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新宇 | 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研究

摘要：中国文化日常书写的核心在于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及传播方式的变革。传播主体扩展为由双语/多语使用者、日常生活讲述者、传统技艺实践者及数字创意者构成的多元主体网络；传播内容涵盖了信仰的本土化日常表达、传统技艺与审美文化的生活化呈现、饮食等民俗文化的情感化传承与地域自然文化的生态化解读，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本土化与生活化转译；传播方式则依托场景化叙事、情感化连接与技术化赋能，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路径创新。这种基于日常与本土的书写有效地消解了文化疏离感，并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范式由机构主导的宏大叙事转向全民参与的日常书写，在全民参与中守护了文化价值的生命力。这一转型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为全球化与数字时代的中国文化传播提供了极具生命力和共鸣性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中国文化；日常书写；本土化传播；全民叙事；社交媒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研究专项重大项目“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视域下中华典籍多模态外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在当前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传播语境下，中国文化的传播在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及传播方式等方面正经历着深刻的范式转型。近年来，学术界对传播的研究逐渐增多。例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字中国的语境下，中国的传播学应该寻找“本土化‘自适应’”的路径，中国的传播正“以其本土化的独特视角，为崭新的全球化理论话语作出贡献”。有学者的研究聚焦受众文化，强调“选择适应对象需求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以对方能够接受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传播”；而就传播主体而言，有学者指出当前的文化传播大多是官方机构主导的宏大叙事，普通人虽然也有参与的机会，但其主体地位常常不被重视，但是在当前的传播语境下，应该更加强调人民群众作为主流文化传播主体的地位。文化传播的相关变化已经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成为现实。本文将聚焦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结合经典案例，依次从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的内容生成与选取、叙事主体的多元构成与传播方式的路径创新三个层面展开论述，旨在为中国文化的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支撑。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中国文化传播的“日常书写”“本土化传播”及“全民叙事”是三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标志着中国文化传播范式的一次新的转型。

（一）文化传播的转型：从“宏大叙事”到“日常书写”

在以往有关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中，传播主体以政府、文化组织等专业机构为主，更多的是“宏大叙事”。这种输出把文化视为可以被编码、传递、解码的文本，通过对经典文化的展示与阐释，完成文化价值的单向传递。这种输出虽然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往往忽视传播受众的日常生活经验。正如霍尔（Stuart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所指出的，传播受众对文化文本的解读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基于其自身生活语境的主动建构。当文化传播的内容与传播受众的日常认知脱节时，可能会引发“对抗式解码”，从而导致传播效果的消解。

20世纪末以来，文化传播的研究逐渐向微观视角转变，比如鲁明川和陈莹雅就指出，文化叙事应该坚持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的辩证统一。米歇尔·德塞都（Michelde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为这一转向提供了核心框架。“德塞都以‘避让但不逃离’的抵制战术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展示出日常生活中大众的力量。”这一理论不仅为微观的日常书写提供了学理依据，更揭示了“全民叙事”中个体实践可以汇聚成集体力量的逻辑：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经典文本中，更扎根于普通人的日常实践，而传播的本质是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被使用与被再造。基于这一视角，文化交融情境下内容的日常化，使得普通人的个人书写得以替代单向的文化输出，让普通人能够以更轻松、更日常的心态参与到文化传播的实践之中。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与阐释

1.日常书写。“日常书写”多用于文学研究中，是“作家对某一时代和地域普通民众物质与精神境况的关注和表现”。结合传播学视角重构这一概念，可将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定义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场景中通过行为实践、内容创作、经验分享等方式，对中国文化进行的持续的、生活化的表达。其核心特征是传播主体的普遍性、场景的日常性、传播内容的经验性，最终使中国文化的传播由精英式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便于受众感知的生活实践。

