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存钱，我今年75了，目前手里所有的钱加起来，就只有789000

我今年七十五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坐在阳台的塑料凳上，面前摆着一碗泡了三遍的方便面。面条已经坨成了一团，筷子夹起来，断成几截，掉回碗里。我盯着那碗面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大概就跟这坨面差不多——年轻的时候，条条分明，劲道弹牙，觉得怎么煮都不会烂。等到老了，一泡就软，一夹就断，连个完整的形状都保不住。

我把手里所有的钱加了一遍。存折上的，微信零钱里的，床底下铁盒子中压在旧报纸下面的现金。加起来，七十八万九千块。

七十八万九千。

在城里，这大概只够买一个卫生间。在我这个十八线小县城，能买一套两居室，还得是二手房，顶楼，没有电梯。

我把存折合上，塞回铁盒子，把铁盒子放回床底下，用那只旧搪瓷痰盂挡住。然后我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脆响，像干树枝被踩断。我扶着墙，慢慢挪到窗前，往下看。

楼下菜市场正热闹。卖鱼的在杀鱼，鱼鳞飞溅到围裙上，银白色的一片一片。卖豆腐的推着三轮车，车把上挂着个铁皮喇叭，循环播放"豆腐嘞——嫩豆腐嘞——"。几个老太太蹲在菜摊前，为一个土豆该不该再便宜两毛钱，跟摊主掰扯得面红耳赤。

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我拉上窗帘，回到床上躺下。

天花板上有道裂缝，从西南角延伸到灯座旁边，像一条干涸的河。我盯着那条裂缝，想起了很多事。

我叫陈德顺。名字是我爹给起的，他说，做人要厚道，但也要顺。德是根本，顺是活法。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一辈子，德是有了一些，顺却没怎么赶上。

我生在五一年。那年月，吃饱饭是头等大事。我爹是生产队的会计，不扛锄头，不挑粪桶，但饿起来跟别人一样。我七岁那年，闹饥荒，家里断粮三天。我娘把房前屋后的野菜挖了个干净，连槐树花都捋下来煮汤。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种味道——不是苦，是一种发涩的甜，咽下去之后，嗓子眼像被砂纸磨过。

我十岁才开始上学。学校是村头废弃的祠堂改的，窗户没有玻璃，冬天冷风从破洞里灌进来，我们把手缩在袖子里写字，毛笔都握不稳。老师姓周，是个右派，摘了帽，但没人敢跟他多说话。他教我们念"床前明月光"，念到"低头思故乡"的时候，眼圈红了。我们都不懂为什么，只觉得这个老师怪。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故乡在江苏，他一辈子没能回去。

我十五岁辍学。不是不想念，是念不起了。我爹说，德顺，家里供不起你。你弟还小，你娘身子又不好。你去学个手艺吧。

我学的是木匠。拜的师傅姓马，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手艺人。马师傅收徒弟有个规矩：头三年不给工钱，只管饭。我答应了。

那三年，我天不亮就起来生炉子，劈柴，磨刨子。马师傅脾气暴，手里的墨斗就是教鞭。我刨面不平，他一墨斗敲过来，额头立刻肿起一个包。冬天的时候，我的手裂了无数道口子，用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干活的时候，胶布和血痂粘在一起，晚上泡热水，疼得龇牙咧嘴。

但我学会了。三年出师的时候，我打的八仙桌，桌面平整得能当镜子照。马师傅难得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德顺，你比我强。

我没觉得自己比他强。我只是知道，我得学会。学会了，才能吃饭。吃不上饭，什么都是空的。

我二十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秀英。

秀英是邻村的，比我小两岁。她爹是大队书记，家里条件好，不缺粮。第一次见面，是在媒人家里。秀英穿一件蓝底白花的褂子，扎着两条辫子，坐在炕沿上，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媒人问她话，她不答，只点头或摇头。

我那时候年轻，嘴笨，坐了半天，憋出一句：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秀英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记到现在。她的眼睛很亮，像秋天早上结了霜的井水。

她说，都行。

都行。多好的回答。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字几乎概括了她整个人生——什么都行，什么都不争，什么都咽得下去。

