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我送表姐回家，走过玉米地时，她突然抓住我的手不放

80年我送表姐回家，走过玉米地时，她突然抓住我的手不放

一九八零年的夏天，我二十岁，在县一中复读了两年，终究还是没能考上大学。母亲托了在公社当会计的二舅，给我在公社农机站谋了个临时工的差事。说是农机站，其实就是几间灰砖平房围成的一个院子，里面停着三台东方红拖拉机和一堆生了锈的犁铧。我的活儿不重，每天登记进出库的零件，偶尔跟着老师傅下乡修机器。日子过得像公社食堂的稀饭，稀里糊涂的，一眼能望到底。

表姐是七月底来的，天热得像蒸笼，树上的知了叫得人心里发慌。她站在我家院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黄的碎花衬衫，胳膊上挎着一个蓝布包袱。额前的刘海被汗打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脑门上，脸红扑扑的，像刚从地里摘下的番茄。她说她走了三十里路，从柳河村搭了一截顺路的牛车过来，牛车到了乡道上，剩下的路是自己走过来的。

我母亲从屋里迎出来，拉着表姐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眼圈红了一圈。表姐叫周玉秀，是我母亲的堂侄女，论起来不算亲，但她小时候在我家住过两年，因为她是捡来的。母亲的堂哥老周，就是表姐名义上的父亲，从邻县的火车站把她抱回来的，用一块褪了色的红布裹着，塞在怀里暖了三天，才缓过那口气来。老周家有三个儿子，没有闺女，就把她当亲闺女养。但她心里知道，村里人也知道。所以她十六岁那年，老周家给她说了同村的一户人家，她就应了。那户人家的儿子在镇上的砖瓦厂干活，人长得算周正，就是脾气急。定亲那天，表姐躲进我家的柴房里哭了一整夜。我母亲去劝，她只说沙迷了眼。

表姐后来没嫁成。定亲还不到半年，那男的在砖瓦厂出了事。窑坑塌了，砸断了腰，人瘫在炕上。那家人说，是表姐命不好，八字太硬，没进门就克了人。亲事退了，表姐也落了个“命硬”的名声。从那以后，再没人上门提亲。表姐就在老周家干活，挑水、喂猪、下地、赶集，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牲口。老周家的三个儿子陆续娶了媳妇，表姐就在他们家里搬来搬去，从东屋搬到西屋，再从西屋搬到院里的西厢房。西厢房冬天冷，夏天潮，放粮食都嫌潮气重。表姐搬进去那天，我母亲去送她，回来之后坐在堂屋里，吧嗒吧嗒地抽了半宿的旱烟。

“玉秀这丫头，命苦。”我母亲说，“你以后要是能帮衬，就帮衬着点。”

那年表姐二十岁，我十八岁。复读的第一年，我整天埋在书堆里，连她搬进西厢房的事都不大记得。只记得有一天傍晚，她来我家送了一篮子新摘的豆角，站在门口和我母亲说了几句话，声音很低，低得像怕惊扰了墙根下的蛐蛐。我在里屋写作业，透过门帘看见她的侧影，清瘦，单薄，像秋天里最后一片挂在枝头的叶子。她没待多久就走了，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像在水面上轻轻一点，涟漪还没散，人已经不见了。

那是我记忆里表姐最后一次来我家。之后两年，她再没来过。我只听母亲偶尔提起，说她跟着村里人去北边挖河工，一天挣十二个工分，比男劳力还多挣两个。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掩不住的疼惜。

直到这个七月，表姐突然就来了。

她站在院子里，还是那么瘦，但比两年前结实了。袖口挽到手肘，露出来的小臂晒得黑红，肌肉的线条像被刀刻过，硬朗而清晰。她把手里的包袱放在我搬出来的小方凳上，从里面掏出几个纸包，有给我母亲的止咳糖浆，给我父亲的烟叶，还有给我的一支钢笔。

“考上没有？”表姐问我，眼睛弯弯的，带着笑。

我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窘，因为她很快就说：“不要紧。我听说你到农机站上班了，那也是正经营生。”

她说话的音调没怎么变，还是那样慢慢的，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井里提上来的，凉凉的，干干净净。

