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爷小姐”扎堆出道，乐坛还容得下穷孩子吗？

作者 | 李沁予 编辑 | 范志辉

欧美音乐圈，快被少爷小姐们包圆了？

近期，2026 Outside Lands音乐节在旧金山落幕，一批家世显赫的年轻艺人意外成为话题中心。贝克汉姆夫妇之子Cruz Beckham、Will Ferrell之子Magnus Ferrell，以及电视制作人Tim Hobert的一双儿女Audrey Hobert和Malcolm Todd先后登台，密集出现的“二代”们甚至让《旧金山纪事报》直接以“关系户接管2026Outside Lands”为题报道了这一现象。

更巧的是，就在活动几天前，另一位23岁的新人Stella Lefty刚刚成为类似争议的新主角。

一首《Boston》让她从TikTok一路冲进主流视野，随之被扒出来的，还有另一个更吸睛的身份——美国亿万富豪Eric Lefkofsky的千金。连《纽约客》都专门以她为切口，讨论起音乐圈越来越显眼的“Nepo Baby”现象。

一边是明星子女和富裕家庭出身的新人不断进入聚光灯，一边是普通年轻人越来越难承担音乐职业的成本。当财富、文化资本和行业关系都可以转化为职业优势时，流行音乐的起跑线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

“Nepo Baby”占领音乐圈？

近几年，“Nepo Baby”（裙带宝宝，大意可以理解为关系户）正在成为欧美音乐越来越难绕开的热词。

这个由“nepotism”（裙带关系）与“baby”（宝宝）组合而来的网络词汇，最初大规模流行于好莱坞明星子女的讨论，但过去几年，它明显越过影视行业的边界，进入流行音乐领域。

类似的追问到2026年仍没降温，并且争议还在不断扩大到更现实的问题。

今年5月，在英国重要的词曲创作奖项Ivor Novello Awards（艾弗·诺韦洛奖）颁奖期间，多名获奖艺人都谈到了音乐行业的阶层门槛。出身伦敦工薪社区的女歌手Skye Newman直言，成为职业音乐人所需要的持续资金投入，让缺乏家庭经济支持的年轻人越来越难进入行业。

同期，海外知名音乐博主Rick Beato也发布了一条视频《Why Only Rich Kids Make It In Music Today》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Rick Beato表示，当下不少进入主流市场的年轻艺人拥有相对优渥的家庭条件或娱乐行业资源，这些资源能够帮助他们承担长期音乐训练、录音制作以及职业发展初期的成本，并更早接触成熟的制作人、词曲作者和行业网络。在他看来，经济条件和人脉资源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年轻音乐人获得机会的能力。

今天活跃在主流音乐市场上的艺人，按照家庭资源呈现出的分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中，最容易辨认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娱乐行业家庭，也就是所谓星二代。

比如曾两次入选《时代周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的Miley Cyrus，她的父亲Billy Ray Cyrus本身就是成功的乡村歌手；而手握冠专、屡获提名、备受业界与时尚圈青睐的新生代创作才女Gracie Abrams的父亲J.J. Abrams是好莱坞导演、制片人，母亲Katie McGrath同样长期从事影视制作。

另一类音乐人，他们的父母未必是明星，却拥有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的经济、文化或社会资源。

比如Z世代独立流行乐代表人物Clairo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她的父亲Geoff Cottrill是资深营销高管，职业经历涉及宝洁、可口可乐、星巴克和匡威等大型品牌。

Taylor Swift更不用说，父亲Scott Swift是美林证券的股票经纪人，祖上三代都是银行行长；母亲Andrea曾是投资基金的市场部主管，为了支持她的音乐梦想，父亲曾在她早期签约的唱片公司购买了大量股份，为她提供了远超普通新人的行业起点。

再往外一层，还有数量更庞大的专业人士和资源中产家庭。这些艺人的父母可能并非娱乐行业名人，也谈不上拥有可以直接兑现的明星关系，但家庭通常能够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文化环境和职业选择空间。