我们结婚了。彩礼是三百斤麦子，两百块钱，还有一台缝纫机。缝纫机是上海牌的，秀英高兴了好几天，天天擦，擦得锃亮。

婚后的日子，紧巴巴的。我在镇上的木器社上班，一个月工资二十八块。秀英在队里挣工分。年底分红，好的年景能分几十块，差的年景，倒欠队里钱。

但日子是热的。每天晚上，秀英在灯下缝衣服，我在旁边刨木头。刨花卷曲着从刨子上掉下来，带着一股新鲜的木香。秀英偶尔抬头看我一眼，不说话，又低头继续缝。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和刨子的"唰唰"声，混在一起，是那个年代最好的音乐。

我儿子出生在第二年。取名陈建军。秀英说，叫建军好，将来当兵，有出息。

建军小时候很皮。三岁的时候，把我的墨斗拆了，线缠了一地。我气得要打他，秀英拦住我，说，他还小，不懂事。我说，不懂事就得教。秀英说，你爹怎么教你的？你忘了你头上的包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我蹲下来，把建军抱在怀里，说，儿子，这东西不能拆，拆了爹就没法干活了，没法干活就没饭吃了。

建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后来他再也没碰过我的工具。

八零年，改革开放。木器社解散了，我成了个体户。那几年，农村盖新房的多了，家具需求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带了三个徒弟。活儿越接越多，钱也越挣越多。

八三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托人从省城买的。搬回来的那天晚上，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挤在我家院子里看《霍元甲》。秀英煮了一大锅红薯，一人一个。建军骑在我脖子上，兴奋得直拍巴掌。

八六年，我盖了新房。三间大瓦房，带院子。砖墙，水泥地，玻璃窗。秀英站在新房门口，摸着门框，眼泪掉下来。她说，德顺，咱也有自己的房子了。

我说，这算什么。以后还要住楼房呢。

她笑了，说，住楼房干啥，这院子多好，能种菜，能养鸡。

她一辈子没住过楼房。

八八年，建军上初中。那时候他已经不皮了，变得沉默寡言。学习成绩中等，不上不下。我问他想考什么高中，他说，随便。我说，不能随便，得有个目标。他说，那我考技校吧，学门手艺。

我心里有点失落。我当初学木匠，是因为没得选。建军有得选，却选了同样的路。但我没说。我说，行，技校也挺好，有一技之长，饿不着。

九零年，我攒够了钱，在县城买了块地。不是盖房子，是开家具厂。我把村里的几个老伙计叫上，雇了十几个工人，干得热火朝天。那时候家具生意好做，农村人结婚，城里人搬家，都要买新家具。我的厂子，第一年就赚了三万块。

三万块。那时候的三万块，是什么概念？县城的商品房，一套才八千。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活顺了。

九三年，秀英查出了病。

是甲状腺。一开始只是脖子有点肿，她没当回事。后来肿得越来越大，压迫了气管，喘气都困难。去医院一查，恶性的。

我拿着诊断书，站在医院走廊里，手抖得拿不住烟。医生跟我说，发现得不算太晚，手术可以做，但后续要吃药，定期复查。我问，能好吗？医生说，甲状腺癌是"懒癌"，发展慢，但切了之后要终身服药。

秀英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脸色惨白。她看到我，第一句话是：德顺，花了多少钱？

我说，没多少，公费医疗能报大部分。

她闭了闭眼，说，那就好。

其实只报了一部分。手术费加住院费，花了一万多。那是我家具厂大半年的利润。我没告诉她。

她术后恢复得还行。脖子上的刀口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她对着镜子看了一会儿，说，丑了。我说，不丑。她说，你骗人。我说，真不丑，像条项链。她笑了，笑得很难看。

从那以后，秀英每天都要吃药。优甲乐。一片两毛钱，一天一片。两毛钱不多，但架不住天天吃，年年吃。而且每隔半年要复查一次，抽血、做B超。每次复查，又要花几百块。

她开始省。省得让我心疼。

菜市场收摊前的尾菜，便宜，她去买。肉只买最肥的，因为肥肉炼油，油渣还能炒菜。衣服不买新的，穿我的旧衣裳，改一改。建军说给她买件羽绒服，她说不用，棉袄挺暖和的。

我说，秀英，咱不缺这点钱。

她说，德顺，钱要省着花。建军还没成家呢，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就不说话了。我知道她的脾气。她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九七年，建军技校毕业。学的是木工，跟我一个行当。但他没来我的厂子，自己去了南方。他说，爸，我想出去看看。

