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瓷器目前全球仅此一对，估价高达七十亿人民币

1940年初秋的北平，日头斜斜地挂在鼓楼西侧，后门桥一带的街面被照得昏黄。

一家倒闭的当铺门前，散着几捆旧衣物和几口破木箱，清货的伙计正往板车上码东西。

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从东四牌楼方向赶来，脚步急促，青色长衫的下摆扫过地上的浮土。

他走进当铺时，里面的货已经清得差不多了，几件粗瓷碗碟搁在柜台上，无人问津。

他扫了一圈，正欲转身离开。

当铺老板从柜台后绕出来，伸手拦了一下。

这个穿青衫的男人是孙瀛洲，东四牌楼敦华斋古玩铺的东家，北平古玩行里数得上名号的人物。

老板转身打开墙角的保险箱，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明黄色的锦盒。

锦盒打开的一瞬，围在柜台前的几双眼睛同时亮了——锦盒里躺着两只小杯，不足两寸高，胎薄得几乎透光，杯壁上绘着山石、兰草和蝴蝶，青花发色淡雅，釉上点着红、黄、紫三彩。

有人脱口说了句：这不就是传说中刮阵风就能吹跑的三秋杯么。

孙瀛洲没有出声。

他把其中一只杯子轻轻托起来，对着门口透进来的光转了半圈。

杯壁薄如蝉翼，光线从内壁穿过，外壁的花纹清晰地映在另一面。

他的手指停在杯身一处——那是一只蝴蝶的翅膀，上面敷着一层紫褐色的彩釉，色浓而涩，毫无光泽。

孙瀛洲认得这种紫彩。

古玩行里管它叫“姹紫”，也叫“差紫”，是明代成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独有的一种釉上彩，后世数朝仿了一百多年，没一家能仿出这种干涩无光的质感。

仅凭这一点，他就断定了这对小杯的来路——成化官窑，而且是成化斗彩中极少见的品种。

在场的买家开始出价。

有人伸出一根手指，当铺老板摇头。

两根、五根、十根……价格一路喊到二十根金条，再无人加价。

老板叹了口气，把锦盒合上，放回了保险箱。

人群渐渐散去，斜阳从门口斜斜地铺进来，落在一地散乱的旧物上。

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当铺老板和孙瀛洲。

孙瀛洲开口了。

他说自己是诚心要，请老板给一个最低的割爱价。

老板看了他一眼，伸出四根手指：“四十根金条，少一分不卖。”

四十根金条。

1940年的北平，一根金条就能在城里买下一座小院。

四十根金条，是孙瀛洲从十三岁当学徒起积攒了二十七年的全部家当。

这个每星期只吃一回猪肉、常年粗茶淡饭的古玩店老板，没有还价。

他点了头。

孙瀛洲是河北冀县人，生于1893年。

十三岁那年，他从冀县老家来到北京，进了“同春永”古玩铺当学徒。

此后十多年间，他辗转“宝聚斋”“铭记”等几家古玩铺，从学徒做到伙计、采购、副经理。

1923年，他在东四南大街自设敦华斋古玩铺。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经手的瓷器数以万计，对明清两代官窑瓷器的胎质、釉色、款识、纹饰逐一记录比对。

为了弄清楚景德镇御窑厂的烧造工艺，他甚至多次南下景德镇，在窑场里亲手仿烧明清瓷器。

同行送了他一个绰号——“宣德大王”。

四十根金条换回两只小杯之后，孙瀛洲把它们锁进了敦华斋的保险柜里，从不示人。

北平古玩商会的会长听说了这件事，开出数倍于原价的数目想买，孙瀛洲一口回绝。

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这对三秋杯从保险柜里取出来的次数屈指可数——每一次，都是孙瀛洲独自一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着一盏煤油灯，把杯子托在掌心里反复端详。

他看的是什么？

是那层无人能仿的姹紫釉彩，是杯底青花双框内“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书款，是胎体上淡雅如水的平等青料画出的山石与兰草。

成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使用的青花料是国产的平等青，发色柔和，蓝中泛灰，与后世进口的苏麻离青那种浓艳的铁锈斑截然不同。

杯身上的山石只有平涂，不施皴法——这不是工匠偷懒，而是成化斗彩特有的装饰语言：釉下青花勾出轮廓，釉上彩料填色，二者争奇斗艳，谓之“斗彩”。

蝴蝶翅膀上的姹紫彩，色如铁赤，干涩无光，呈磨砂状。

后世数百年间，从嘉靖、万历到清三代，景德镇的工匠们想尽了办法要仿出这种紫彩，没有一次成功。

孙瀛洲在敦华斋的几十年里，见过的成化瓷器不在少数，但三秋杯这样的品相和完整度，他平生仅见。

时间走到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举国上下支援抗美援朝。

这一年的某一天，孙瀛洲把敦华斋里一批古玩瓷器搬了出来，公开义卖，所得钱款上百万元，全部捐给了国家。

他还把两个儿子送去了大西北，支援边疆建设。

又过了六年。

1956年，孙瀛洲六十三岁。

这一年的某一天清晨，他从公共汽车上走下来，慢慢踱步到故宫博物院上班。

这一年，他受聘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专门从事古陶瓷的鉴定和研究。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做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文物，一件一件地捐给故宫。