母亲留表姐吃饭，她应了，就挽起袖子去灶房帮忙。我要去挑水，她从我手里拿过扁担，说：“你歇着，我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把水桶挂在扁担钩上，稳稳当当地出了院门。她的步子迈得很大，两个空水桶在扁担两头轻轻晃着，碰撞出有节奏的声响。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拐过巷口，消失在一排土墙后面，忽然觉得她像个常来常往的邻家姐姐，一切都做得那么顺手，那么自然。

吃饭的时候，表姐和母亲并排坐着，两个人一直在说话。说老周家的庄稼，说村里新分的地，说谁家的儿子娶了媳妇，说谁家的闺女嫁到了外乡。我坐在对面，听她们说话，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表姐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笑一下，又继续跟母亲说话。那顿饭吃了很久，等我放下碗筷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灶屋里飘着油烟和酱菜的香气，几只蚊子绕着灯泡打转。

“天晚了，让志明送送你。”母亲说。

表姐看了看外面的天色，没有推辞。她起身跟母亲道了别，又去里屋跟我父亲说了几句话。我父亲正靠在炕头的被垛上看一本旧小说，眼睛花得厉害，书页几乎贴到脸上。他听见表姐说要走，坐起来一点，说：“让志明送，路上黑。”

我推上自行车，表姐跟在我身后走出来。车是父亲的，凤凰牌的，有些旧了，车座上的皮子裂了几道口，露出里面灰白的海绵。表姐说不用骑车，走走就好。我就把车支在院门口，和她并排走进了巷子。

巷子很长，两侧是斑驳的土墙，墙头上长着几丛狗尾巴草，在晚风里轻轻摇晃。天还没有全黑，西边的云彩被夕阳的余烬染成暗红，像一张慢慢烧透的纸。我们走得很慢，谁都没有先说话。脚下的土路有些坑洼，我走在靠外的那边，把稍微平坦一点的路面留给她。表姐感觉到了，侧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在昏暗中看不太清，只看见她笑了一下。

出了巷子就是村道，两边的房子渐渐稀了，空气里漫着玉米地和稻田混合的气息，闷热中带着一丝青涩的甜。玉米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一片连着一片，在暮色里黑黢黢地站着，像一堵堵没有窗户的墙。风从玉米地深处吹过来，带起一阵哗啦哗啦的响，听起来像有很多人在低声说话。

“今年玉米长得好。”表姐说。

“嗯。”我应了一声。往前走了一段，表姐又开口：“志明，你在农机站累不累？”

“不累。”我说，“就是有时候要跟车下乡，路不好走。”

表姐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她的脚步声很轻，鞋底踩在沙土路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忽然想起来，她穿的还是两年前那双黑布鞋，鞋面上打了一块补丁，补丁的颜色比鞋面新一些，在昏暗里也看得出发青。她走了三十里路来我家，脚上还是这双鞋。我心里一紧，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

“表姐，”我喊了她一声。

她转过头来看我，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浸在井水里的黑石子。“怎么？”

“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她沉默了一下。玉米叶子的响动在耳边起伏，像一阵一阵的潮。然后她笑了一下：“挺好的。哪有什么好不好的，过日子嘛。”

她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心里却更沉了。我们继续往前走，路越来越窄，两边的玉米像两道高大的墙，把我们夹在中间。天完全黑下来了，头顶上露出窄窄的一道天光，里面有星星在闪。没有月亮。

“送到这就行了。”表姐停下脚步，说，“前面的路我熟，再走几里就到柳河村了。”

我没有停。我说再送一段，送到前面的岔路口。表姐看了看我，没有坚持。我们又走起来，比刚才更慢。我心里有很多话，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我想问她为什么这两年不来我家了，想问她在老周家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想问她那支钢笔是不是用她挖河工挣来的钱买的。但我什么都没问。我知道，问了也是白问。表姐这个人，她不想说的，你就是撬开她的嘴也掏不出来。

就在这时，表姐的脚突然崴了一下。她没走稳，身子往旁边一歪，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扶。我的手还没碰到她的胳膊，就被她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指细长而粗糙，上面有厚厚的茧子，像树皮一样硌人。她抓得很紧，紧得我有些发疼。我愣了一下，以为她扭得不轻，赶紧用另一只手去扶她的肩膀。