我说，行。年轻人，是该出去闯闯。

他走的那天，秀英给他收拾行李。棉被、毛衣、两双鞋、一罐自家腌的咸菜。她把东西一样一样放进蛇皮袋里，码得整整齐齐。建军说，妈，不用带这么多。秀英说，在外面，东西带全了，少受罪。

建军走了以后，秀英经常站在院门口，往村口的方向看。村口的路通到镇上，镇上的路通到县城，县城的路通到省城，省城的路通到南方。她看那条路，好像建军会从那头走回来似的。

我劝她，别看了，看也看不回来。她说，我就看看。

她不知道，我也在看。只不过我不站在门口，我站在窗前。窗帘拉开一条缝，透过那条缝，看那条空荡荡的路。

九九年的春节，建军回来了。带了个姑娘。

姑娘叫小芬，是他在东莞厂里认识的。四川人，个子不高，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说话带川普，把"吃饭"说成"七饭"，把"睡觉"说成"睡告"。建军说，她是流水线上的组长，人勤快，心眼好。

秀英上下打量了小芬好几遍。不是挑剔，是那种母亲看儿媳妇特有的审视——从头发丝看到脚后跟，每一寸都不放过。

小芬被看得有点紧张，手攥着衣角。秀英看了半晌，忽然笑了，说，好，好。然后转身进厨房，把留着过年才吃的腊肉拿了出来。

那天晚上，秀英跟我说，小芬这姑娘，不错。我说，怎么不错了？她说，眼睛干净。我说，就这个？她说，眼睛干净就够了。一个姑娘家，在外面打工，眼睛干净，说明没学坏。

我没想到，她看人这么准。

两千年的五月，建军和小芬结婚了。婚礼在老家办的，摆了二十桌。我请了镇上最好的厨师，杀了两头猪，买了三条烟、四箱酒。秀英忙前忙后，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脸上一直笑着。

婚礼花了将近两万块。我那时候手头宽裕，家具厂的生意正红火，两万块不算什么。但我注意到，秀英在收礼金的时候，把每一笔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谁出了多少，记得清清楚楚。她说，这是人情，以后要还的。

我说，你记那么清楚干啥，差不多就行了。

她说，人情这东西，差一分都不行。差一分，就是欠一分。欠着，睡不踏实。

她一辈子都在还。还人情，还债，还生活欠她的那些东西。好像她欠了这个世界什么似的。其实她什么都没欠。是这个家，欠了她太多。

零二年，建军和小芬去了深圳。建军在一家家具厂做技术工，小芬在电子厂上班。他们把秀英接去了深圳住了一阵，但秀英住不惯。二十多层的高楼，电梯上上下下，她头晕。出门就是马路，车来车往，她不敢过。买菜要去超市，东西太贵，她心疼。

住了三个月，她回来了。跟建军说，我还是回老家吧。你和小芬在外面好好干，不用惦记我。你爸一个人，我不放心。

她嘴上说不放心我，其实是她自己不放心深圳。

她回来的那天，我骑着三轮车去镇上接她。她从大巴车上下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给邻居带的深圳特产——几包芒果干，一盒老婆饼。她看到我，笑了笑，说，德顺，我回来了。

我说，回来就好。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月亮很亮，照得院子像铺了一层霜。秀英说，德顺，深圳真好。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我说，那你怎么不留在那里？她说，不是我的地方。我说，怎么就不是你的地方了？你儿子在那里。她说，儿子是儿子，地方是地方。

她一辈子没出过省。她觉得世界太大了，大到她走不出去。或者说，她从来没想过要走出去。她的世界就是这院子、这村子、这口锅里的饭和身上这件洗得发白的褂子。

零三年，我六十岁。家具厂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镇上开了几家更大的家具城，款式新，价格低。我的厂子，设备老旧，款式也老旧。年轻人结婚，都去家具城买，没人要我打的手工家具了。

我想过转型。去县里考察过，也找人设计过新款式。但转型需要钱——买新设备、租新厂房、招设计师，少说要三四十万。我手里是有钱，但我不想投。不是舍不得，是怕。六十岁了，一辈子攒下的家底，万一赔了，连棺材本都没了。

我选择了关门。

关门的那个下午，我站在空荡荡的厂房里。刨花机、电锯、砂轮机，都蒙了一层灰。墙上还挂着那块"诚信经营"的锦旗，是九五年县里发的。锦旗褪了色，红底变成了粉底，"诚信"两个字也模糊了。

