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我偷看在河边洗衣的姑娘，她红着脸轻声说：想看就来我家提亲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白塘镇的空气里飘着稻花的香气。我那年二十二岁，刚从部队复员回家，兜里揣着一张退伍证和四百二十块钱的安置费，还有一身的倔脾气。

镇子东头有一座石桥，桥下是白塘河，水清得很，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和游来游去的小鱼。河岸边长着几棵歪脖子柳树，柳枝垂到水面上，风一吹就划出一圈一圈的波纹。

我每天傍晚都要从桥上过，去对岸的农技站帮人修拖拉机。镇上的人都知道我陈建国手巧，在部队学的就是机械维修，什么柴油机、抽水机、脱粒机，到我手里摆弄几下就能转起来。所以我家门槛都快被人踩破了，东家请西家请，日子过得也算忙乎。

那天傍晚我照例从桥上过，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烧着一片橘红色。我扛着工具包，哼着不成调的歌，走到桥中间时忽然站住了。

河边的青石板上蹲着一个姑娘。

她穿着白底碎花的的确良衬衫，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两截白生生的小臂。头发扎成一条粗辫子，从肩头垂下来，发梢几乎要碰到水面。她正俯身搓洗衣裳，动作不急不缓，水花溅起来，在夕阳下一闪一闪的，像是撒了一把碎金子。

我站在桥上，脚像是生了根，挪不动步子。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的背影，那弯下去的弧度像极了河边的芦苇，柔软又倔强。她搓完一件衣裳，直起身来拧干，水珠子顺着她的手腕往下淌，滴在水面上，荡开一圈圈细小的涟漪。然后她抬手擦了一下额头，我看见了她的侧脸。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人敲了一记闷棍。她的脸被夕阳照着，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眉眼弯弯的，鼻尖上有细密的汗珠，嘴唇抿着，带着一点专注的神色。我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跳得我胸口发疼。

我站在桥上看了很久，直到天色暗下来，她端起木盆起身，我才如梦初醒。她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木盆抵在腰侧，光着脚踩在青石板上往回走。我看她上了岸，穿过一片柳树林，往镇子南边的方向去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她的背影和侧脸。我那时候年轻，火气旺，心里头像是有一团火在烧。第二天傍晚，我故意提前收工，又走到那座桥上。

她还在那儿。

一连七天，我每天准时出现在桥上，看着她洗衣裳。我自认为藏得好，桥上有棵老槐树，我站在树后面，她应该看不见我。可第八天傍晚，我正看得入神，她忽然抬起头，直直地朝我的方向看过来。

我整个人僵住了，像是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她却没躲，目光越过河面，直直地落在我身上。我发誓我看见她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洗衣裳，手却抖了一下，衣裳掉进水里，她慌忙去捞。

我站在桥上，脸烫得像是发了高烧。

第二天傍晚，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去了。这次我没躲在树后，就大大方方地站在桥上。她抬头看见我，这次没笑，只是低着头洗衣裳，动作比平时快了不少。我在桥上站了足足半个钟头，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冲她喊了一声：“喂！”

她抬头看我。

“那个……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声音在河面上飘过去，带着颤。

她没回答，只是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她把最后一件衣裳拧干放进盆里，端起来要走。

“我叫陈建国！”我又喊了一句。

她停下脚步，转身看了我一眼。夕阳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轮廓镶了一道金边。我听见她的声音，轻得像河面上的风：“赵淑兰。”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话，她已经端着盆走远了。

从那以后，我就不是偷看了。我每天准时出现在桥上，她准时在河边洗衣，我们隔着一道河，相望无言。有时候她会抬头冲我笑一下，有时候只是低头洗衣裳，我就在桥上站着，从太阳西斜站到天黑，心里头甜得像是喝了蜜水。

可后来我胆子大了，开始往河边凑。我先是在河对岸的柳树下面待着，后来干脆坐到离她十几步远的石头上，看着她洗衣裳。她一开始背对着我，后来慢慢转过身来，也不说话，只是专心地搓衣裳。

有一回我胆子更大了，看见她洗好衣裳端起木盆要走，我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她吓了一跳，木盆差点掉在地上。我伸手去扶，碰到了她的手指，她缩了一下，脸腾地红了。

“我……我帮你端。”我说。

她没说话，只是低着头，紧紧抱着木盆。我伸手去接，她没松手，我们俩就这么僵持了几秒钟。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有几缕扫过我的脸颊，痒痒的。

“你……你天天来看我。”她忽然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你想干什么？”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

她抬起头，红着脸，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我听见她说：“想看就来我家提亲。”