“表姐，你没事吧？”

表姐没有松手。她站在我面前，肩膀微微起伏着，呼吸有些急促。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只听见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从玉米地深处吹来的一阵风。

“志明，我害怕。”

我愣住了。她说她害怕。这个走了三十里夜路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的女人，这个在河工地上像男人一样抡铁锹的女人，这个被退了亲还笑着说“命硬就命硬吧”的女人，现在站在一片玉米地旁边，抓着我的手说，她害怕。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说别怕，有我在。但那些字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怎么也吐不出来。我反手握住她的手，掌心贴着她的掌心，她的掌心很热，热得发烫，像攥着一块刚从火里取出来的铁。

“有我在。”我终于说出来。

表姐抬起另一只手，擦了擦脸。我这才发现她在哭。没有声音，只是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滑，在星光下发出微弱的水光。她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怕一松开就会泄出声音来。

“志明，我不想回去。”她说，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被风吹散的烟，“我不想回那个家。”

我握着她的手，觉得那颗心正在往下掉。我不知道她这两年在老周家遭遇了什么。我只知道她瘦了，黑了，手心上的茧比我们村里最老的木匠还厚。她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抖得像是站在冰水里。

“那就不回去。”我说。我的声音有些发颤，但我努力压着，“到我家去，我妈在呢。”

表姐摇了摇头。她把我往后推了一下，不重，却让我退出去两步。她站在那里，脸冲着玉米地，肩膀还在抖。过了好一会儿，她转过身来，声音已经平静了很多：“志明，你回去吧。我没事了。”

我怎么可能回去。我上前一步，想拉住她，但她的步子已经迈开了，走得不快，却很坚决。我追上去，把她的手重新握在手里，紧紧的，像要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传给她。她没有挣扎，就那么任由我握着，继续往前走。

“我送你到村口。”我说。

这一路上，我们的手一直握着。没有换姿势，也没有松开。我的手指渐渐习惯了她的温度，习惯了那些茧子擦过我掌心时的粗糙。她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脚步也恢复了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玉米地一片一片从我们身边退过去，又一片一片迎上来，像没有尽头的黑浪。

过了那座垮了半边的石桥，再走一里多地，就能看见柳河村的灯火。表姐停下了脚步，把我的手轻轻抽出来。我手里一空，像丢了什么要紧的东西。

“就到这吧。”表姐说。她的声音轻而稳，像从远处飘来的钟声。

我站着没动。我看见她的脸上有泪痕，但神情已经恢复了平静，甚至带着一点淡淡的笑意。她抬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刘海，然后从那个蓝布包袱里摸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里。我看不清是什么，只感觉凉凉的，小小的，上面刻着花纹。

“那支钢笔……”她说，“是我在河工上得的奖品。老周家的三个人都想要，我没给。我是给你留的。”

我的鼻子突然酸得厉害。我攥紧手里的东西，叫了她一声。她笑了笑，转身往桥那边走。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志明，你回去吧。路上小心。”

她的背影很快就融进了夜色里。我站在桥头，手里攥着那样东西，看着她的方向，直到什么也看不见。桥下的河水哗啦哗啦地流着，声音又冷又长，像一个人在叹气。

回到家，母亲还没睡。她坐在堂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剥蒜。我走进去，把表姐给我的东西放在桌子上。那是一枚银色的发卡，样式很老，边角磨得发亮，上面刻着一朵小小的梅花。

母亲看了一眼，说：“那是你外婆留给她的。她从哪儿得来的这个东西？我记得老周家把她的东西都收走了啊。”她顿了顿，又看了我一眼，“玉秀跟你说什么了？”

我说她没说什么。母亲没有追问，只是叹了口气，说：“这丫头，就是倔。”

那天夜里，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升起来了，把半个屋子照得亮堂堂的。我掏出那枚发卡，放在手心里，就着月光看。那朵梅花刻得并不精致，刀痕深浅不一，但花瓣的弧度有一种笨拙的认真。我想起表姐说那支钢笔是她特意给我留的，眼泪就怎么也止不住了。我用被子蒙住头，怕隔壁房间的母亲听见。