我摘下锦旗，叠好，拿回家。秀英问，厂子关了？我说，关了。她说，关了也好。你这把年纪了，该歇歇了。我说，歇歇。她说，歇了跟我种菜。

她真的在院子里种了菜。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每天浇水、施肥、捉虫。她干这些活的时候，特别专注，好像菜苗是她的孩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她把菜摘下来，装进竹篮，送给邻居。邻居说，秀英，你种的菜就是好吃。她笑得合不拢嘴。

零五年，建军在深圳买了房。

首付十二万，是建军和小芬攒了三年的钱，加上我给的八万。八万块，是我当时存款的一半。秀英说，给。我说，给这么多，咱俩以后咋办？她说，咱俩能咋办？有饭吃就行。儿子买房是大事，咱不能拖后腿。

房子不大，六十平米的两居室。建军打电话来说，爸，妈，以后你们来深圳，有地方住了。秀英拿着电话，嗯嗯啊啊地应着，挂了电话之后，眼泪就下来了。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我说，到底怎么了？她说，我就是高兴。儿子有出息了。

她高兴。但她一辈子没再去过深圳。

零八年，建军和小芬有了孩子。是个女孩，取名陈悦。悦悦出生的时候，秀英六十一岁。她吵着要去深圳带孙子——不对，是孙女。我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跑那么远干啥？她说，我身体好着呢。我说，你甲状腺那个病——她说，那算什么病？天天吃药控制着呢，死不了。

她去了。在深圳待了两年。

那两年，是我最不习惯的两年。院子里没有人浇水，菜都旱死了。没有人煮饭，我天天吃泡面。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对着墙都能说半天。

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德顺，悦悦会叫奶奶了。我说，是吗？她说，会了。昨天晚上，趴在我耳朵边上，奶声奶气地叫了一声"奶奶"。我说，好，好。她说，你什么时候过来？我说，我不过去。她说，你过来嘛。我说，不去。我晕车。

其实我不晕车。我就是不想去。跟她一样，不是我的地方。

零九年，秀英回来了。悦悦要上幼儿园了，小芬辞职在家带孩子不方便，请了保姆。秀英说，保姆一个月三千块，太贵了。我说，那就别请。她说，不请不行，小芬要上班。我说，那就让小芬别上班了。她说，你懂什么，现在深圳那个物价，一个人上班都不够花。

她开始给我算账。深圳的房租、水电、菜价、孩子的学费。一笔一笔，算得我心惊肉跳。我说，那他们怎么活？她说，省着活呗。能省一分是一分。

她说的"省着活"，就是她一辈子在做的事。

一零年，我六十三岁。秀英六十一岁。我们开始领养老金。我的每月一千二百块，秀英的每月八百块。加起来两千块。在农村，两千块够花了。米一块五，面两块，猪肉十三。菜是自己种的，鸡蛋是自家鸡下的。日子过得去。

但秀英的病，开始反复。

零八年查出来，癌细胞转移了。淋巴结。医生说，要做第二次手术，然后放疗。我问，多少钱？医生说，手术加放疗，大概五万。我问，报销多少？医生说，能报一半吧，具体看用什么药。

五万。一半就是两万五。两万五对我来说不是大数目，但秀英一听就急了。她说，不做。我说，不做怎么行？她说，做了也不一定好。我说，不做一定不好。她说，德顺，咱不花那个钱了。

我说，秀英，这不是钱的事。

她说，对我来说就是钱的事。两万五，够建军家半年的房贷了。够悦悦上一年幼儿园了。够你和我再活两年了。

我看着她。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她的眼睛还是亮的，但亮得没有力气了。

我说，秀英，你听我说。钱是挣来的，不是省来的。你省了一辈子，省出什么了？省出了一身病。现在治病要花钱，花。花完了我再挣。我六十三了，还能干活。我去给人打零工，去给人修家具，去给人看大门。什么都能干。

她哭了。哭得无声无息，眼泪顺着皱纹的沟壑流下来，流到嘴角，流到下巴，滴在衣襟上。

她说，德顺，我对不起你。

我说，你胡说什么。

她说，我这辈子，没给你过过好日子。没让你住过楼房，没让你穿过好衣裳，没让你吃过几顿像样的饭。我生病，还花你的钱。

我说，秀英，你听好了。这辈子，我陈德顺，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娶了你。

她哭得更厉害了。

她还是做了手术。放疗做了二十次。每次做完，她都吐得昏天黑地。我守在病床边，给她擦嘴，擦脸，喂水。她瘦得脱了形，原来一百斤的体重，掉到了八十斤。皮包骨头，颧骨突出，眼窝深陷。