比如Billie Eilish，家庭极度重视艺术教育，让Billie和哥哥Finneas从小有大量时间接触作曲、表演和音乐制作。她早期作品也主要在家中完成。SZA同样出身于典型的中产知识家庭，父亲是音乐教师兼录音室工程师，母亲则长期在大学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她成长于新泽西州的中产社区，父母虽不直接涉足娱乐圈，却为她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和宽松的成长环境。

而另一端，工薪和普通家庭出身的音乐人当然也存在。Justin Bieber从加拿大普通单亲家庭走出，早期靠YouTube翻唱视频被行业发现；Bad Bunny成名前一边在波多黎各读书、做超市兼职，一边把自己的音乐上传到SoundCloud。

这么看来，流行音乐对于普通人的通道并没有关闭。只是这种草根个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个行业的机会，从更宏观的数据来看，答案并不乐观。

以英国为例，早在2018年，由爱丁堡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参与的Panic!研究已经发现，在英国音乐、表演和视觉艺术从业者中，工人阶级背景者仅占18.2%。

2022年，一项基于英国近25万人纵向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出生于1950-60年代的文化创意行业从业者中，约16%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到了出生于1980-90年代的年轻群体，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约8%。专业人士家庭出身者进入创意行业的可能性，仍约为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者的4倍。

2024年，英国创意产业政策与证据中心数据指出，音乐和表演艺术从业者中，仅16%来自工人阶级社区，而来自中产或上层阶级背景者接近65%。

到了2026年，英国政府发布新的音乐产业规划时，也已经公开承认这种阶层差距。英国文化大臣Lisa Nandy甚至直言：“流行音乐正在变得越来越上流，才华无处不在，但机会并非如此。”

可以看到，“Nepo Baby”仅仅只是娱乐圈的八卦谈资，产业背后的阶层筛选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存量明星或许仍来自不同阶层，但对于今天试图进入行业的年轻人而言，家庭所能提供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关系，正越来越深地影响谁有资格留在牌桌上。

流行音乐，为何成为草根逆袭的想象？

那么，今天的音乐真的变成了所谓的富人游戏吗？其实更准确的判断，应该是行业的入口变宽了，跑道却变的又窄又长。

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音乐最迷人的故事，就是普通人突然被世界听见。这种叙事甚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很多热血电影、传记片的剧情蓝本。

把时间轴拉长来看，会发现这种“草根逆袭”的想象，并不只是后来被反复包装出来的励志神话。

像战后婴儿潮一代成长起来的欧美音乐工业，曾经拥有非常鲜明的工人阶级底色，摇滚、朋克、重金属等重要音乐浪潮与工人社区和青年亚文化密切相关。从The Beatles到Black Sabbath，再到后来朋克运动中的大量乐队，草根成名甚至长期构成英美流行音乐文化的核心想象。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种流动性又获得了另一套工业机制的强化，电视选秀。

像《American Idol》（美国）、《The X Factor》（英国）等选秀节目，把原本高度依赖唱片公司A&R体系的新人筛选，部分转化为面向大众的公开竞赛。比如中产家庭出身的Kelly Clarkson、乡村农场长大的Carrie Underwood等人的成功，使普通人通过海选进入主流唱片工业，成为千禧年前后最具代表性的明星生产模式之一。

与此同时，当年的欧美仍然拥有相当活跃的地方音乐生态。地方场景负责孕育人才，演出和作品完成第一轮筛选，A&R与独立厂牌负责发现，主流唱片公司则承担把潜力转化为明星所需要的资本风险。虽谈不上真正公平，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人进入音乐工业的路径是清晰可见的。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之后，这套机制开始发生变化，而家庭资源优势也因此变得更加醒目。

Rick Beato曾提到，大约在2012年以后，当他观察艺人的家庭背景时，会发现不少最受欢迎的年轻艺术家都来自较为富裕的家庭，并且很早就能够与专业的词曲作者、制作人和录音团队合作。