第一批，两千多件陶瓷。

第二批，又一批。

第三批，再一批。

从1956年到1964年，先后三次，孙瀛洲把敦华斋积存了三十多年的家底全部拿了出来——三千余件文物，其中陶瓷两千多件，此外还有犀角、漆器、珐琅、雕塑、佛像、家具、料器、墨、砚、竹木牙骨、青铜、印玺等多个门类。

故宫博物院出动了十几位专家到孙家清点文物，前前后后动用了二十多辆卡车。

三千多件文物里，被定为一级文物的有二十五件。

排在首位的，就是那对锁在保险柜里十六年的成化斗彩三秋杯。

捐献前一夜，孙瀛洲把儿女们叫到跟前。

他从保险柜里取出那个明黄色的锦盒，打开盖子，让每一个孩子最后看一眼这对杯子。

他对孩子们说：明天这个镇宅之宝就要离开咱们家了，回到祖国的怀抱，成为国家的宝贝了。

当时年纪尚小的女儿孙文雨很不理解——就两个这么小的杯子，怎么就成了国家的宝贝？

后来她才知道，这对成化斗彩三秋杯，是五百年前明成化皇帝下旨为后妃专门烧制的，据说当时烧成了五对，选出一对之后，其余的尽数毁去，烧制工匠也被处死，烧造的工艺就此失传。

这个说法究竟是否确凿，已无从考证，但三秋杯的存世之稀少，是确凿无疑的——全世界范围内，成化斗彩三秋杯仅此一对。

1956年之后，孙瀛洲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十年。

这十年里，他重新鉴定了故宫收藏的数十万件瓷器，撰写了《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八篇论文。

他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鉴定经验总结成口诀，毫无保留地教给年轻人。

他的弟子中，有一位叫耿宝昌——1936年，十四岁的耿宝昌经人介绍来到敦华斋，拜孙瀛洲为师，学了十年。

后来耿宝昌也成为中国古陶瓷鉴定领域的泰斗。

晚年的耿宝昌回忆恩师，用了四个字：“秉性开朗豪爽”。

1966年，孙瀛洲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他去世之后，他捐献的那三千多件文物静静地躺在故宫博物院的库房里和展柜中。

那对成化斗彩三秋杯，被永久陈列在故宫陶瓷馆的展柜里。

展柜中，两只不足四厘米高的小杯并排而立，胎薄如蝉翼，从杯子的内壁可以清晰地看透外壁的花纹。

一只蝴蝶的翅膀上，那层紫褐色的姹紫彩釉色浓而无光——五百年前景德镇窑火中偶然诞生的这一抹紫色，成了后世鉴定成化斗彩最可靠的铁证。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给这对三秋杯量过尺寸：高3.9厘米，口径6.9厘米，足径2.6厘米。

杯身外壁绘两组斗彩山石花卉纹，间以飞舞的蝴蝶。

青花发色淡雅，釉上彩有红、黄、姹紫三色。

杯底是青花双方框内书写的“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书款。

由于杯上描绘的是秋日庭院或花园中的景色，而秋季历时三个月，古人称秋季为“三秋”，故得名“三秋杯”。

也有说法认为“三秋”典出《诗经·王风·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句。

无论哪一种解释，这个雅称都与它温文尔雅的造型和纹样相得益彰。

在收藏界，成化斗彩三秋杯与成化斗彩鸡缸杯齐名，但前者更为珍稀。

2014年，一只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在香港拍出2.8亿港币。

而三秋杯存世仅此一对，从未进入过流通市场。

孙瀛洲的外孙女后来对媒体说，民间曾为这对三秋杯估过价，至少值10亿美元。

按当时的汇率折算，将近70亿人民币。

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估价——对于一对永远不会再进入市场的国宝来说，任何数字都只是数字。

成化斗彩三秋杯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它值多少钱。

它是一件器物的幸存——五百年前的窑火、矿料、画工的手艺，以及那个特定时代的审美趣味，全部凝固在这不足四厘米高的胎体上。

它也是一个人命运的缩影——一个从冀县农村走出来的穷孩子，在北平的古玩铺里学徒二十七年，攒下四十根金条，换回两只小杯，又在十六年后把它们连同毕生心血一起交给了国家。

孙瀛洲去世后，故宫博物院为他出版了《捐献大家——孙瀛洲》一书。

2013年，在他诞辰120周年之际，故宫在景仁宫举办了“孙瀛洲捐献文物精品展”，从他捐赠的文物中遴选出100件（套）展出。

展柜最中央的位置，留给那对三秋杯。

91岁的耿宝昌站在展柜前，看着恩师六十年前从当铺里买下的那两只小杯。

杯子还是那个杯子，薄如蝉翼，透过光能看到外壁的花纹。

蝴蝶还在飞，翅膀上那层姹紫彩依旧色浓无光。

1940年初秋的那个傍晚，后门桥那家倒闭的当铺里，斜阳从门口铺进来，落在一地散乱的旧物上。

当铺老板伸出四根手指，说了句“四十根金条，少一分不卖”。

孙瀛洲站在柜台前，看着锦盒里那两只薄胎小杯，点了头。

他没有还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