但人活着。

活着就是好的。

一三年，我六十六岁。秀英六十四岁。

她恢复得还行。虽然人瘦了，但精神头还可以。她又开始种菜了。院子里重新种上了西红柿和黄瓜。她浇水的时候，手抖得厉害，水壶歪歪扭扭，水洒得到处都是。我说，我来吧。她说，不用，我自己来。

她一辈子要强。要强的人，最怕别人说"我来吧"。

那一年，建军打电话回来，说要换房。深圳的房价涨了，他们那套六十平的小房子，涨到了一百二十万。建军说，爸，我想把这套卖了，换个大点的。悦悦长大了，需要自己的房间。

我说，行。你们自己拿主意。

他说，但是换房要补差价。卖旧买新，中间差了八十万。我们手里的钱不够，想跟您借点。

我沉默了一下。八十万。不是小数目。我当时手里的存款，大概一百二十万左右。借出去八十万，我俩就剩四十万了。四十万，够我们养老吗？

秀英在旁边听到了。她说，借。

我说，你别急着说借。这八十万，借出去，可能好几年都还不上。咱俩的养老钱——

她说，建军是咱儿子。儿子买房，当爹的能不帮？

我说，我不是不帮。我是说，咱得留够自己的。万一以后生病——

她说，生病再说生病的事。现在儿子需要，咱就给。

她就是这样。永远把别人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最后面。最后面，最后面，最后就找不到了。

我把八十万转给了建军。卡里剩了四十万。

四十万。那是我六十六岁时，全部的身家。

一五年，我六十八岁。秀英六十六岁。

她又病了。

这次不是甲状腺。是肺。

长期服药的副作用，加上年龄大了，免疫力下降。她开始咳嗽。一开始是干咳，后来有痰，再后来痰里带血。去医院一查，肺部有阴影。做了穿刺，结果是腺癌。

我拿着报告单，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手抖得点不着烟。打火机打了七八次，火苗窜起来，又灭了。最后我把打火机扔在地上，捂着脸，哭了。

我一辈子没怎么哭过。小时候饿肚子没哭，学手艺挨打没哭，厂子关门没哭。但这一次，我哭了。

秀英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德顺，别哭。我说，秀英，咱治病。她说，治。我说，多少钱都治。她说，好。

这次的治疗，复杂得多。手术、化疗、靶向药。靶向药是进口的，一盒一万二，一盒吃一个月。报销比例很低，大部分要自费。

我算了一下。一年的药费，加上手术和化疗的费用，大概要二十万。

我手里还有四十万。

二十万治完，剩二十万。二十万，够两个老人活几年？省着点，也许能活到死。但如果再出什么意外呢？如果再病一次呢？

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不是怕死，是怕没钱。

没钱，你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有钱，你可以选最好的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治疗方案。没钱，你只能选"等"。等病情发展，等身体扛不住，等那一天到来。

秀英看出了我的焦虑。她说，德顺，咱不花那个钱了。我说，不行。她说，进口药那么贵，不值当。我说，什么值当不值当？命最值当。她说，我这把年纪了，活够了。我说，你六十六，什么叫活够了？她说，我娘五十八就走了。我比她多活了八年，赚的。

我说，秀英，你听我说。你这一辈子，什么都省，什么都忍，什么都替别人想。现在，能不能自私一回？就一回。为自己活一回。花钱治病，就是为自己活。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点了点头。

她说，德顺，那咱花。但说好了，花到二十万，就停。不花光。留二十万，咱俩养老。

我说，好。花到二十万，就停。

我撒谎了。我不会停。只要她还有一口气，我就花。花光了，我去借。借不来，我去卖血。卖不了血，我去卖肾。只要她活着。

但她不知道。

治疗的过程，比想象中痛苦一百倍。

化疗让她的头发掉光了。一根不剩。她对着镜子，摸着自己的光头，说，德顺，我像个和尚。我说，不像。像电影明星。她说，什么电影明星？我说，外国那个，叫什么来着……她说，你别哄我了。我说，真像。光头好看。

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化疗还让她吃不下东西。吃什么吐什么。瘦到了七十斤。她躺在床上，像一片叶子。风一吹，好像就能飘走。

