、龙华稀等特色棉布亦行销全国。

棉纺织产业的市场流向，高度体现滨海江南的双重属性。一部分棉布沿内河运抵苏州，接入江南运河贸易网络，分销内地；另一重要路径则是依托海运，沙船运载棉布北上山东、直隶、东北，南下闽粤。远销东洋、东南亚的“南京布”，大多先经沿海海运转运广州，再由外商船只输往海外。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输往海外的南京布年达数十万至百余万匹；褚华《木棉谱》记载，闽粤商人“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而去”，所贩运的主要是松江原棉，供闽粤本地纺织之用。棉纺织业深刻重塑区域经济结构。松江府大量耕地改种棉花，本地粮食供给不足，需要从长江流域及北方输入，形成“米布交易”格局：输出棉布，输入米粮。这一流通体系内河、海运并行：长江内河主要承担大米输入，海运则在棉布北运、北方豆麦及南北土特产流转中发挥关键作用，棉花、棉布、粮食由此串联。罗店、枫泾、七宝依托棉布贸易走向繁盛，朱家角则是江南重要的内河米业重镇。丝绸多面向上层社会，属于高端消费品；与滨湖江南丝绸不同，松江棉布面向全国普通民众，市场体量更大，商品属性更强，催生大规模远距离商品流通。

海运：串联盐、棉、布的流通命脉

盐业、棉纺织产业的大规模商品输出，高度依托海运。上海港在清代中期崛起为中国东部沿海航运的重要枢纽：北方沿海多沙质滩涂，适宜平底沙船航行；南方闽粤海船（福船、广船）吃水深，难以航行北洋浅海。乾隆以后，随着太仓刘河港淤废，南北海船多在上海换载中转，形成独特的“南北货”贸易格局：南洋输入蔗糖、木材、海产，北洋运来大豆、豆饼、杂粮，货物在此集散，再分销全国。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解除海禁，上海海上贸易得到恢复，沙船业至乾隆后期、嘉道年间步入鼎盛。县城大小东门至南门外黄浦江沿岸码头连绵密布，聚集沙船数千艘，出现张元隆这样拥有数十艘大型洋船的海商。沙船北上关东、天津，南下闽粤；亦有民间商船由此赴东洋日本开展贸易。豆麦、棉布、海盐与南北各类商品在此流转，本地钱庄依托海运贸易蓬勃发展；票号则在开埠前后才大规模进入上海。据后世学者估算，开埠之前上海港年货物吞吐量约120万—150万吨，已是全国最重要的沿海贸易港口。

盐业提供早期航运人力与市镇基础，棉布提供大规模跨区域输出商品，海运提供流通通道，三者复合共生，构成滨海江南的经济底色。滨湖江南以运河为动脉，向外输出丝绸，贸易网络亦流转各类奢侈品；滨海江南以海洋为通道，输出盐、棉布，输入粮食与南北大宗商品，二者形成功能互补。

《筹海图编》（天启刻本）中的沙船图

流动的群体与开放的社会

经济模式塑造社会形态。滨湖江南以运河农耕与丝绸手工业为基础，社会结构以宗族士绅、地主、耕读农民、丝织手工业者为主体，乡土宗族纽带牢固，社会流动多依托宗族网络，科举功名是向上流动最重要的路径。滨海江南，则由盐业、棉纺织商品经济叠加海洋贸易共同塑造，五方杂处，职业多元，阶层流动活跃，形成重商、务实、开放的社会格局，这正是沪派江南十分显著的特质。

首先是职业群体高度多元。除传统的士、农之外，滨海江南衍生出大批与海洋及商品经济相关的职业：盐户、灶丁、棉农、织户、布庄商人、舵工水手、码头搬运、牙行经纪、海贸行商；清代以后更涌现出沙船船主这一新兴群体。盐户世代从事盐业；广大乡村妇女投身棉纺织，构成庞大的手工业劳动大军；船户常年往来海上，足迹遍及沿海各省；徽商、晋商、闽粤商人纷纷在此设立布庄、盐栈与商号。《云间杂识》记载明代成化年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反映徽商已深度介入松江地方经济。多元职业突破单一农耕社会的职业边界，商业财富成为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来源，人们获取社会身份不再完全依附科举功名。

