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被吉隆雪崩掩埋的姓名，刘光福刨了九年，38位烈士一个没少

为那些被大雪掩埋的姓名

——为刘光福营长《1973年西藏吉隆特大雪崩救援纪实》一书而作

贾洪国

接到刘光福老营长的微信，是在一个寻常的午后。窗外是四川盆地的伏天炙热的骄阳，而我脸上贴着呼吸机的面罩，间质性肺炎让每一口空气都变得珍贵。他说《1973年西藏吉隆特大雪崩救援纪实》即将付梓，请我写一篇序。我应下了，不是因为我是谁，而是因为——我们都是雪域老兵。

1985年秋天，我十七岁，背着黄挎包走出四川安岳的千门村。七天七夜的军列从成都到格尔木，再换乘卡车翻越唐古拉山口。海拔一寸寸攀升，氧气一点点稀薄，抵达亚东边防某团时，远处卓木拉日雪山的银冠在蓝天下泛着冷峻的光。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神女峰，也是我第一次明白——从此以后，我的青春将和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绑在一起。

我不知道，在我之前十二年，有一群年轻的战友，在吉隆沟八号沟的深夜里，被一场特大雪崩永远地留在了那片雪域高原。我更不知道，三十多年后，我会在《雪域老兵吧》这个平台上，一篇一篇地读到刘光福老兵为这些牺牲者立传的文字。

亚东的五年哨所生涯，最刻进骨子里的是巡逻。乃堆拉山口，藏语意为“风雪最大的地方”；詹娘舍哨所，藏语叫“鹰都飞不过去的地方”。海拔4655米的悬崖上，四周壁立千仞，每年大雪封山七八个月，六级以上的大风一刮就是三百天，最低温度零下四十摄氏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百分之四十。那些年，我和战友们从亚东山谷到边境线，写下二十多本巡逻日记与采访笔记。站在哨位上，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远处是印度锡金邦和不丹的山峦，身后是祖国。

我常常想，1973年那个冬夜，八号沟的战友们是不是也曾在这样的风里站过岗、巡过逻？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寒夜里数过星星，在暴风雪中想过家？

这本书写的，就是一段被岁月淹没了四十多年的历史。

1973年2月28日零时零二分，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宗嘎区敏村八号沟。西藏军区独立6团2营6连驻地对面那条无名沟内，连日降下的泡雪终于不堪重负。先是轰隆一声巨响，紧接着，数千万方积雪裹挟着耗牛般大小的巨石、折断的桦树，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冲而下。熟睡中的连部、炊事班、杂务班、炮班，在几秒钟之内被夷为平地。二十五名指战员——指导员钟吉祥、副连长靳国荣和旺堆、文书汪道纯、司号员程从久、通信员徐希良——从此长眠于十米厚的冰雪之下。

而这场灾难并未就此止步。雪崩的消息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引发了连锁反应——1连在娘拉山送信途中遭遇雪崩，三人遇难；3营7连在康仙桥接防途中遭遇雪崩，五人牺牲；西藏军区驰援的推土机误入冰封的佩枯错湖，驾驶员和群工干事沉入湖底；军区工作组的战士在马拉山兵站因高原肺水肿倒在抗灾途中。前前后后，三十八条生命。

那是自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以来，和平年代边防官兵因自然灾害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

吉隆沟，藏语意为“舒适村、快乐村”。这条全长约九十公里的深邃峡谷，海拔从四千二百米陡降至一千八百米。它是喜马拉雅山脉五条沟中最西侧的一条。山上有终年不化的雪峰，山下有郁郁葱葱的森林；春天杜鹃花开满山谷，夏天溪水奔流不息。然而，这片“珠峰后花园”的壮美背后，藏着边境军人最艰难的坚守。宗嘎镇海拔四千一百米，夏村如明珠般镶嵌在中尼边境线上。二十余户民居背倚山脊、面朝朝阳，守护着通往境外的关键山口——麦拉扎青。而在这些村庄之上，在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八号沟”“三号沟”里，一代又一代的边防军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长城。

可就是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独立6团的档案里竟找不到片言只语的记载。四十四年间，没有人系统地整理过烈士的名单，没有人认真书写过那场灾难的来龙去脉。那些牺牲在雪域高原的年轻生命，就像被大雪掩埋的营房一样，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直到2017年春天。