我每天给她熬粥。小米粥，熬得烂烂的，一勺一勺喂她。她吃不了几口就吐。吐完了，歇一会儿，再喂。有时候一顿饭要喂两个小时。

她说，德顺，你别管我了。我说，你胡说什么。她说，我这样，拖累你了。我说，秀英，你记不记得，你生建军的时候，难产，三天三夜。那时候你要是撒手不管，我也省心了。她说，那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都是命。你的命在我手里，我的命在你手里。谁也别想撒手。

她不说话了。闭着眼，眼泪从眼角滑出来。

一六年的春天，她的病情稳定了。肿瘤缩小了，指标降下来了。医生说，效果不错，继续用药，定期复查。

我松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她戴着帽子——头发还没长出来。月亮很亮，跟零三年那天的月亮一样亮。她说，德顺，活着真好。我说，是啊，活着真好。她说，我以前总觉得，活着就是受罪。穷也受罪，病也受罪。但现在觉得，能跟你一起坐在院子里，看看月亮，挺好的。

我说，那以后天天看。

她说，好。天天看。

但"天天"没有那么长。

一八年，她七十一岁。癌症复发了。这次，转移到了骨头。

骨转移。三个字，像三颗钉子，钉进我的胸口。

医生说，这种情况，治疗的意义不大了。建议保守治疗，减轻痛苦。我问，保守治疗是什么意思？医生说，就是……尽量让她舒服一些。

我听懂了。保守治疗，就是等死。

我说，不行。我要治。医生说，陈大爷，您听我说，这个阶段的癌症，任何治疗都只能是延长几个月的生命，但代价是巨大的痛苦和费用。我说，几个月也是命。医生说，但您考虑过费用吗？靶向药加免疫治疗，一个月至少要三万。而且效果不确定。

三万一个月。一年三十六万。

我手里还剩多少？治疗花了几年，卡里的钱已经不多了。我回去查了存折。加上利息，还有二十八万。

二十八万。够治九个月。

九个月。二百七十天。

我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二十八万。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辆车的钱，一次旅游的钱，一个包的钱。对我来说，是秀英剩下的日子。

我给建军打了电话。我说，建军，你妈病了。他说，严重吗？我说，有点严重。需要钱。他说，要多少？我说，先转二十万吧。

建军沉默了一会儿。他说，爸，我这边……也紧。深圳的房贷还没还完，悦悦上初中了，补习班一个月两千多。小芬的公司效益不好，去年裁了一半人，她虽然没被裁，但工资降了。我这边，厂里也不景气，加班少了，收入少了一大截。

我说，我明白。那你能拿出多少？

他说，十万。最多十万。

我说，行。十万就十万。

挂了电话，我坐在台阶上，又坐了很久。

我理解建军。他也不容易。在深圳，每个月房贷八千，生活费五千，孩子教育费两千，人情往来一千。一个月固定支出一万六。他的工资，扣完社保公积金，到手也就一万出头。入不敷出。

他不是不孝。他是真的没有。

秀英最后的治疗，持续了六个月。

六个月里，她瘦到了六十斤。骨瘦如柴，皮包骨头。她的骨头被癌细胞侵蚀，稍微动一下就疼得浑身发抖。止痛药从口服到注射，从注射到泵入。最后，她整天昏睡，偶尔醒来，看看我，嘴唇动一动，说不出话。

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像鸡爪一样，指节肿大，皮肤透明，能看到下面的青筋。我握着那只手，感觉它在一点点变凉。

最后一天，她醒了。眼睛很亮，像五十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亮。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凑过去。

她说，德顺，下辈子……

然后她闭上了眼睛。

监护仪上的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秀英走的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月亮很圆，很亮。桌子上摆着她生前最爱吃的月饼——五仁的。我掰了一块，放在她平时坐的椅子上。

我说，秀英，月饼。你吃。

没人回答。

风吹过来，月饼的碎屑被吹起来，飘在空中，像细小的雪花。

秀英走后，我一个人生活。

日子突然变得很长。以前觉得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够用，现在觉得二十四小时太长，长得不知道怎么打发。早上醒来，身边没有人。晚上吃饭，对面没有人。夜里翻身，碰到的是冰凉的墙。