2.本土化传播。尽管“本土化传播”作为一个术语还没有在学界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围绕“本土化”展开的跨学科讨论已经为其含义提供了丰富的注脚。从社会学角度看，本土化是“在符合科学哲学基本原则与框架的前提下而建立的社会学方面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而这种地方性知识“应具有对当地民众社会生活现象的解释力乃至预测力”；在传播学领域，邵培仁和潘祥辉则指出，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不仅“应该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资本’”，而且更应该“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这些研究虽然分属不同的领域，却共同揭示了本土化的核心，即对地方性知识、生活实践与文化主体性的强调。这就为本文对“本土化传播”的界定提供了关键思路。本土化传播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种新的范式：它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播需要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提取本土化元素；表达逻辑需要摒弃宏大的精英叙事，转而采用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日常性表达，进而通过实践性的传播活动，帮助受众完成与中国文化价值的有效联结。该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元素提取的本土化：中国文化的传播应该从本土化的生活场景中提炼文化元素，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古籍、古迹等宏大叙事载体。元素提取的本土化在很多地域的日常实践中已经有生动的体现。比如曲阜孔庙的“祭孔大典”与百姓赶庙会、尝孔府菜的生活场景相融合，延续着儒家文化在齐鲁大地的传承脉络；青岛啤酒博物馆里的酿造技艺展示与市民“喝啤酒、吃蛤蜊”的生活相互映照，凝结着海洋文化与本土生活碰撞出的独特民俗基因。其核心是通过挖掘日常生活中的本土化元素，使文化不再局限于书本里的知识与博物馆的展览，更融入普通人的日常，从而使中国文化的传播更有日常生活的温度及真实感。

（2）表达逻辑的日常性：本土化传播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文化传播中经典化、文本化的宏大叙事局限，转而采用一种根植于生活、为普通人所熟知的日常性表达逻辑。这实际上是将文化传播从宏大的叙事视角转向了微观的日常实践，其核心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转化为人们易于理解、乐于接受、便于参与的生活故事和共同记忆。在向外国友人介绍济南的油旋时，可以用微视频记录它的创作过程，而不是强调油旋的非遗地位；在潍坊讲述中秋节的习俗时，可以通过念叨小时候的童谣“念月儿了，念月儿了，一斗麦子一个了”，把中秋节的相关表达转化为带着烟火气的日常记忆。这样的表达能让文化从书本里的知识转变成身边的故事，让受众能更轻松地感受并认同中国文化的内涵。

（3）价值联结的实践性：本土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文化价值与受众个体的深层联结。这一过程不能仅仅依靠单向的知识传递，还可以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引导受众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当受众亲手参与包饺子的实践，学到的不仅是包饺子的技巧，还有在中国文化中团圆的滋味。当外国友人学习中国的礼仪行礼的时候，完成的不仅是一个动作，更是通过其亲身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中国文化中敬人的姿态。这种实践将中国的文化价值转化为一种身体的记忆与习惯，实现了最深刻、最持久的中国文化传播效果。

3.全民叙事。杨晓霖、苏凤启、王亚惠等将全民叙事引入中国生命健康叙事体系，倡导以“叙事理念”为整体框架，呼吁全社会要“高度重视全民生命健康叙事意识缺乏问题，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提升全民叙事素养”。尽管该研究聚焦健康领域，但其对大众参与和叙事赋权的关注为传播研究提供了延伸思路。本文将这一概念拓展到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用来界定数字时代新型的中国文化传播模式。该模式表现为普通民众依托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叙事内容，自发、广泛参与的故事讲述活动，其核心特征在于其全民性和自主性。它打破了由精英主导的宏大叙事传统，通过无数个体视角的微观叙事与日常书写，自下而上地重塑了中国文化的当代形象。其核心价值在于激活并彰显普通人的文化主体意识，使中国文化传播从少数人讲述转变为全民参与，形成一种全民性的文化传播模式。

简而言之，“日常书写”是中华文化传播的实践方式，“本土化传播”是中华文化传播的核心要求，“全民叙事”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全民参与模式。这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立足本土化日常生活，激发全民参与意识的中国传播新模式。

三、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的内容生成与选取

在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中，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的内容生成与选取，是实现全民参与文化传播的核心基础。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具有地域特色的日常生活实践，都可以转化成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既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又兼具着日常生活的温度，构成了中国文化传播的独特吸引力。

（一）信仰的本土化日常表达

在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中，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内容的生成，首先体现在信仰与精神追求的本土化日常表达之中。这就意味着要将抽象、宏大的哲学观念、精神追求、伦理价值植根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与伦理关系之中，转化为普通人生活中的日常实践。例如，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常体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祈福行为之中，比如春节时人们会贴福字，春联也往往都是吉祥如意的内容；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不仅存在于典籍的记载，更是渗透到普通人的言谈举止、价值判断等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理念，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与邻里交往时“与人为善”的相处之道中，及家庭生活中“长幼有序”的伦理规范中。这种从精神信仰到日常实践的转化，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将宏大的精神信仰转化为普通人容易理解、便于实践的日常生活片段，让普通人在亲身体验中完成对文化的理解与传播。这种信仰的本土化日常表达使得信仰不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活规则。

