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表姐电话的时候,正在公司加班。
她在电话里支支吾吾,说让我这个周末务必回趟老家,语气不对劲,像出了什么事。
我问了半天,她才憋出一句:
“你妈的事,村里都传遍了,你回来就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工位上愣了好一会儿。
我妈能出什么事?
她一辈子在村里种地、喂鸡、赶集,连县城都很少去。
我脑子里过了七八种可能,生病了?
摔着了?
跟邻居吵架了?
但表姐那语气,明显不是这些。
我当晚就请了假,第二天一早坐大巴往回赶。
从省城到我们那个村子,要倒两趟车,五个多小时。
一路上我给我妈打电话,她接了,声音跟平时一样,问我在外面吃得好不好,工作累不累。
我说我正往回走,她愣了一下,说回来干啥,家里啥事没有。
我没多说,挂了电话靠在车窗上,心里反而更不踏实。
到家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
院子里晾着洗过的被单,鸡在墙根底下刨食,我妈正蹲在灶房门口择菜。
看见我进门,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脸上带着点意外,但没慌。
“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表姐给我打电话,说村里都在传你的事。”
我妈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择菜,低着头说:
“传就传呗,嘴长在别人身上。”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她。
五十二岁的人了,头发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比我上次回来又深了些。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脚上一双塑料拖鞋,跟村里任何一个中年妇女没什么两样。
“妈,到底什么事?”
她不说话,把择好的菜放进盆里,端着往厨房走。
我跟进去,她拧开水龙头洗菜,水声哗哗的,就是不接话。
“我爸知道吗?”
她手上的动作又停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我爸在外面打工二十多年,每个月十五号前后准时寄钱回来,六千五,雷打不动。
他自己在工地上吃食堂,住工棚,一年到头就过年回来待十几天。
村里人都说他老实,能吃苦,是个顾家的男人。
可就是这个顾家的男人,成了全村最后一个知道妻子出轨的人。
我回来的当天晚上,隔壁的王婶过来串门。
她看见我在家,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跟我妈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
我妈送她到门口,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她跟你说什么了?”
我问。
“没说啥。”
“妈,我都回来了,你就别瞒了。”
她坐在堂屋的凳子上,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了一句:
“你爸这些年,一年回来几天?”
我没接话。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
我爸一年回来十二天,有时候十五天。
腊月二十七八到家,正月初十前后就走。
二十年了,年年如此。
他回来那几天,我妈忙前忙后给他做好吃的,杀鸡、炖肉、包饺子,把一年攒下的好东西都端上桌。
我爸呢,坐在堂屋里抽烟,跟来串门的邻居聊天,偶尔去地里转转,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
他们之间说的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家里钱够不够用,你在外面别太省,过年买点好东西吃。
二十年了,我从来没听他们说过一句
“我想你”。
第二天我去镇上买东西,碰见了小学同学李芳。
她嫁在本镇,开了个小卖部。
看见我回来,她愣了一下,拉我到一边,压低声音说:
“你妈的事,你知道了?”
我点点头。
她叹了口气,说:“其实村里人早就看出来了,就你爸不知道。那个男的,是镇上卖菜的,你妈这半年天天去他那儿买菜,一个月光买菜钱就花一千五,以前才八百。有人看见那个男的傍晚骑摩托车到你们村口,你妈在村口等他。”
我听着,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李芳又补了一句:“村里人都不说,不是想瞒你爸,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你爸那个脾气,老实人,一辈子就认准挣钱养家,你跟他说这个,他受得了吗?”
我买了东西往回走,一路上脑子里全是李芳那句话。
我爸受得了吗?
可我妈这二十年,她受得了吗?
回到家,我妈在灶房里和面,准备蒸馒头。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她手上的动作很熟练,揉面、擀面、切剂子,一气呵成。
这个动作她做了二十多年,一个人。
“妈,那个卖菜的,对你好吗?”
她的手停住了,面团在案板上不动。
过了好一会儿,她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但没哭。
“你爸对我好不好?好。每个月寄钱回来,从来不拖欠。可你知不知道,二十年了,我生病的时候一个人扛,家里水管冻裂了一个人修,你奶奶去世那年我一个人操办后事,他连回来都晚了三天。”
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
“我不是怪他。他在外面也不容易,工地上风吹日晒的,挣的钱都寄回来了,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我就是……就是一个人太久了。”
她说完转过身去,继续揉面。
厨房里只剩下揉面的声音,一下一下的,闷闷的。
我靠在门框上,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过年我爸回来,我妈炖了只鸡,我爸吃了两口说咸了,我妈说那你别吃了,我爸就真没再动筷子。
那顿饭剩下的时间,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那是我爸一年里在家吃的最后一顿饭。
当天晚上,我躺在自己小时候睡的那张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隔壁房间传来我妈轻微的鼾声,她睡着了。
我拿起手机,看着通讯录里我爸的号码,那个备注是“爸”的名字,我存了十几年。
我该不该打这个电话?
打了,说什么?
说你老婆出轨了,全村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不打,这事能瞒多久?