说完她转身就跑，木盆里的衣裳差点掉出来，她抱得紧紧的，光着的脚丫踩在田埂上，跑得飞快。

我站在原地，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那天晚上我又睡不着了，翻来覆去地琢磨她的话。她说“想看就来我家提亲”，这是愿意嫁给我的意思？我一个退伍兵，家里就三间瓦房，父母种地为生，拿什么去提亲？

可我这个人心思轴，认定的事情八头牛也拉不回来。第二天一早，我就跟我爹妈说了这事。我爹抽着旱烟，吧嗒吧嗒地抽了好几口，才说：“赵家姑娘？南街那个赵永福家的？”

我点头。

我爹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了磕，叹了口气说：“人家是卖豆腐的，家境比咱好。赵永福那人眼界高，恐怕看不上咱家。”

我妈也在一旁说：“建国啊，娘给你打听打听，先别着急。”

我急了：“人家姑娘都说了，让我去提亲！”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过了几天，我妈打听回来的消息让我心凉了半截。赵淑兰是赵永福的小女儿，上头一个哥哥在镇上开拖拉机，一个姐姐嫁到了县城。赵永福是从外省迁过来的，在白塘镇落了脚，开了个豆腐坊，生意不错，人也有点家底。

“赵永福想给他闺女找个城里人，”我妈说，“前阵子还托人给说了个县上的干部子弟，人家没看中他家闺女，这才没成。”

我听了这话，火气就上来了：“什么干部子弟，赵淑兰怎么就没被看中了？那是他们没眼光！”

我妈说：“话是这么说，可人家赵永福未必肯把闺女嫁到咱家来。你要去提亲，得备好彩礼，不能太寒碜。”

我爹在旁边说：“家里东拼西凑，能拿出三百块钱。再卖一头猪，添个一百多。这礼数在咱镇上也算可以了。”

我心里盘算着，决定先去找赵淑兰说清楚。第二天傍晚，我照例去河边，她已经在那儿了。我走过去，也不绕弯子：“我明天去你家提亲。”

她手里的棒槌顿了一下，抬眼看我：“真的？”

“真的。”

她低下头，过了好半天才说：“我爹脾气不好，你……你小心点。”

我笑了笑：“我当过兵，什么场面没见过，还怕你爹？”

她也笑了，嘴角弯弯的，眼睛里映着夕阳，好看极了。

第二天一早，我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把攒的那点钱用红纸包了，又去供销社买了两瓶酒、两条烟、一斤茶叶，提在手里去了赵家。

赵家住在南街，豆腐坊就在院门口。我走到门口时，赵永福正蹲在地上洗豆腐布，抬头看见我，眉头就皱了起来：“你是哪家的？”

“叔，我是北头陈家的陈建国。”我递上手里的东西，“我来……我来提亲的。”

赵永福的手停住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提亲？提什么亲？”

“我想娶淑兰。”我说。

赵永福站起身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没接我的东西，而是冷笑了一声：“你凭什么？”

我早料到会这样，便说：“叔，我当兵刚回来，手里有手艺，会修机器。我能让淑兰过上好日子。”

赵永福的冷笑更明显了：“修机器？那能挣几个钱？你能盖得起楼房吗？能买得起彩电吗？你家里拿得出像样的彩礼吗？”

我一时语塞。他说的这些，我确实没有。我家的房子是土砖墙，屋顶上铺的还是老式的青瓦，下雨天还漏雨。彩电更是想都不敢想。

赵永福见我答不上来，挥挥手说：“你走吧，别耽误我干活。”

“叔，我是真心喜欢淑兰。”我急了。

“喜欢能当饭吃？”赵永福的声音拔高了，“我家淑兰是要嫁到城里去的，你一个穷小子，趁早死了这条心！”

就在这时，院里跑出来一个人，正是赵淑兰。她站在门口，眼睛看着我，又看看她爹，张了张嘴想说话。赵永福回头瞪了她一眼：“谁让你出来的？回去！”

赵淑兰没动，只是看着我，眼眶有点红。

赵永福见了，更来气了：“陈建国，我告诉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家淑兰要嫁的是城里人，你趁早给我滚蛋！”

我被这话激怒了，攥紧了拳头，但想起赵淑兰说的话，强忍着没发作。我把带来的东西往他脚边一放：“叔，这礼我先放着，我还会来的。”

说完我转身就走，身后传来赵永福的骂声和赵淑兰低低的抽泣声。

出了南街，我蹲在路边抽了一根烟，心里头憋屈得很。一根烟抽完，我想通了：赵永福嫌我穷，那我就挣钱去。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有手有脚有手艺，不怕挣不到钱。