（二）传统技艺与审美文化的生活化呈现

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传统技艺与审美文化从博物馆的展览及精英输出向日常生活场景的回归与转化。这种生活化呈现的核心在于，不再强调传统技艺与审美文化所谓“遗产”等宏大叙事的光环，而是强调其在提升普通人的生活品质、表达个人情感、装点日常空间等方面的实用功能与审美趣味。书法爱好者以清水为墨在地上写字，这样的行为淡化了“中锋用笔”“颜筋柳骨”等书法的专业技巧。人们更关注的，是在书写过程中的身心愉悦以及与围观的游客互动时的趣味性，使书法从一种高雅的艺术转化为一种开放性的生活化实践。在书写“孝”字时，书法爱好者可以通过其字形结构，领悟孩子要背着老人走的引申含义，将书法转变为对孝道伦理的亲身感知与价值认同。这些生活化的呈现，使得书法能超越艺术的范畴，成为联结传统伦理与当代生活、传承中国文化价值与审美经验的全民性文化载体。

传统审美的生活化传播也可以通过普通人的日常消费与生活实践等方式得以实现。以服饰文化为例，青花瓷的蓝白色彩、水墨山水的意境被融入服装设计之中，仿钧窑的小茶具、唐代风格的仕女图等文创产品也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这种选择并不是刻意追求的民俗风格，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选择的自然而然的文化审美。济南老城区的人们在装修时喜欢铺青砖，安木格窗，这一选择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因为这种风格延续了中国“朴素雅致、返璞归真”的居住哲学与审美；再比如在杨家埠年画中，门神威风凛凛的形象承载着人们对家宅平安的祈愿；胖娃娃与鲤鱼等图案则代表着人们对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等的向往。这些审美行为并没有涉及什么学术术语、学术分类，却将传统文化的审美基因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由此可见，传统技艺与审美文化的本土化传播跳出了宏观叙事的模式。当普通人将传统的审美转化为日常的选择，把传统技艺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文化传播就成为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习惯，而这也正是全民叙事的活力来源。

（三）饮食等民俗文化的情感化传承

饮食等民俗文化的情感化传承，是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极具温度的一环。饮食文化的日常书写经常围绕着“家”的情感核心展开，将味觉记忆、亲情、乡愁等情感色彩融入其中，构成了中国文化最具共情力的一环。奶奶包的饺子、外婆蒸的年糕、爸爸腌的咸鸡蛋……这些家庭特色的美食，不管是做的过程还是分享的回忆，都承载着人们对彼此的爱与情感。身居他乡的游子，想念的是难忘的家乡菜；长辈教孩子做菜时，传递的不仅是食材搭配的比例、火候掌控的技巧，更是藏在烹饪细节里的生活哲学与家庭的温暖。长辈教晚辈和面时要“盆光、面光、手光”，传递的是一丝不苟、心手合一的劳动智慧；调馅儿时“咸了咸吃、淡了淡吃”，代表的是豁达的生活态度；长辈不动筷子、晚辈不能先吃的规矩是中国礼仪的敬让之道；餐桌上鱼吃完一面时要说“划过来”而不是“翻过来”，则蕴含着海边的渔民对自然的敬畏……在这样的生活场景和情感故事中，饮食文化不再是抽象的文化概念，而成为人们情感依托与家庭传承的纽带，也让中国的饮食文化在情感的流动中得以广泛传播。

这种情感化传承并非仅仅局限于饮食文化，还体现在节日仪式等方面。比如小年要祭灶，长辈会带着孩子张贴灶王爷的画像，在摆上糖瓜的同时祈求灶王爷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春节人们会在大门两侧贴上门神画像，贴“福”字的时候经常倒着贴，代表“福到了”……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代表着情感与文化的双重传递。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节日的仪式，还有长辈讲述的民俗故事、和和美美的家庭氛围，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情感化的传承，也把“祈福纳祥”等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融入年轻一代的生活中，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饮食与节日仪式等民俗文化的“情感化传承”，是本土化传播的深层实践。它使文化基因借助味觉记忆、家庭仪式与代际传承嵌入人们日常的情感之中，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体验。这种以亲情为纽带、以生活为场域的传承，超越了文化的单向输出，成为代际间情感共鸣的纽带与文化认同的桥梁，最终在人们的日常实践与情感共鸣中推动中国文化的可持续性传播。