那一年，原独立6团特务连指导员徐文贵在《珠峰情缘》微信群里，用语音讲述了几件往事。其中一段，就是八号沟的雪崩。群里的老兵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回忆，有人说是5连，有人说是6连；有人说死了二十多人，有人说三十多人。细节模糊，数字不一，但每个人的声音里都带着颤抖——那是触及了内心最深的伤痛。

贾瑞华参谋站了出来。这位从河南迁徙到湖北、1969年入伍的老兵，开始在几个战友群里发文调查核实。马贵明、袁玉光、唐伟……四十多位老兵陆续加入讨论。他们天南地北，口音各异，有人语音讲述，有人手写回忆。贾瑞华一条一条地听，一条一条地记，再一条一条地转发给远在重庆的刘光福。

刘光福，1972年入伍的老兵，在岗巴等边境县海拔四千九百米至五千三百一十八米的“生命禁区”度过十六个春秋。他本没有在吉隆当过兵，对八号沟的地形地貌一无所知。但他接到那些语音和文字后，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床抄录。四川话、甘肃话、湖北话，一句话要听三五遍、七八遍才听得懂。两本日记本，五万多字的记录。

九年。

九年里，刘光福六次修改书稿，从两万一千字压缩到六千字发表，再从六千字扩充到十六万字成书。九年里，他采访了九十一位军地同志。九年里，他跑遍了西安、武山、兰州、成都、重庆，找到了当年的副排长唐伟、机要参谋杨生元、卫生员杨世福、宣传队员王小玲。九年里，他把三十八位烈士的姓名一个一个从历史的雪地里刨了出来，把他们的入伍时间、籍贯、年龄、牺牲经过，一个一个核实清楚。

八号沟的雪，埋了四十多年。刘光福和九十一位老兵，用九年的光阴，一锹一镐地把它刨开了。

读这本书的手稿时，我几次不得不放下纸页，平复呼吸。不是因为我的间质性肺炎，而是因为那些文字里有一种让所有西藏老兵都会心头一紧的东西。

我看到了唐伟副排长。雪崩发生的那一夜，他住在轻机枪班，地势略高，侥幸逃过一劫。走出房门，白茫茫一片，连部的房屋不见了，炊事班的屋顶不见了，二十多位战友不见了。他是现场唯一的干部，立即吹响紧急集合哨，把幸存的二十多人组织起来。没有工具，就用双手刨雪。十个指头刨出了血，刨出了哨兵小袁，刨出了报务员石生书。

我看到了罗承志班长。电台被砸坏，与外界的联络全部中断。这位共产党员主动请缨，带着陈思材、杨炯明两名党员，踏着齐腰深的积雪向二营部汝嘎出发。三十五公里的路，平时骑马两个小时，他们走了二十多个小时。连走带爬，连滚带爬。两名战友先后掉队，罗承志一个人凭着信念爬到了目的地。

我看到了炊事班班长张兴年。雪崩前的那天晚上，他走进轻机枪班，给战友们讲了一段三国故事。讲完起身告辞，与唐伟作了最后的话别。雪流把他冲到了两公里外的雪沟里，直到四月积雪融化，遗体才被发现。

我看到了施文坚团长。这位1942年入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收到“六连被埋、请求救援”的电报时，断指的双手在颤抖。他亲率“前指”徒步赶往八号沟。七十公里路，走了两天一夜。到了现场，这位七尺男儿热泪纵横。

我还看到了阿旺老奶奶。这位敏村的藏族老阿妈，和连队战士们最熟悉、最亲热。当她看到那么多战士躺在地上，一会儿给这个擦擦脸，一会儿给那个整理衣服，揉着红肿的眼睛失声痛哭。她冲到外面刨雪救人，别人怎么劝也不听，连指甲也抠掉了，嘴里一直念着六个字：“孩子！阿妈救你！”。

边防线上，军民间的情谊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我在亚东时，也见过藏族阿妈背着十五公斤的蔬菜，步行九个小时送到哨所。她们从则里拉走到詹娘舍，从卓拉走到乃堆拉，一年又一年，风雪无阻。阿旺老奶奶对六连战士的那份情，和那些送菜的藏族阿妈一样——她们把哨所的兵，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我还看到了空军飞行员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空投物资的那一刻。当电台里传来“我受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周总理委托，向7896部队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的声音时，施文坚团长旁若无人地老泪纵横，断断续续地喊出“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在场的指战员们由掌声转为哭声。