从那天起，我像疯了一样找活干。帮人修机器、拉砖、扛包、骑自行车去县城批发蔬菜回来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半夜才回家，累得倒头就睡。有时候实在想她了，就趁天黑的时候绕到南街，站在她家院子外面远远地看一眼。

有一回被她爹撞见了，拿扫帚撵了我一条街。我跑得快，他追不上，站在街口骂骂咧咧的。第二天赵淑兰偷偷跑来找我，塞给我一双她亲手纳的鞋底，说：“你别天天来，我爹看见要生气的。”

我接过鞋底，上面密密麻麻的针脚整整齐齐，握在手里还带着她的体温。我说：“淑兰，你等我。”

她点点头，眼睛红红地走了。

两个月后，我攒了八百块钱。那天中午我蹲在门口数钱，心里头盘算着，再攒三个月就能凑到两千，到时候提亲也有底气了。正数着，隔壁的刘大婶跑过来，神神秘秘地说：“建国，你听说了没？赵永福给淑兰定亲了！”

我猛地站起来：“什么？”

“男方是县里粮站站长的儿子，姓马，在县里当司机，家里可有钱了。”刘大婶比划着，“赵永福那叫一个高兴，逢人就说他闺女要进城享福了。”

我手里的钞票攥得变了形，心里头像被人捅了一刀。我不信，我要亲耳听赵淑兰说。

傍晚的时候，我跑到河边。她没有来。

我又跑到她家院子外面，从墙头往里看。她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低着头纳鞋底，面容憔悴得很。我想喊她，又怕被她爹听见。正犹豫着，她抬起头，看见了墙头的我。她脸色变了变，起身朝墙边走来。

“淑兰，听说你定亲了？”我急急地问。

她隔着墙看着我，眼圈泛红，嘴唇抿得紧紧的，过了好半天才说：“建国，你……你走吧。别来找我了。”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爹逼你的？”

她低下头，两行泪滑过脸颊：“是我自己同意的。马家条件好，我嫁过去能过好日子。建国，你就当没认识过我吧。”

她说完转身就走。我趴在墙头上喊她，她没回头。

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整夜没合眼，把家里仅剩的两瓶白酒全喝了，醉得不省人事。第二天醒来时头痛欲裂，我妈坐在床边抹眼泪，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可怎么活。

我躺在床上，浑身软绵绵的，脑子里全是赵淑兰隔着墙流泪的脸。

我知道她在骗我。

我爬起来，洗了把脸，骑上自行车去了县城。那个粮站很好找，我打听了一圈，找到了马家。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幸福250摩托车，红艳艳的，在太阳底下晃眼得很。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正犹豫着，里面出来一个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皮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看见我，愣了一下：“你找谁？”

“你是马……马志强？”我问。

“是我，什么事？”

我上下打量他。长相不差，但眉眼间带着一股子轻浮。我深吸一口气，说：“我是白塘镇的陈建国。赵淑兰的爹说要把他闺女嫁给你。”

马志强挑了挑眉：“是有这事，怎么，你是她什么人？”

“我喜欢她。”

马志强哈哈笑了：“有意思。那你想怎么样？打架？”

我摇摇头：“我来是想告诉你，淑兰不喜欢你，是她爹逼她的。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娶一个心里有别人的姑娘。”

马志强的脸色变了：“你算什么东西？老子愿意娶谁就娶谁，管得着吗？”

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管得着。我不会让你娶到她的。”

马志强被我的眼神震住了，退了一步，然后恼羞成怒地推了我一把。我没还手，只是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他。他在我面前比画了几下，终究没敢真动手，嘴里骂骂咧咧地进了院门。

回镇上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心里头翻江倒海。我知道这样去闹没有用，我得想个法子，堂堂正正地把淑兰娶回家。

回到家，我给我爹敬了一杯茶，说：“爹，我要去外地挣钱。等我攒够了，回来娶淑兰。”

我爹沉默良久，问：“什么时候走？”

“明天。”

我爹磕了磕烟灰：“去吧。家里不用惦记，好好干。”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兜里揣着八百块钱和淑兰送我的那双鞋底。那鞋底我一直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想她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上面密密麻麻的针脚，像她看我的眼神。

省城大得很，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我一个乡下来的退伍兵，刚下汽车的时候觉得眼睛都不够用。我去找同乡介绍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建筑工地住下，白天在工地上扛水泥，晚上去夜市帮人修自行车。工头听说我会修机器，安排我管工地上的搅拌机、塔吊之类的设备，工资从每天十五块涨到了二十块，加上外快，一个月能挣七八百。