另一方面，音乐产业本身也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依赖唱片销售获得高利润。对于大量制作人、录音师、混音师和词曲作者而言，当传统唱片合约能够覆盖的开发成本减少，能够直接支付专业制作费用、或者大金额预付款的独立艺人，自然更容易获得成熟团队的服务。

同时，原本由专业机构承担的新人成长成本，正在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艺人本人身上。今天，许多新人从创作早期开始，就需要同时考虑发行节奏、平台传播、受众反馈、个人品牌建设以及商业合作等多个维度。

于是，家庭条件的优势才变得比过去更加具体。它未必表现为直接的人脉资源，很多时候只是提供了一段可以承受失败的时间，两三年没有稳定收入，依然可以继续写歌、自费演出、经营TikTok，更新设备，尝试任何先锋的制作方式。

另一些同样有天赋的年轻人，却必须在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之后回到卧室继续创作，同时自己承担录音、视觉和宣传的费用。

行业越来越把前期风险交给个人，家庭资源开始决定谁更有资格长期试错。在算法推荐页面上，两首歌看起来拥有完全相同的上传按钮，但按钮背后的机会成本并不相同。

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在国内也有着相似的轨迹。早期从素人选秀和行业边缘一步步进入主流视野的周杰伦、张靓颖、周深、毛不易，已经成为华语乐坛的中坚力量。即使到了今天，GAI、刘宇宁等从地下音乐、直播等非传统路径走出的歌手，也说明“草根逆袭”的通道并没有彻底关闭。

只是相比过去，这样的故事正在变得屈指可数。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两年越来越多拥有家庭资源和行业背景的年轻艺人进入大众视野。尤其是去年的沈佳润（小沈阳女儿）、陈康缇（陈奕迅女儿）、游宇潼（游鸿明女儿）、邵子恒（邵兵儿子）、Yulan与兰（谢天笑女儿）等星二代集中出道，更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普通人还能不能进入娱乐圈的讨论。

这么看来，流行音乐似乎确实逐渐在变成一种精英职业，甚至给人一种富人游戏的观感。网络上也不乏一种更激进的讨论：欧美主流音乐近年来频繁遭遇无聊、同质化的批评，或许正是因为越来越多创作者来自相似的优渥环境，或者是普通的蓝领、中产无法进入这个行业。

乍一听，判断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越来越多能够坚持到行业门槛之前的创作者，都来自中产或富裕阶层，那么主流内容中反复出现的生活经验，确实可能逐渐向相似的审美、情绪和生活方式倾斜，草根视角在主流内容池中逐渐减少。

但如果贸然将阶层与创造力直接挂钩，可能又会落入另一种简化叙事。

艺术史上确实存在大量苦难孕育经典的叙事，也更容易被观众铭记、或者说被浪漫化。但贫穷却不完全是创造力的源泉，相同的困境可能塑造一个伟大的创作者，现实中却更可能直接耗尽一个人最好的时间、教育机会和精神能量。

最终决定作品的，不完全是贫困或富裕本身，创作者如何理解自己的经历和别人的处境，又如何将看到的东西，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认知和技能内化为艺术表达其实会更重要。

因此，阶层固化真正吞噬的，并不能一杆子打死就是某种天赋审美，更多的是不同创造力被看见的机会。

乐观点来看，产业图景的另一端也在持续生长出新的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AI工具在民主化，传播渠道在去中心化，职业风险却越来越个人化。这三股力量同时存在，也决定了我们很难简单断言流行音乐已经变成了一场富人的游戏。

入口并没有消失，只是从一扇由唱片公司把守的大门，变成了无数个看似开放、却要求创作者自己承担成本的小门。而这恰恰是“Nepo Baby”讨论最终应该落到的地方。

流行音乐一直以来都不是完全公平的竞技场，但它最重要的文化魅力之一，就是不断制造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明星的想象。

也许大众真正关心的，是当同样有才华的年轻人站在起点时，家庭背景是否正在悄悄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并最终影响谁能够坚持到被市场看见的那一天。

今天可能是历史上最容易“做音乐”的时代，却未必是最容易靠音乐改变命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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