我开始存钱。

不是因为缺钱。是因为怕。

怕生病。怕摔倒。怕哪天突然动不了了，躺在地上，没人知道。怕到了医院，医生说，大爷，这个药自费，三万。我掏不出钱，只能说，那就不治了吧。

怕给儿子添麻烦。建军在深圳，房贷还没还完，孩子还在上学。他不容易。我不能成为他的负担。

怕孤独。不是怕一个人待着。是怕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想起秀英。想起她站在院子里浇水的样子，想起她低头缝衣服的样子，想起她笑着说我"你骗人"的样子。想起这些，心里就空了一块。那块空，用什么都填不满。

所以我存钱。把钱存起来，像存粮食一样。冬天来了，有粮，就不慌。

我把钱分成几份。一份存活期，应急用。一份存定期，利息高一点。一份买了国债，最安全。还有一份，放在床底下的铁盒子里——那是秀英的习惯。她说，银行也会倒闭，钱放在自己手里才踏实。

我延续了她的习惯。

七十一岁到七十五岁，这四年，我过得很省。

不是没钱省，是不敢花。

衣服穿旧的，破了补，补了穿。鞋子一双穿三年，底磨平了，找修鞋匠贴一层胶。吃饭一个人，煮一锅粥，吃一天。菜只买应季的，冬天的白菜萝卜，夏天的黄瓜西红柿。肉一个星期买一次，一次买半斤，切一小块炒个菜，剩下的冻在冰箱里。

邻居说我抠门。我说，不是抠门，是习惯了。

其实不是习惯。是恐惧。

我怕哪天突然需要用钱，而我没有。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饿肚子一样——胃里空空的，心里慌慌的，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

我七十二岁那年，摔了一跤。在浴室里，地滑，摔了一跤。当时没觉得多严重，爬起来，发现膝盖肿了。去诊所看了看，说是软组织挫伤，养几天就好。

养了半个月，没好。反而越来越疼。去县医院拍了片子，说是半月板撕裂，需要手术。

手术费两万。

我犹豫了。两万块，不是拿不出来。但拿出来了，存款就少了两万。少了两万，我心里就不踏实。

我问医生，不做手术行不行？医生说，不做也可以，但以后走路会疼，时间长了，可能会瘸。

我说，瘸就瘸吧。

我拄了三个月的拐杖。从客厅到厕所，五步路，走十分钟。拐杖戳在地上，"笃、笃、笃"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像有人在敲门。

秀英在的时候，她会扶我。一手扶着我的胳膊，一手端着热水。她说，德顺，慢点。我说，没事。她说，有什么事？你都七十多了，还逞什么强？

现在没人扶了。我只能自己扶着墙，一步一步挪。

七十三岁那年，建军回来了一次。

带着悦悦。悦悦上高中了，个子窜得比我还高。她叫我爷爷，声音已经不是奶声奶气的了，变成了少女的清脆嗓音。

建军说，爸，我接您去深圳住吧。我说，不去。他说，您一个人，我们不放心。我说，我一个人挺好。他说，深圳气候好，冬天不冷。我说，我怕冷吗？我在这住了七十年了，冷也冷惯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爸，您手头还宽裕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我说，宽裕。你妈走的时候留了点钱，够我花的。

他说，那就好。小芬说，想给您买个按摩椅。我说，不用。他说，您膝盖不好，按摩椅能缓解。我说，我膝盖早好了。

其实没好。阴天下雨，还是疼。但我不能说。说了，他又要花钱。

他走的时候，在桌上留了一个信封。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五千块钱。

我把信封收起来，放进铁盒子。和存折放在一起。

七十四岁那年，我开始失眠。

不是睡不着，是不敢睡。怕睡过去了，醒不过来。怕第二天早上，太阳照进窗户，我躺在被窝里，已经凉了。没人知道，没人发现。直到臭味飘出来，邻居报警。

这个念头像虫子一样，钻进我的脑子里，啃食我的神经。我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怕。

我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是老年焦虑症。开了药。药不贵，一个月一百多。但吃了之后，头晕，嗜睡。我停了。

我找到了自己的办法——存钱。

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把存折拿出来，看上面的数字。看一遍，再看一遍。数字不会变，但看着它，我心里就踏实。像小时候，饿的时候，摸一摸兜里还有一块红薯干，就觉得，还能活下去。

七十八万九千。

这是我七十五岁时，全部的财产。

今天早上，我去银行查了余额。

存折、卡、零钱通、铁盒子里的现金，加在一起，七十八万九千。

我坐在银行大厅的椅子上，看着那个数字。七十八万九千。对面的老太太在跟柜员吵架，说她的退休金少了五十块。柜员耐心地解释，说扣了医保。老太太不听，拍着柜台，声音尖利。保安过来劝，她推开保安，继续拍。