我住在工地的铁皮棚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但我心里头有盼头，再苦再累也不觉得。有时候收工后，我会坐在工地旁边的河堤上，看城里的灯火。那灯火比白塘镇亮得多，可我心里头想的，还是白塘河边的那个身影。

我每月给家里写一封信，顺便打听赵家的情况。我爹的回信里说，赵永福和马家的婚事好像黄了，马家那小子在县里出什么事了，具体也不清楚。我看了信，心都快要飞出来。

我干得更起劲了。工地上有什么累活脏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我都抢着干。工头很看重我，年底的时候给我加了钱。我算了算，照这个速度，一年能挣一万块。在九五年，一万块在镇上盖三间瓦房绰绰有余。

可天不遂人愿。那年冬天，工地上出了事故。一个工友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腿。大家一起把他送到医院，医药费要好几千。工头不肯出钱，说那个工友是自己不小心。工友们聚在一起，不知怎么的，都看向了我。

我二话没说，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了三千块垫上。工友们看我带了头，也纷纷凑钱，总算是把人救了。事后工头觉得脸上无光，拐弯抹角地找我麻烦，说那工友的操作不合规矩，责任不在他。

我听着就火了，指着他鼻子骂：“合规矩？你的脚手架连根横杆都没有，合什么规矩？要我说，该你出这个钱，你一分不出，还在这儿说风凉话！”

工头被我骂得下不来台，当场把我辞了。我揣着剩下的四千多块钱，另找活干。那年冬天格外冷，我在城里的天桥下面睡了好几夜，手脚都冻出了冻疮。后来在修车行找了个活，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三百。我白天修车，晚上去给人送煤球，又攒了几个月的钱。

春天的时候，我辞了车行的活，去了一家运输公司当修理工。那里的活儿虽然重，但工资高，一个月能拿一千块。我干得拼命，半年后升了小组长，管着五个徒弟。

那年秋天，我揣着两万块钱回了白塘镇。从离家到回来，整整十四个月。

我回镇上那天，穿着新买的衬衫和皮鞋，头发剪得干干净净，肩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走到北街口的时候，碰见刘大婶，她盯着我看了好半天，才认出我来：“建国？你是建国？哎哟，变化太大了，我都不敢认了！”

我笑了笑：“刘婶，您还好吧？”

“好好好，你爹妈在家等着呢，快回去吧。”刘大婶拉着我的手，嘴凑到我耳边说，“赵家那丫头还没嫁呢，县里马家的亲事吹了，一直在家帮着她爹做豆腐。你去看看她吧，那丫头瘦了不少。”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谢过刘大婶，没先回家，而是直奔南街。

赵家的豆腐坊还在，门口的招牌旧了不少。我站在门口，手心全是汗。院门半掩着，从里面传来推磨的声音，咯吱咯吱地响。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赵淑兰站在石磨前，两只手握着磨杆，一推一拉地磨豆子。她比十四个月前瘦了很多，下巴尖了，眼窝也陷下去一些，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袖子挽起来，胳膊上没有以前那么圆润了，隐隐能看见青筋。

我站在门口，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磨声停了。她抬起头，看见了我。

那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瞬间。她先是愣住，石磨杆从手里滑落，然后她的嘴唇开始颤抖，眼眶里涌出泪来。她想说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看着我，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我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包，打开，里面是两万块钱。我把钱递到她面前：“淑兰，我回来了。这些钱够不够来你家提亲？”

她哭出了声，整个人扑进我怀里。我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淡淡的豆腥味，觉得这十四个月吃的苦全值了。

赵永福从里屋出来，看见这场面，愣在门口。我推开淑兰，走到他面前，恭恭敬敬地给他鞠了一躬：“赵叔，我回来了。我挣了钱，想娶淑兰。您给我个机会。”

赵永福看着我，眼神复杂得很。过了好一会儿，他转过身去，声音有些沙哑：“屋里坐吧。”

那天我在赵家待了整整一下午。赵永福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我们俩喝了半斤白酒。他这个人，脾气是倔，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我把自己在外头怎么打拼、怎么攒钱、未来的打算全说给他听了。赵永福端着酒杯，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建国，不是叔势利。淑兰她娘走得早，我一个男人拉扯三个孩子，就想着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你能吃苦，有想法，叔不是看不见。以后对淑兰好点，别让她受委屈。”

我点头，郑重得像在部队宣誓：“叔，您放心。我会用命去对淑兰好。”

那年冬天，我和赵淑兰结了婚。婚礼在镇上办了两天流水席，街坊邻里都来了。我爹喝醉了，拉着赵永福的手哭得稀里哗啦，俩老头互相拍着肩膀，称兄道弟。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门口的鞭炮屑，看着忙碌的人群，看着身旁穿着红嫁衣的淑兰，觉得日子真是好得没法说。

