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母亲住一周，丈夫摔了5天碗，除夕婆婆要来，她当晚就回广西娘家
母亲是立冬那天来的，拎着一个蛇皮袋，里头装着晒干的萝卜条、两罐剁椒、还有一件她亲手织的毛线背心，灰蓝色的，针脚密实。她说南方冬天湿冷，北方有暖气，享福。
第一天晚上吃饭，丈夫把碗往桌上一搁，碗底磕在大理石桌面上，“当”的一声，像小石子砸在玻璃上。我抬头看他一眼，他夹了一筷子青菜，嚼着没说话。母亲低头喝粥，当作没听见。
第二天是“当”的两声，早饭和晚饭各一次。第三天他下班回来，看见母亲在厨房里用他的专用刀切萝卜，那把刀是他托人从德国带回来的，平时别人碰一下都要擦半天。他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几秒，转身从消毒柜里取出一个碗，拧开水龙头冲了一下，然后——没拿稳，或者故意的，“当啷”一声摔进了水槽里，瓷片飞溅。
母亲的手在菜板上停了一下，指节捏着刀柄紧了紧，又继续切。
第四天开始，母亲从早晨起来就不出房间了。她把阳台上的花浇了一遍，地板拖了两遍，客厅茶几上的东西归置得整整齐齐，然后坐在自己房间的小沙发上织毛衣，低着头的侧影像一尊安静的小菩萨。偶尔我进去，她抬起头笑笑，问：“晚饭用我帮忙不？”我说不用，她点点头，又继续织。
第五天我去上班，手机一整天没响过。以往母亲隔两三天就会打一个电话，问问中午吃的什么、下班路上堵不堵，那天一条消息都没有。我晚上推开门，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丈夫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厨房灶台是冷的。母亲房间门关着，灯亮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光，安安静静的。
第六天晚饭，丈夫终于开口说了跟摔碗无关的话：“除夕我妈过来过年，住到初七。”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母亲正好端着一碗汤从厨房走出来。脚步顿了一下，那碗汤在托盘里轻轻晃了晃，没有洒出来。她继续把汤放到桌上，转身回了厨房。
当天晚上我洗漱完准备睡，听见母亲的房间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她在收拾东西。蛇皮袋重新装满，拉链声在夜里格外清晰，像有人把时间一截一截地收拢起来。我推门进去，她蹲在地上把毛线背心叠得方方正正塞进袋角，抬头看见我，笑了笑：“家里有点事，我明天回去一趟。”
我说妈，等过了年再走行不行。
她把叠好的背心又掏出来展开，再叠一次，再塞回去。“你婆婆腿脚不好，来了得有人伺候。我在这儿，地方不够住，也不方便。”
她没有提那五天摔碗的声音，也没有提丈夫的表情。可那个“不方便”三个字，说得比什么都重。
第七天一早，我去火车站送她。候车大厅里人来人往，她拎着蛇皮袋站在安检口前面，忽然回头拉住我的手。她的手还是那样，粗糙、暖和，像小时候冬天帮我捂耳朵时一样。她说：“闺女，妈不是生气走的。妈是怕你为难。”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丈夫正在厨房里煮面条，听见门响也没回头，背对着我说：“你妈走了？”我说嗯。他把面条捞进碗里，两个碗，一碗推到我面前，葱花切得细细的，码得很齐。他说：“明天把那个碎碗的瓷片扫一下，我够不着沙发底下。”
我坐在餐桌前，筷子搁在碗沿上，看着那碗面慢慢变凉。客厅的钟滴答滴答走着，阳台上的花是母亲前两天浇过的，土还润着。
除夕那天婆婆来了，进门就开始张罗，把带来的腊肉挂上阳台的晾衣架，把老家的红纸窗花往玻璃上贴。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她忽然从行李袋里翻出一个保温桶，打开来是满满一桶酒酿圆子。
“你妈走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婆婆把圆子分到每个人的碗里，“问了我爱吃什么，说广西那边的酒酿圆子跟咱们做法不一样，甜的淡的，她琢磨了一晚上。这个是她做好放冰箱里的，让我带过来给你们尝尝。”
丈夫咬着圆子愣了一下，嚼得很慢，喉结上下动了一动，没接话。那天的碗，一个也没摔。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温热的，顺着喉咙滑下去。往窗外看，万家灯火亮着，除夕的烟花在远处炸开，绚烂又安静。
我想着母亲在火车上的那个背影，蛇皮袋在她佝偻的背上左右晃着，检票口的风把她的白头发吹起来。她一个人坐二十几个小时回广西，到家大概是年初二了。
到时候我要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圆子很好吃，花也还在开。还有，妈，对不起，今年没能让你好好过个年。
明年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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