从那以后，表姐就再没来过我家。日子还是照旧，我每天骑自行车去公社上班，晚上回来帮母亲挑水。只是每次路过那片玉米地，我的脚步就会不自觉地慢下来。那些玉米已经抽了穗，再过些日子就该收了。风一吹，整片地都在响，哗啦哗啦的，像无数只手掌在拍打。我总觉得表姐还站在那片地里，抓着我的手，说“我害怕”。

她的害怕到底来自哪里，我一直不知道。我不敢问，怕戳破了什么。但那些日子，我变得焦躁起来，像心里点了一把火，烧得我坐立不安。我开始留意所有和柳河村有关的消息。赶集的时候，我故意去老周家摆的摊子前转悠。那是个卖山货的小摊，摊子上摆着核桃、红枣、几捆干蘑菇。老周家的三儿子坐在摊子后面，耷拉着脑袋，像没睡醒。我没看见表姐。

两个月后，我实在忍不住了，跟母亲说想去看看表姐。母亲正在灶房做饭，听见我的话，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着锅里的菜：“去吧。带点东西过去。她爱吃槽子糕，我昨天蒸了半锅。”

我提着那半袋槽子糕，骑上自行车往柳河村去。路还是那条路，只是两旁的玉米已经收了大半。原本密不透风的玉米墙矮了下去，视野开阔起来，像卷起了一张巨大的绿帐子。秋天的风从旷野上吹过来，带着凉意和泥土的腥气。

到了柳河村，我找到老周家。那是一溜五间灰砖房，院墙很矮，隔着墙能看见里面的枣树。院门半开着，里面传来猪叫和鸡叫混杂的声音。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刚要推门进去，就听见一个尖利的女声从里面飞出来。

“你干的好事！你要是再敢往西厢房跑，我把你的腿打断！”

是周家老三的媳妇，人高马大，嗓门亮得像破锣。接着是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还有孩子哭。再然后，我看见表姐从屋里出来了。她穿一件灰扑扑的旧褂子，头发用一根黑绳随便扎着，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盆，盆里是刚和好的猪食。她低着头，快步往院子南头的猪圈走。周老三的媳妇追出来，站在屋檐下，又骂了句什么。表姐没回头，肩膀绷得紧紧的。

我没有进去。我站在院门外，把手里的槽子糕放在门口的一块青石板上，然后跨上自行车，掉头往回走。蹬出老远，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表姐正站在猪圈前，一勺一勺地把猪食舀进石槽里。她的动作平稳而有节奏，像在给婴儿喂饭。她的侧脸在夕阳里显得柔和而专注，仿佛身后的一切谩骂都与她无关。

我终究没有叫她。

回城的路很长，我骑得很慢。秋天的风从耳旁掠过，带着晒干的玉米秸的味道。我想起七月那个晚上，表姐站在玉米地边，抓住我的手说她害怕。我现在终于明白她怕的是什么了。她怕的从来不是玉米地里藏着什么，也不是黑黢黢的夜路。她怕的是一个人走完剩下的路，怕的是那个家，怕的是自己一个人。

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不过是个农机站的临时工，一个连大学都考不上的穷小子。我拿什么带她走？

那个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母亲说，这是十几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我每天顶着寒风去上班，棉袄外面再套一件军大衣，还是冻得直哆嗦。农机站没什么活，我就天天烤火，和老师傅们下象棋。日子过得慢，像冻住了似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母亲包了饺子，还没下锅，表姐来了。她穿着那件灰扑扑的旧棉袄，头上包着一条褪色的蓝围巾，脸色比上次见时更差了，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她站在门口，脸上有冻疮，红一块紫一块的，像被人打过。可她还在笑，说给母亲送点年糕来，是自己做的。

母亲赶紧把她拉进屋里，让她上炕暖和暖和。表姐脱了鞋，把脚塞进炕头的被子里，捧着母亲塞给她的红糖水，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看着她。她的手指上又添了新的裂口，有几处结了黑褐色的痂。我知道那双手，就是那双手，在七月抓住过我。

吃完饺子，母亲去灶房收拾，屋里只剩我和表姐。我张了几次嘴，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最后是表姐先说话，她问：“志明，你最近怎么样？”