（四）地域自然文化的生态化解读

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的另一重要维度，体现为对地域自然文化的生态化解读与生活化转译。这种解读并非专业的生态学理论，而是源于人们对自己所生存的土地的观察和热爱，并通过日常实践转化为人们可以感知并参与的生活内容。济南的泉水文化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黑虎泉边取水的人们有一种有序排队、节约用水的默契；曲水亭街的居民为了守护“家家泉水”的景观，自发形成不向河中倒污水、不随意采摘岸边草木的约定。这些日常的行为与实践，让济南的泉水文化从地理概念落地为节水保泉的生活准则——在济南人的日常书写里，泉水不仅是人们的生存资源，更是需要用心呵护的家乡符号，生态保护也成为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胶东半岛的渔民在与海洋的相处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态观，至今仍保留着祭海的传统习俗。在祈求风平浪静、鱼虾满舱的同时，不捕幼鱼、禁渔期不撒网的约定，早已成为渔民们的共识。这些与海洋相处的智慧，通过祖辈的口耳相传融入渔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生动诠释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理念，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日常的渔业活动中得以自然延伸。

这种生态化解读的本质，是将抽象的自然文化转化为人们亲身的生态实践与审美体验。它使地域自然文化从被远观的风景，转变为人们可践行的生活之道，最终在全民的日常分享与实践中，实现生态智慧的传承与传播。

四、叙事主体的多元构成与传播方式的路径创新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正经历着叙事主体与传播方式的双重变化。传播主体从传统的文化机构扩展到平民百姓，形成了全民参与的叙事格局；而传播方式也依托社交媒体平台，呈现出场景化、数字化、情感化的创新特征。

（一）叙事主体的多元构成

在中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叙事主体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决定着整个文化传播活动的过程，也决定着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最终决定着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效果。”传统叙事主体以政府、文化组织等专业机构为主，现在逐渐拓展为普通人。他们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和被动接受者，而是凭借自身的生活经历、技能专长与生活资源，主动成为文化的叙事者与传播者。不管是双语/多语使用者，还是日常生活讲述者，抑或传统技艺实践者，这些普通人都依托自己的资源与能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路径。这种多元构成打破了宏大叙事的单一模式，以贴近生活的视角与更易于产生共鸣的方式，使文化传播得以真正地扎根于本土的实践，并进而激发更广泛受众的理解与认同。

1.双语/多语使用者。这一类主体包括外语教师及学习者、海外留学生、跨境务工者及涉外婚姻家庭成员等，其核心特征是具备跨语言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中国文化传播的本土化实践中，他们扮演着文化转译者的关键角色。他们的传播实践往往聚焦于文化转译，即通过一门或多门外语将本土生活场景中的文化细节传递给海外的广大受众。其双语/多语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在传播中国文化时能有效地判断哪些可以直译，哪些可能需要借助情景化的手段来加深对文化潜台词的显性化表达。例如，在翻译“二月二炒糖豆”时，除了字面翻译，他们可以结合具体的场景，来说明这一习俗不仅是一种充满乡土气息的饮食民俗，还承载着人们对万物生长的企盼与生活甜蜜的祝愿；在讲解中国的养生汤时，除了翻译枸杞、红枣等具体的食材，还可以说明其背后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传统理念。他们可以通过外语来传递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在中华文化与受众之间建立一种情感联结，让中华文化的日常内涵被海外的受众真正地领悟和理解。

2.日常生活讲述者。这一类叙事主体包括出租车司机、工人、农民、退休老人等广大的人民群众，其核心特征是拥有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对本土文化的真切感受。其传播内容源于自身的日常生活实践，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与本土化色彩。比如济南的退休老人可以讲述济南“清泉石上流”的场景，也可以分享人们清晨用泉水洗菜、傍晚用泉水泡茶的生活习惯，其中蕴含着人们亲水而居、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潍坊的家庭主妇可以教人们中秋做“月儿”时放大枣、捏图案的技巧，传递着本土化的审美与情感体验。尽管这种个体叙事缺乏学术表达的严谨性，却能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与文化想象。正如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所指出的，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他们通过讲述、记录等方式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叙事路径，将宏大的文化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实践。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拓展了文化传播的边界，使得中国文化通过无数普通人的日常书写得以更广泛、更生动地传播。