其次是人口高流动性。开埠之前，五方杂处已具雏形。滨海江南依托贸易红利持续吸引外来人口。宋元盐场开发时期，便有周边移民迁入从事盐业生产；明清棉业与海运走向兴盛，闽粤海商、徽州、山西布商络绎前来，苏、嘉、湖亦有手工业者与商人流入。清代嘉庆年间，上海县全县人口达50余万，其中县城厢坊人口接近30万，外来移民占有可观比重。移民大多以商贸、佣工谋生，少有完整宗族举族迁徙，多为个体或小家庭流动，宗族纽带相较滨湖江南更为薄弱。滨湖江南以定居宗族为社会底色，滨海江南则客商、船户、移民来去频繁，人口流动成为常态，社会格局更为松散开放。

再次是社会风气重商务实，价值观念多元。滨湖江南崇尚读书科举，士绅主导地方舆论；在滨海江南，商业成就同样能够获得社会认可。海洋产业充满不确定性，孕育出冒险、务实、变通的地方风气。当然，传统儒学礼教依然深刻影响本地，滨海江南同样重视科举功名，只是商业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太湖腹地。本地民众多投身棉织、盐业与近海航运，外来客商大量汇聚于此。

同时，滨海江南的市镇形态，也与滨湖江南有所区别。滨湖江南市镇多依托运河河道，因漕运、丝绸贸易兴起；滨海江南市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靠近冈身，承接太湖水系，如朱家角；另一类沿海岸线排布，由盐场、海运催生，如新场、下沙，大团亦自盐团逐步发展为市镇，带有鲜明的海洋产业烙印。

这种多元流动的社会传统，为近代上海开埠之后吸纳全国各地移民、形成大规模移民社会，积淀下重要的社会基础。近代上海的五方杂处格局，并非开埠之后骤然形成，而是滨海江南数百年社会特质的延续与放大。

演进逻辑：开埠前的积淀与近代崛起

上海近代崛起，不能完全归因于1843年开埠。滨海江南数百年的经济、社会、港口积淀，构成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开埠作为外部契机，将区域内在禀赋充分释放，推动其完成从传统沿海贸易港口向世界性大都市的跃迁。

唐宋时期，青龙镇是上海地区最早的重要商贸港口，依托吴淞江成为海上贸易重镇。其后吴淞江日渐淤塞，港口逐步向东转移至上海镇。元代先设立松江府，后置上海县，标志滨海区域行政地位抬升。宋元时期盐业鼎盛，海上漕运兴起；朱清、张瑄主持开辟海漕，漕运中心设于太仓刘家港，上海为海漕重要辅助起点，沪太之间航运联系紧密，由此奠定上海港口的早期雏形。

明代中叶以后，棉花产业充分发展，松江府棉纺织产品行销全国；同时受海禁政策反复影响，海运时兴时禁。明初永乐年间夏原吉治水，大黄浦成型，黄浦江逐步取代吴淞江成为区域主干河道，港口重心随之移向上海县城以东的黄浦江沿岸；明末吴淞江残存河道淤塞进一步加剧。

清代前期康熙解除海禁，上海海上贸易得以恢复；至乾隆后期、嘉道之际，沙船贸易步入鼎盛。此时上海行政上隶属于松江府，政治地位不及苏州，经济上已成长为独立的南北沿海贸易枢纽。它一方面与滨湖江南紧密联结，从苏州输入丝绸与各类手工业品，借运河网络对接太湖腹地；另一方面面向海洋，主导东部沿海大宗商品的集散流转。此时上海尚不是全国中心城市，但已经具备三大基础条件：一是盐、棉布复合产业根基；二是成熟的沙船海运体系；三是开放流动的社会结构与重商传统。

1843年开埠，外部力量介入，本土长期积淀的历史禀赋得到激活。远洋轮船进入中国，与传统沙船长期并存，贸易格局从国内沿海拓展至全球市场。太平天国战乱重创太湖流域，苏州、常州、杭州、湖州等地遭到巨大破坏，大批江南资本、人才、士绅涌入上海，加速经济文化中心由滨湖江南向滨海江南转移。苏州丧失了江南运河体系之下的全国经贸中心地位；滨江临海的上海依托广阔的长江腹地，对接全球贸易，迅速崛起为远东第一大都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滨海江南与滨湖江南的辩证关系。近代上海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滨湖江南的彻底衰败。滨湖江南依旧持续输出丝绸、茶叶、粮食、各类手工业产品，为上海提供坚实的腹地物产支撑；上海则依托全球贸易网络，将滨湖江南的本土物产行销世界，同时把海外商品输入江南内陆腹地。二者并非简单的新旧替代关系，而是格局重构、分工互补、协同升级的共生关系。

传统时代，运河水运是江南对外联通的核心主通道；近代以降，海洋取代运河成为江南对外开放的首要通道，上海跃升为整个江南区域的对外门户。两种江南形态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江南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