“还是那样。”我说。

表姐笑了一下，那笑容像冬天窗户上的冰花，薄薄的一层，呵口气就化了。她从棉袄的内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放在我面前的炕桌上。是一双毛线手套，深蓝色的，针脚不算均匀，但看得出来费了很多功夫。

“给你织的。”她说，“农机站冷，你戴着。”

我拿起手套。手套里面还有一层绒布，摸上去软乎乎的。我抬起头看她，她的脸被炉火映红了，眼睛里有种温温润润的光。我喉咙发紧，想说谢谢，说出来的却是一句：“表姐，你跟我走吧。”

表姐愣住了。她看着我，眼睛里的光闪了一下，像蜡烛被风吹动。她张了张嘴，还没说话，母亲从灶房出来了，端着一盆刚洗好的碗。我赶紧把脸别开，装作看桌上的手套。表姐也低下头，把杯子里的红糖水一口喝干了。

那天表姐走了之后，母亲把我叫到跟前，问我刚才跟表姐说了什么。我支吾着，说没什么。母亲不信，逼着我。我只好说：“我说让她跟我走。”

母亲沉默了很久。她坐在炕边，两只手绞在围裙里，像在跟自己较劲。然后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志明，玉秀是你表姐。就算不是亲的，也是你表姐。你才二十，她比你大两岁。你们要是好了，让人家怎么说？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

我说我不怕。母亲瞪了我一眼：“你还不怕？老周家的三儿媳妇是什么人，你不是没见过。玉秀在他们家过得是不好，但你要是把她拐走了，老周家能把你告到公社去。到时候你的工作就没了。你拿什么养活人家？”

我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说得对。我什么都没有。就算表姐愿意，我也没本事给她一个好日子。这些念头像一块块石头，压在我胸口上，沉得我喘不过气。

那个年过得很没意思。我把自己关在屋里，蒙着头睡了两天。初三那天，我实在憋不住，骑着自行车去了柳河村。我没敢进村，就在村口那座石桥边停了一会儿。桥下的河已经冻了，冰面灰白，上面落着一层薄薄的雪。我站在桥上，看着远处的老周家。那溜灰砖房安静地卧在雪地里，像一头缩着脖子过冬的野兽。表姐在不在里面，我看不见。

我站了很久，直到手指冻得没了知觉。我把那双手套从挎包里拿出来，戴在手上。手套的绒布贴着皮肤，暖烘烘的。我攥了攥拳头，转身走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消息。是在公社食堂吃饭时听人说的。说柳河村老周家的那个捡来的闺女，要嫁人了。嫁到三十里外的马家湾，男的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但会杀猪，家里有三间大瓦房，还有一辆嘉陵摩托车。那人还笑着说：“这闺女命硬，也就哑巴不嫌弃。”

我放下筷子，走出食堂。外面正在化雪，屋檐下的冰溜子滴着水，滴滴答答的，像在敲一面破鼓。我推上自行车，出了公社大院，直奔柳河村。风很冷，打着脸生疼。我骑得飞快，路上几次差点滑倒。

到了老周家门口，我直接把车扔在地上，推门进去。院子里很乱，到处是鸡屎。西厢房的门关着，窗上贴着个红纸剪的喜字。那喜字很薄，被风一吹，沙沙地响，像随时都要掉下来。

我站在西厢房门前，不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是来质问表姐，还是来求她不要嫁？我有什么资格？我靠着墙蹲下来，把脸埋进手里。太阳照在背上，暖洋洋的，但我浑身都在抖。

门吱呀一声开了。表姐站在门口，看见我，愣住了。她穿着那件碎花衬衫，袖子挽到臂弯，露出一截伤痕累累的手臂。我的目光落在那条手臂上，上面的伤疤交错纵横，有旧的，有新的，像一张被撕裂又草草缝合的皮。

“志明，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

我站起来，看着她。我憋了一路的话全堵在嗓子眼里，最后只挤出两个字：“别嫁。”