3.传统技艺实践者。这一类叙事主体包括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乡村手艺人、民间艺人等，其核心特征在于精通某项传统技艺的操作技巧和实践能力。传统技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中占据着特殊地位。“这种知识和经验具有较强的通用性，会在生活方式相近的区域传播开来，并借助代际传播得以留存。”传统技艺实践者的传播方式以动态的技艺展示为主，也可以结合口头讲解及互动教学，把抽象的工艺流程原理转化为可观摩、可感知，甚至是可亲身参与的具体实践。例如潍坊的风筝传承人既可以现场演示制作风筝的全过程，也可以在线下的工作坊中手把手地指导参与者完成简单的风筝制作。这一群体的传播优势在于他们能够直观地呈现传统技艺的伟大与精美。中国传统技艺的精髓经常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如书法运笔的力道、剪纸线条的韵律等。相较于静态的文字记载、图片展示，这些传统技艺实践者的动态展示不仅更具感染力，也更能传递传统技艺匠心独运的魅力。他们通过具体实践，使传统技艺真正从书本和博物馆的展柜中活起来，在实践中突破时空的限制，成为中国文化传播中超越文字、直达感知的最具说服力的文化语言。

4.数字创意传播者。这一类叙事主体主要涵盖以大学生、创意设计师等为代表的广大数字创作者，其核心特征在于兼具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与创意转化思维。他们擅长用短视频、动漫、互动游戏、数字艺术等社交媒介形式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创新性解码与再编码，使其焕发符合当代审美与传播语境的全新生命力。其创新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元素的现代化转译。比如90后的沂源小伙刘峥对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化转译，在自学鲁绣以及蓝布印花技术后，他将这些技术创新性地应用到T恤、帽子等的日常服饰设计，并将相关的制作过程拍摄上传到视频平台，使非遗技艺以现代消费品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二是文化符号的数字化重构。比如数字设计师用3D建模技术精准还原山东的古建筑结构，在视觉层面实现传统审美的当代表达与广泛传播。这些叙事主体的传播优势在于他们能精准把握受众的审美偏好，通过技术赋能与叙事创新，打破传统文化的疏离感，将其转化为可互动、可分享的数字内容，从而穿透年龄、地域与文化界限，成为不同群体愿意主动传播的文化载体，有效增强了中国文化传播的辐射力与感染力。

（二）传播方式的路径创新

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并不是传统的宏大叙事以及精英输出模式，而是依托数字媒介平台，通过场景化叙事、情感化连接与技术化赋能等方式，将文化叙事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可转发的数字化日常生活实践，形成一种自下而上、多元互动、全民参与式的传播网络。这种传播方式的路径创新，在于打破宏大化叙事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使中国文化从被展示的符号转化为被体验的生活。

1.场景化叙事。场景化叙事是指通过构建具体的情境或者故事场景，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可亲身参与的实践。其创新性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文化传播中单向输出的模式，以情境为载体，激发受众的主动参与意识和情感共鸣。例如邹平的“少年范仲淹之旅”，通过参观范仲淹纪念祠、诵读《岳阳楼记》、体验醴泉苦读场景等环节，让参与者在模仿范仲淹求学的过程中，深刻理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东阿的阿胶文化体验，则通过让游客亲手参与选料、熬制阿胶糕等方式，帮助游客领悟中医药的智慧与传统的养生哲学。这种叙事方式将中国文化从静态的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亲身记忆，使受众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主动的参与者和体验者，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认同并传播中国文化。

