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上添花天下有,雪中送炭世间无。”这话搁谁身上,都得咂摸出几分滋味。可偏偏有人,愣是把这老话给活生生演了一遍,还演得比电视剧还离奇。要是没亲眼瞅见,打死我也不信,六年前偷偷塞出去的三十万,六年后能滚回来一套市中心的大房子、九十万现金,外加一个公司股东的身份。
这事儿,得从我舅周建国说起。那会儿他还是个落魄的建材厂老板,被合伙人坑得底儿掉,三百多万的窟窿像张血盆大口,把他房子、车子、厂子全吞了个干净。人一旦倒了霉,最先躲开的往往是亲人。我那大姨家表哥,存折上趴着七八十万,愣是哭穷说月供压得想跳楼;二舅家俩超市开着,进门钱拍胸脯,出门就掏口袋,变脸比翻书快。轮到我爸妈,烟头掐了一地,就剩叹气:“这坑太深,咱填不起。”
可我瞅着我舅那模样——头发白了一半,裤腿沾满灰,人瘦得跟竹竿似的,手里攥个皱巴巴的布包,连屋都不敢多进——心里头那根弦“嘣”一下就断了。我管不了那么多,脑子里闪过的全是他背着我冒雨跑三公里去医院,鞋都跑飞了的情景;还有我上大学缺钱时,他偷偷塞两万块,拍着胸脯说“不够再找我”的仗义样。那天晚上,我把自己攒的二十万,连着我妈偷偷塞给我的十万,一股脑转给了他。在楼道里,我压着声儿说:“舅,拿着,别急着还,我还能扛。”他愣了半天,眼圈红得跟兔子似的,鞠了个九十度的躬,愣是没挤出一个字。
这事儿,我捂了六年,跟揣了个地雷似的。为了填这坑,我和老婆只能去城郊买了个四十来平的“鸽子笼”,采光差得白天都得开灯。丈母娘脸色难看得能拧出水,老婆也吵过好几回:“钱呢?明明够首付,钱飞了?”我只能梗着脖子瞎编:“投资亏了。”每次说这话,我心里头跟针扎似的。
直到昨天,我舅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身后跟个西装革履的律师。车往楼下一停,我妈晾衣服的手一哆嗦,衣服差点从六楼掉下去。我爸开门递烟,手抖得跟筛糠似的。还没等大伙反应过来,律师“啪”一声把文件铺满茶几,声音不带颤地说:我舅这几年在南方翻身了,三家工厂在手,旧债早清了。紧接着,一份市中心一百二十平的大房子过户协议,一张存着九十万的银行卡,还有白纸黑字的公司分红协议,全推到我面前。我舅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当年我跑了二十三家亲戚,一分钱没借着。就我外甥,二话不说塞给我三十万,连张欠条都没要。今儿这些,都是他该得的。”
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我爸脸涨得通红,我妈嘴张了半天合不上。刚才还凑前凑后的大姨,杵在那儿脸色跟走马灯似的,愣是没憋出一个屁来。
现在最挠头的,不是这天上掉下来的房子和钱,是咋跟老婆交代。那三十万,我骗了她六年。您说,我是该竹筒倒豆子——利利索索全撂了,还是再想个“更稳妥”的瞎话?这事儿,您给拿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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