表姐笑了。那笑容让我几乎站不住。她说：“不嫁，他们就要把我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志明，你还小，你不懂。”她顿了顿，又说：“马家湾不远，你以后要是有空，还能来看我。”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回了屋里，把门轻轻关上。我站在门外，看着那个红喜字。那上面的“喜”字写得并不好，笔画歪歪扭扭，像小孩子描的。我抬起手，想把那个喜字撕下来，但手悬在半空，终究没有落下。

我走了。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春天的风从背后追上来，带着化雪后的泥腥气。我骑得很快，快到两旁的树都连成了一条绿线。我没有回家，去了农机站。我站在院子里那排灰砖房前，看着那些拖拉机，那些冰凉的铁，觉得自己的命大概也是这样，又冷又硬，动不了。

表姐的婚礼定在三月二十八。母亲去帮忙，我在家躺了一天。那天傍晚，母亲回来，说婚礼办得不算热闹，表姐没有哭，给老周家磕了三个头，就上了接亲的拖拉机。我说知道了，就把自己关进了屋里。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了。以为那个在玉米地边抓住我手的女人，从此就成了马家湾的哑巴媳妇。但我没想到，仅仅过了不到半年，表姐又站在了我家院门口。

那天是八月。玉米又长起来了，正是抽穗扬花的时候。下午的天闷得厉害，知了叫得像要把天地翻过来。我下班回家，刚拐进巷子，就看见一个身影靠在我家院门上。她瘦得脱了相，眼睛大得吓人，脸色白得像纸。左胳膊上用一块纱布包着，纱布上渗出血来，已经变成了深褐色。

我扔下自行车，跑过去。她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整个人就软了下去。我一把扶住她，她的身子轻得像一捆干柴。我抱着她，疯了似的往屋里跑。母亲正在灶房做饭，听见响动出来，一看这情形，碗都摔了。

表姐昏死过去，发着高烧。母亲让人去请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医生来了，揭开那块纱布，我们都倒吸了一口气。她的小臂上有一道很深的口子，像被刀砍的，伤口已经感染，流着黄水。医生给她清理伤口的时候，她疼得浑身抽搐，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呻吟，但没有醒。

那天夜里，我守在表姐床边。煤油灯的火苗跳着，照着她的脸。她瘦得两颊凹陷，嘴唇干裂，额头上全是汗。我一遍遍地用湿毛巾给她擦脸，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咬着。母亲几次让我去睡，我都没动。天快亮的时候，表姐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她看着我，眼神涣散，过了好一会儿才聚起焦来。

“志明。”她叫了我一声，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在。”我说。

“我跑出来了。”她说，“我把他杀了。他打我的时候，我拿了案板上的刀。我不知道砍了多少下。他不动了，我就跑。一直跑，一直跑。”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我握着她的手，那双被无数农活和暴力摧残过的手，现在冷得像块冰。她看着我，眼里没有眼泪，只有一种空洞到极点的平静。她说：“你送我去派出所吧。我不怕。”

我没有送她去派出所。我让母亲把门关上，去村口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母亲脸都吓白了，但还是去了。我坐在床边，把表姐的手贴在脸上。我说：“别怕。有我在。”

三天后，消息传来了。马家湾的人没有追来，因为那个男人没死。表姐砍的几刀都不深，那个男人流了不少血，被送去卫生院缝了针。他对外人说，自己是在杀猪的时候不小心被猪撞了。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他一个杀猪的，被自己买来的媳妇砍了，传出去丢人。但我也知道，这件事不会就这么完。表姐要是回去了，只有死路一条。

第四天，我做了个决定。我去找了二舅。二舅在公社当会计，认识的人多。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二舅抽了半包烟，最后说：“去县里的纺织厂吧。那里在招女工，包吃住。我去跟厂长说说，让他把玉秀的名字登记成别人的。”

我知道二舅说这话要担多大的风险，但我也知道他不会看着表姐死。表姐不想去。她怕连累我们。我站在她床前，说：“你要是不去，我就去马家湾把那个哑巴杀了，然后一起去坐牢。”表姐看着我，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她从未认识的人。我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气跟她说过话，也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一件事。

母亲听到我的话，抬手给了我一巴掌。那巴掌很重，打得我耳朵嗡了一声。母亲打完了，自己先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骂：“没出息的东西！就知道逞能！”她骂完，抱着表姐，两个人哭成一团。