纵观江南古今发展脉络，苏州与上海恰似双心椭圆的两大核心：近代以前，以苏州为代表的滨湖江南是区域发展重心；近代以后，以上海为核心的滨海江南成为发展主导。双心共生、主次更迭，是江南区域格局千年演变的核心特征。

大海运与大都市：深水港对当代上海的特殊意义

回顾历史，上海千百年来坐拥滨江临海的区位条件，到了当代，却受到长江口拦门沙带来的地理制约。长江携带巨量泥沙入海，河口发育巨大水下沙坝，天然水深有限，大型海轮难以直接进港。明清时代沙船吃水较浅，河口条件尚可适应航运需求；进入集装箱时代，远洋巨轮吃水持续加大，长江口原有港区的水深短板，成为上海建设全球航运中心的核心瓶颈。

2005年洋山深水港一期建成开港，历史性突破了这一千年来的河口局限，将滨海江南的历史禀赋转化为当代国家战略优势。洋山港区坐落于杭州湾崎岖列岛，天然水深条件优越，可停靠十数万吨级超大型集装箱船舶，通过东海大桥与上海陆域相连，践行“港为城用，城以港兴”，完成上海港口发展的历史性跨越。2017年投产的洋山四期全自动化码头，实现码头作业全流程智能化，建成规模领先的国产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依托洋山深水港，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夯实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硬件根基。

深水港对于上海大都市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优化提升城市滨海禀赋，突破地理条件对城市发展的限制。古代上海濒海却难以利用深海资源，河口泥沙条件制约大型船舶通行。洋山港跳出长江口的地理桎梏，使上海具备真正的深水海港功能，释放、放大并优化了滨海江南固有的区位潜力。

第二，支撑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夯实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的物质底座。航运枢纽带动贸易、物流、金融以及航运服务业集聚，大量航运企业、货代、保险、海事法律机构落户上海，形成完备的航运产业集群。若无深水港的支撑，上海难以充分发挥全球贸易枢纽的功能。

第三，服务长江经济带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洋山深水港与长江口深水航道协同，江海联运体系日趋成熟。长江中上游货物经内河运抵上海沿江港区，再中转至洋山出海。滨海江南的港口优势辐射整个长江流域，推动滨湖江南与长江中下游广阔腹地对接全球海洋网络，实现历史江海联动格局的现代升级。

第四，全方位重塑城市空间格局，推动城市发展迭代升级。一是推动临港新片区强势崛起，依托深水港核心航运优势，持续推进片区整体开发建设，推动上海城市发展重心向东延伸。二是洋山深水港也为黄浦江、苏州河沿岸转型创造条件，配合城市整体规划，推动沿岸老旧码头、工业企业疏解迁移，滨水岸线更多用于生态修复、景观打造与民生配套，更好践行人民城市发展理念，全面提升上海城市宜居性与风貌质感。

江南并非单一同质化的文化样本，内部存在滨湖江南与滨海江南的结构性分野。苏州、常州、湖州构成典型的滨湖江南，依托太湖流域与江南运河体系，以稻作农耕、桑蚕丝绸为核心支柱，依托内河漕运成型，孕育出温婉内敛、耕读传家的传统水乡文明。以上海为核心的滨海江南，滨江临海，陆海兼备，依托盐业、棉纺、海运产业复合发展，形成人口流动频繁、阶层多元开放的社会形态，孕育出外向开拓、务实进取的海洋品格。

江南运河是滨湖江南的发展命脉，串联起太湖周边城市群，承担粮食漕运、丝绸流通的核心功能，既维系着古代王朝的核心赋税体系，也塑造了滨湖江南密集的市镇格局与耕读文化。滨海江南，以海洋为广阔运河，以风帆海船为流通舟楫，承担全国沿海大宗商品集散与跨区域贸易功能。二者并非对立割裂，而是一湖一海、一内一外、共生互补。滨湖江南筑牢农耕与手工业的物质根基，提供丝绸、粮食、各类手工业商品；滨海江南打通对外联通的海洋通道，完成商品外销、物资输入与全球流通。内外联动、双向赋能，共同造就了江南长期领先全国的综合经济与人文实力。

回望千年脉络，上海的海洋基因在明清数百年间已充分积淀发育，1843年开埠只是将滨海江南长期积蓄的区位、产业、社会禀赋尽力释放。步入当代，洋山深水港补齐长江口千年地理短板，让上海的滨海特质在全球化时代充分彰显。区分滨海与滨湖的差异结构，读懂沪派江南的海洋特质，能够跳出传统单一的“太湖-运河”叙事，还原江南多元立体的区域格局，进而深刻揭示上海的城市品格和城市崛起的深层逻辑。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