这些场景，这些人物，这些细节，如果没有刘光福和九十一位老兵九年来的坚持，将永远封存在冰天雪地里，无人知晓。

有人说，西藏老兵的文字里透着一股孤傲，那是雪山哨位上淬出来的硬气。我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不是孤傲，而是一种近乎固执的责任感。雷财刚老兵说得直白：“你们应该抱着对死去的战友负责和怀念的心态，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传给后人。如果你们只是聊一聊，我认为你们是拿他们开心。”

说得对。那些十八岁到二十七岁的年轻生命，那些背着“叛徒”名声含冤而死的战友，那些家属蒙冤两年多的家庭——如果他们的事迹不被记录，如果他们连名字都被遗忘，那才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公。

这本书，就是对那些被大雪掩埋的姓名的一次集体祭奠。

三十八位烈士，年龄最大的二十七岁，最小的二十岁。他们来自四川、甘肃、湖北、西藏。他们有人刚当上父亲，有人还没来得及谈一场恋爱，有人退伍的命令就在口袋里。他们没有牺牲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却被无情的雪崩夺走了生命。但和平年代的牺牲，同样是牺牲；和平年代的英雄，同样是英雄。

统帅说：“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这本书，就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铭记。

2019年，我被确诊为间质性肺炎，医生说控制得好三到五年，控制不好两三年。那一刻我想起在亚东边防的日子，想起那些一起巡逻的战友。我说，余下的日子我想做好一件事，找到散落在天南海北的亚东战友，把他们的边防故事写下来。四年里，我拖着病体跑了二十多个省份、一百多个区县，行程近三万公里，攒下二十多本采访笔记。有人称我“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我连连摆手——保尔瘫痪了还在写，我至少还能坐起来敲键盘。

所以我能理解刘光福。理解他为什么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抄录音频，理解他为什么九年如一日地修改书稿，理解他为什么要把这本书印刷装订成册送给老部队和烈士纪念馆。因为我们都明白——那些风雪里并肩的兄弟，那些高寒中滚烫的青春，如果不从记忆深处请到纸上端端正正安放，就会被后人一遍遍地遗忘。

这本书写的不只是三十八位烈士，更是一整代边防军人的青春。它写的是“老西藏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它写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它写的是在生命禁区里，一群最普通的人，做着最不普通的事。

1973年的吉隆沟，雪崩之后，八号沟改名为英雄沟。那些长眠在吉隆县烈士陵园里的年轻人，他们的墓碑上镌刻着姓名、籍贯、生卒年月。但墓碑是冰冷的石头，这本书是温热的心血。刘光福用十六万字的篇幅，让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了呼吸，都有了故事，都有了温度。

这本书的完成，靠的不只是刘光福一个人。贾瑞华组织了四十多人的讨论，马贵明写下了《悲歌一曲祭战友》，袁玉光提供了抗雪救灾回忆录，聂勋志手绘了八号沟雪崩示意图。德吉局长在吉隆县查阅县志，尹强副团长在分区军事志里找到相关记载。吴祖光提供了罗承志等三人送信的姓名，秦显章讲述了空投物资的动人场面。九十一位军地同志，用各自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拼图。

我在这本书的附录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三十八位烈士做到了。他们用生命守住了祖国的边关，用青春换来了后方的安宁。而我们这些活着的老兵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名字写进书里，把他们的故事传下去。

将来儿孙问起“爷爷当年在西藏干什么”，能有一本东西拿给他们看。

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

这就是刘光福和九十一位老兵九年坚持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这些雪域老兵还在呼吸、还在书写、还在寻找战友的意义。

2026年8月于四川安岳农舍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贾洪国：四川安岳人，1968 年出生，中共党员，西藏亚东边防军旅五年，荣立部队新闻报道三等功一次，曾获全国农民报好新闻一等奖。出版有个人文学集《 一花一世界 》《 人生足迹 》《 风兮雨兮》。近年来，由于患间质性肺炎，带病坚持寻访战友，足迹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三十多个地区，一百多个县，寻访了180多位西藏战友，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纪实散文集《军旅宥坐——寻访战友故事集》一、二、三集。荣获“第五届雪域老兵文学奖”一等奖。

作者：贾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