表姐终于还是去了县纺织厂。二舅给她弄了个假名字，叫周玉梅。她走的那天，我送她到公社汽车站。一路上，我们并排走在田间的小路上，两旁的玉米又长起来了，绿油油的，抽着穗，沙沙作响。她的右手抓着自己的左胳膊，那里还包着纱布。我们走得很慢，像要把这段路走长一点。

“等我赚了钱，就回来看你。”表姐说。

“好。”我说。

她上了车。车开动的时候，她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冲我挥手。我也举手挥着，一直看到那辆车拐过路口，不见了。我蹲在站牌底下，抱着头，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上。一个卖冰棍的老头推着车经过，停下来看了我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又走了。

表姐进了纺织厂，每个月有三十几块钱工资。她每月寄十块钱给我母亲，让我母亲帮她存着。她写信来，字写得歪歪扭扭，但话说得清楚。她说厂里食堂的馒头很大，一个能顶家里两个。她说和她一个宿舍的女孩子很好，教会了她用缝纫机。她说她晚上去夜校了，想认点字，将来好考个厂里的技术员。

她还给我单独写了信。信很短，夹在母亲的信里。上面写着：“志明，你送我的时候，我在车上一回头就看不见你了。你蹲在地上的样子，让我很难受。你要好好的。等我回来。”

我把那封信折好，夹在一本旧书里。每天晚上睡前都要拿出来看一遍。那些字歪歪斜斜，像表姐走夜路时的背影，晃晃悠悠的，让人心疼。

第二年，我考上了省城的技校。农机站推荐去的，学农机修理。母亲高兴坏了，把家里那只下蛋最勤的老母鸡炖了，请了二舅和几个邻居来喝酒。我坐在席上，忽然想起表姐。想起那年她在院门口冲我笑，说“那也是正经营生”。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提笔写了几次，都觉得不够郑重，最后只写了一句：“玉秀，我考上技校了。你也要加油。”

表姐回信说，她高兴得一夜没睡着。她说等她再攒点钱，就请我去省城看她。她还说，她入了团，厂里把她当积极分子培养。信的末尾，画了一个丑丑的笑脸。那个笑脸让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她连字都认不全的人，现在已经在学画笑脸了。

三年的技校生活，把我磨成了一个能修各种农机的人。毕业分配，我进了县农机公司。那一年，表姐也从纺织厂出来了。她考上了厂里的技术员，留在了县里。二舅帮她在城郊租了间小房子，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我们终于又在同一个县城里了。

多年以后的某个晚上，我骑着自行车经过城南的那条马路。路灯已经亮了，晚风里混着烧烤摊的炭火气和晚香玉的花香。表姐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抓着我的衣摆。她胖了一些，脸色红润了，眼角有细细的纹路，但眼睛还是那样亮。她忽然拍了拍我的背，让我停下来。

我刹住车，单脚撑地，回头看她。她跳下后座，走到路边。那儿有一小片玉米，是城郊一户人家在路边空地上种的，稀稀拉拉地立着，穗子已经发黄了。表姐站在玉米地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一片叶子。叶子上的露水沾湿了她的手指。她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说：“志明，你还记得那年吗？”

“记得。”我说。

她点点头，没有再说。然后她走回来，重新坐上车后座，手自然而然地环住了我的腰。她的手心还是那么热，像攥着一把火。

“走吧，回家。”她说。

我踩下脚蹬，自行车晃晃悠悠地向前驶去。晚风从耳边掠过，带着玉米秆成熟后的甜香。后座上的人轻轻靠在我的背上，她的呼吸温热而均匀，像秋天最安静的一场雨。

我没有回头。我知道她在笑。

感悟语：

人这一生最难的事，不是翻山越岭，而是从一块玉米地走到另一块玉米地之间，心里始终揣着一个人。二十岁那年的手，握住了也许就是一辈子；那些在黑暗中不敢说出口的害怕，比所有海誓山盟都更接近爱的本相。爱情从来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宣言，而是一个人崴了脚，另一个人停下来说“有我在”。这句话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创作声明：本故事为虚构创作，涉及的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将其与现实关联。所用素材来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并非真实图像，仅用于辅助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