蜜月里我们哪也没去，就在家里待着。那半个月里，我给她买了一双新凉鞋，因为从她十七岁以后，每年夏天都是光着脚的。她穿着新凉鞋在院子里走了几圈，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怕弄脏了鞋底。我笑着说：“穿坏了再买。”她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不穿了，放着过年穿。”我哈哈大笑，把她抱起来转了几圈。

那笑声飘出院子，飘到白塘河上，随着河水一路向东，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

婚后的日子清苦却甜。我辞了省城的工作，在镇上开了个修理铺，专修农业机械。附近十里八村的拖拉机、抽水机、脱粒机都往我这儿送。我技术好，要价公道，铺子很快就红火起来了。淑兰跟着赵永福学了一手做豆腐的本事，在铺子旁边支了个豆腐摊。我们的日子像白塘河的水一样，安静地流淌着。

那年腊月，淑兰怀孕了。我高兴得差点把修理铺的招牌摘下来再挂上去。赵永福听到消息，挑了一担上好的黄豆送过来，说是给闺女补身子。我爹也不甘落后，杀了家里最肥的一只鸡，拎到铺子里来。

淑兰害喜得厉害，吃什么吐什么，人又瘦了一圈。我关了铺子，天天在家伺候她，变着法子做她能吃下去的东西。她吐得眼泪直流，我抱着她，心疼得恨不得替她受这份罪。她在我怀里，虚弱地笑：“建国，你说我们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我想了想：“要是男孩，叫陈河。要是女孩，叫陈柳。”

她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河边认识的，河边的柳树都看见了。”

她笑了，轻轻拍了我一下：“土里土气的，不过我喜欢。”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第三年盖了新楼房，买了镇上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淑兰又生了个闺女，满周岁的时候，我们在院子里办酒，赵永福坐在上首，喝得满面红光。我爹抱着小孙女，笑得合不拢嘴。淑兰在灶屋里忙进忙出，脸上的笑容比院墙上的凌霄花还灿烂。

那天晚上，客人都散了。我搬了把竹椅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淑兰端着一碗醒酒汤过来，递到我手里，自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

“建国。”她轻声叫我的名字。

“嗯？”

“你还记得吗？那年你在桥上偷看我洗衣裳。”

“记得，怎么不记得。”我喝了一口醒酒汤，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化开。

“我其实早就看见你了，从第一天起就看见了。”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你躲在槐树后面，露出半拉脑袋，傻乎乎的。”

我愣住了：“你看见了？”

“看见了。每次都能看见。”她的脸红了，“你那时候跟个做贼的一样，我想笑又不敢笑。”

我把碗放在地上，凑过去看她的脸：“那你当时怎么不喊人？”

她抬眼看我，眼睛在夜色里亮晶晶的：“我为什么要喊人？我就想看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我一把把她拉进怀里，她哎呀一声，顺从地靠在我胸口。我闻着她头发上的皂角香，觉得这颗心从来没有这么满过。满得都快溢出来了。

“那你说让我来提亲的时候，是真心的还是开玩笑的？”我问。

她在我怀里抬起头，看着我，认真地说：“我从小在河边洗衣，看过那么多人从桥上过。可是只有你，只有你停下来。从你第一天站在那里开始，我就知道你会来我家提亲。”

我低头亲了一下她的额头：“你比我还胆大。”

她笑了：“我爹总说我像头倔驴，其实你才像。”

我们就在院子里坐着，一直坐到深夜。那天晚上的月亮很亮，照得满院子都是银白色。几只蟋蟀在墙角叫个不停，池塘里的青蛙也应和着。

我想起当年在桥上偷看她的那个傍晚，夕阳把她的背影镶了一层金边，我站在桥上不敢动，怕一出声就把那幅画打破了。

现在那幅画就在我怀里，温热的，鲜活的，带着她身上特有的气息。

后来我常跟人说，我这辈子最走运的事情，就是那天傍晚从白塘桥上过。那天的夕阳特别好看，柳树特别绿，河里的水特别清。而那个在河边洗衣的姑娘，刚刚好抬头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就看了一眼，看进去了我整个人生。

很多年后，当我再次路过那座桥，河水已经不怎么清了，柳树也老了几棵，桥也重修过。但每次走到桥中央，我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往河边看。石板上自然早已没了洗衣的人，可在我心里，那个穿着白底碎花衬衫的姑娘，依然蹲在那里，夕阳照着她，水花溅起来，像撒了一把碎金子。

然后她回过头来，红着脸，轻声说：

想看就来我家提亲。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