我看着她。她大概也七十多岁。瘦小，佝偻，头发花白。为了五十块钱，跟银行的人吵得面红耳赤。

我忽然觉得，那就是二十年后的我。不，那就是现在的我。只不过我吵的不是五十块，是七十八万九千块。

我怕这七十八万九千块，不够我活到死。

我算了一笔账。我今年七十五。按平均寿命，我大概还能活十到十五年。十五年，每年生活费两万——在农村，省着点，两万够。十五年就是三十万。医疗备用金，每年一万，十五年十五万。丧葬费，三万。加起来，四十八万。

四十八万。我够。

但如果生病呢？如果像秀英那样，一场大病，几十万就没了。如果摔一跤，卧床不起，请护工，一个月四千，一年五万。如果……

如果太多。而钱太少。

我走出银行，阳光刺眼。我眯着眼，慢慢往家走。路过菜市场，卖鱼的在杀鱼，卖豆腐的在吆喝，老太太们在为一个土豆讨价还价。

生活还在继续。跟五十年前一样，跟二十年前一样，跟昨天一样。

我回到家，关上门。屋子里很安静。秀英种的那些花，早就枯死了。花盆还在阳台上，里面是干裂的土。

我坐在床沿上，把铁盒子拿出来。打开，里面是存折、现金、建军留的那个信封、还有秀英生前用的一块手帕。

手帕叠得整整齐齐，上面绣着一朵梅花。梅花旁边，用蓝线绣了两个字——"平安"。

我把手帕拿出来，展开，放在鼻子上闻了闻。没有味道了。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但我还是把它叠好，放回铁盒子。和存折放在一起。

然后我把铁盒子放回床底下，用痰盂挡住。

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我扶着墙，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外面，太阳落山了。天边是橘红色的，像秀英煮的红薯汤的颜色。

我看着那片橘红色，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学木匠时的墨斗，想起了第一台电视机，想起了秀英站在新房门口的眼泪，想起了她化疗时掉光的头发，想起了她最后说的那句话——

"德顺，下辈子……"

下辈子。如果有下辈子，我想对她说：秀英，咱不省了。想吃啥吃啥，想穿啥穿啥。钱不够，我去挣。挣不来，咱就少吃一口。但别再省了。省了一辈子，省出来的不是钱，是亏欠。

亏欠自己，亏欠生活，亏欠那些本该好好过的日子。

但我知道，不会有下辈子。

这辈子，就剩这些了。七十八万九千块，一间老房子，一个铁盒子，和一大堆想起来就疼的回忆。

我把窗帘拉上。回到床上，躺下。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那里，像一条干涸的河。

我闭上眼。

明天，我要去银行，再存一笔定期。三年期的，利率高一点。

一定要存钱。

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不成为别人的负担。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有得选。

选最好的药，选最好的医生，选最后的尊严。

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一场跟钱的博弈。年轻的时候，用命换钱。老了的时候，用钱换命。

但命不是钱能换来的。钱能换来的，只是多一点时间。多一点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时间。多一点想起秀英时，不用因为没钱而自责的时间。

七十八万九千。

够吗？

不知道。

但我会继续存。存到七十九万，八十万，八十一万。

存到我不能存的那一天。

因为秀英说过，钱要省着花。但我现在觉得，钱要攒着花。省着花，是委屈自己。攒着花，是给自己留退路。

退路这东西，平时看着没用。但到了悬崖边上，它就是那棵救命的树。

我今年七十五了。手里所有的钱加起来，七十八万九千。

不多。但够了。

至少现在够了。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个钉子，是秀英生前挂照片用的。照片早就取下来了，钉子还在。

我盯着那个钉子，慢慢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明天早上，太阳还会照进来。我还会醒来。还会去菜市场买菜。还会回家煮一碗粥。还会把存折拿出来看一遍。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像刨花一样，卷曲着掉下来，堆在地上。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堆满，什么时候被清扫。

但你知道，它一直在掉。

所以你要存。存钱，存力气，存对明天的那一点点盼头。

哪怕盼头很小。小到只是一碗热粥，一个晴天，一张存折上多出来的几个数字。

那也是盼头。

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

我今年七十五了。

一定要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