2.数字媒介赋能。数字技术的普及，为全民参与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微信、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显著降低了创作与传播的门槛，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能便捷地转化成文化传播的微叙事。这些微叙事进而汇聚成一种全民性的文化传播力量，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全民叙事的传播模式。其创新性在于它推动了传播内容的范式转型。文化叙事由追求系统性、权威性的宏大叙事，转向了全民参与的、碎片化的、日常性的微叙事。济南90后博主“小桶粥粥”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济南散步笔记”系列用手机随拍的方式记录济南的漫步见闻。她的镜头不仅捕捉了趵突泉的泉水奇观，也聚焦了万竹园等中式园林之美。她用南丰祠码头视角，将拱桥与超然楼的灯光重构成一幅“中式绝美画面”，呈现中国的建筑之美，引导网友感受济南的历史韵味。这样的创作虽缺乏专业制作的精致感，却凭借数字化的日常记录，完成了对济南历史文化的个体化书写。这种由普通人自发进行的日常记录，正是本土化传播中全民叙事的核心体现：普通人借助数字媒介，以日常生活为中心，将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图景，让文化书写真正扎根于普通人的日常实践。这一过程凸显了数字技术赋能下日常生活即文化媒介的传播革命，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成为文化传播最丰富的源文本。

3.情感化连接。情感化连接是指在中国文化传播中，深度挖掘并依托人类共通的情感需求与生活经验，引发跨文化受众价值认同的传播方式。这种连接方式契合了文化传播的内在要求。正如李玉洁所指出的，“相通和互补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体两面”。因此，这种传播创新的核心在于打破文化输出的单向视角，以本土化场景中的生活细节为桥梁，找到中外文化的共情点。其创新性在于突破了“以我为主”的文化知识单向输出模式，转而以情感共鸣为切入点，推动文化传播由表层的知识理解转化为深层的价值认同。例如在介绍中国的传统节日时，传播策略不应该仅局限于介绍中秋节吃月饼、过春节吃饺子的习俗，而是通过创作家人一起吃月饼、包饺子的短片，以团圆、亲情等人们共通的情感为纽带，自然地传递节日背后的家庭观念与文化内涵。再比如在济南的泉水文化传播中，可以通过喝一杯泉水泡的清茶的方式，从喝茶这一全球共享的生活仪式，自然地过渡到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与生活智慧。这种连接方式有效规避了文化差异可能产生的认知壁垒，将中国文化的情感价值自然而然地嵌入受众熟悉的情感框架与生活场景，从而实现从文化认知到情感共鸣的深度转化。

正是通过这三种路径的相互交织，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在传播方式上构成了全民参与的、本土化的叙事网络：数字媒介赋能为场景化叙事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实现的手段；情感的连接则为场景化的体验注入了传播动能，最终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传播从政府、文化组织等专业机构主导的宏大叙事向普通人参与的日常书写的转变。这一创新拓展了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展现了普通人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创造力，也为中国文化从静态的被展示到动态的被体验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全新的发展方向。

五、结语

本文以“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为核心，对中国文化的本土化传播与全民叙事展开探讨。研究发现，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中国文化的传播范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以本土化为根基，通过信仰的本土化日常表达、传统技艺与审美文化的生活化呈现、饮食等民俗文化的情感化传承与地域自然文化的生态化解读，构建起基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容体系。这些内容的选取与传播，既扎根于济南泉水、胶东海洋等地域的土壤，又超越地理的界限，在祈福纳祥等价值层面形成文化共识。而中国文化的叙事主体，也已经从专业的机构拓展为包含双语/多语使用者、日常生活讲述者、传统技艺实践者及数字创意传播者在内的全民叙事网络。他们依托场景化叙事、数字媒介赋能与情感化连接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从文化的旁观者到主动参与者与共创者的转变，在讲述日常生活的故事中、在社交媒体的分享中实现了文化的传播与价值的传递。

从本质而言，中国文化的日常书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共建。当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表达，中国文化的传播便有了扎根生活的土壤；中国文化日常书写所蕴含的平民视角与生活智慧，将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注入持久的活力；而传播方式的路径创新，则为数字时代的中国文化传播提供了一条更具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作者：杜新宇，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来源：《泰山学刊》

【责任编辑：单提平】

理性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的核心旗帜，使人理性化或敢于运用自己本有的理性，这是启蒙运动甚至至今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理性的核心也被理解为人的一种先验的逻辑推理能力。即便高扬人的理性、强调理性公开运用的康德，也未曾明确人的先验理性如何可能，这一哲学遗留问题一直影响至今。其实，康德所服膺的哲学家卢梭早就指出，欲将人理性化就要将理性加以人化，理性本身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强调理性要与情感平衡。休谟甚至用非理性的心理习惯代替了理性。只是，卢梭和休谟的这些思想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触及的第一人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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