我爸早晚会知道,从别人嘴里知道,比从我嘴里知道更残忍。
我盯着手机屏幕,手指悬在那个号码上,迟迟按不下去。
窗外传来狗叫声,远处有人家的灯还亮着。
这个村子,白天看着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第二天一早,我妈起来煮了粥,还煎了两个鸡蛋放在我面前。
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眼神跟以前一样,又不太一样。
“妈,我想给我爸打个电话。”
她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放下碗,看着我说:“你想打就打吧。这事,早晚得有个了结。”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我喊了二十多年妈的女人,我其实并不了解她。
我知道她每天几点起床,知道她喜欢吃什么菜,知道她冬天怕冷夏天怕热,可我不知道她这二十年里,有多少个夜晚是一个人坐在堂屋里,看着电视发呆,等一个一年只回来十二天的人。
我拿起手机,翻到我爸的号码。
我按下拨号键,电话响了三声,我爸接了。
那头有风声和机器的轰鸣,他在工地上。
我听见他喊了一声
“等一下”
,然后脚步声走远了一些,周围安静下来。
“爸,你回来一趟吧。”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他才开口:
“出啥事了?”
声音一下子紧了,不像刚才喊人时那么粗。
“家里有点事,电话里说不清。”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
“是不是你妈的事?”
我愣住了。
我还没说,他怎么知道?
他说:“去年过年回来,我就觉出来了。你妈买菜一个月一千五,以前八百。我问过她一句,她说物价涨了。我没再问。”
“村里也有人跟我提过一嘴,没说完,我也没让他说完。”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
可我知道,越是这样,他心里越不是滋味。
“那你为什么不问?”
“问了,她承认了,我怎么办?我在外面,回不来,问了也是白问。我寻思着,等我干完这个工程,回来再说。”
“爸,你回来吧,现在。”
他在那头长长出了一口气:
“行,我明天买票。”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庄稼地。
玉米还没收,绿油油的一片,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
这个村子看起来跟往常一样,可我知道,明天我爸回来,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第三天傍晚,我爸到家了。
比往年早了好几个月,不是腊月,地里玉米还没收。
他下了车,人比去年过年时又黑了些,背着一个旧行李包,站在村口看了好一会儿。
我去接他。
“你妈在家?”
他问。
“在,她不知道你今天回来。”
他嗯了一声,没再说话,一路走到家门口。
我妈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听见脚步声回头,看见我爸,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
两个人隔着几步远站着,谁都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我爸说:
“我回来了。”
我妈弯腰捡起衣服,说:
“进屋吧,我给你下碗面。”
她转身进了灶房。
我爸放下行李,跟了进去。
我在堂屋里坐着,听见灶房里传来锅碗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听见我爸说:
“别忙了,咱俩说说话。”
两个人进了里屋,关上了门。
我坐在堂屋,隔着墙听见他们说话,声音不高,听不清内容。
只听见我妈哭了一声,很快又压住了。
堂屋里那台老挂钟滴答滴答地走,走得比平时慢。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门开了。
我爸先出来,眼睛有点红,去灶房舀了瓢凉水,咕咚咕咚喝了半瓢。
我妈跟着出来,站在里屋门口,脸上有泪痕,但神色比我想的平静。
我爸放下水瓢,从兜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两口,说:“我算了一笔账。这二十年,我每月寄六千五回来,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年,一共一百五十六万。家里开销,加上你说的那三十万养老钱,我从来没问过细账。”
“可你买菜,从八百涨到一千五,半年了。我去年回来就看见了,没问。”
他抽了一口烟,烟灰掉在地上,他没去踩。
我妈没说话,站在门口,手攥着衣角。
“我不问那个人是谁。”
我爸把烟掐了,
“我就问你一句话,这二十年,你一个人在家,是不是真过不下去了?”
我妈的眼泪又下来了,她说:“我不是过不下去。就是这日子,空得慌。你一年回来十二天,咱俩说的话,加起来没有你跟邻居说的多。”
我爸沉默了很久,说:“我在外面,工地上住板房,夏天热得睡不着,冬天冻得睡不着。我也不是不想回来,是回来就得少挣钱。你生病,我寄钱回来让你去看;水管冻了,我寄钱回来让你找人修。我以为钱到了,事就办了。”
“钱是到了,事也办了。”
我妈说,“可办完事,屋里还是我一个人。晚上下雨,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屋里又安静下来。
过了好一阵,我爸说:
“那你想咋办?”
我妈说:“我没想好。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图那个人的钱,也不是想跟你离婚。我就是……一个人撑得太累了。”
那天下午,两个人就谈了这么一回。
没有大吵,没有摔东西,也没有提离婚。
我坐在堂屋里,听着里屋一会儿安静,一会儿又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心里七上八下。
傍晚,我妈做了饭,炒了三个菜,还炖了一只鸡。
这顿饭比过年那顿还丰盛。
我爸吃了两碗饭,说:
“馒头蒸得好。”
我妈说:
“你爱吃就多吃点。”
吃完饭,我爸放下筷子,对我说:“我明天回工地。你妈说,等明年开春,把地租出去,跟我去城里住一阵。”
我看着他俩,一个在洗碗,一个在抽烟,头发都花白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和好,也不知道那个卖菜的男人还会不会来。
我只知道,我妈说
“跟你去城里住一阵”
的时候,我爸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他抽完那根烟,起身去灶房帮我妈洗碗。
水龙头哗哗响着,两个人站在水池边,一个洗一个冲,谁都没说话。
那是我记事以来,头一回看见他们一起站在灶房里。
父亲第二天一早就走了,比往年走得更早。
地里的玉米还没收,他背起那个旧行李包,站在院门口看了看天,说:
“要下雨了,玉米得赶紧收。”
我妈说:
“知道了,你别操心。”
他嗯了一声,走了几步又回头,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也没数,塞到我妈手里:“这个月的生活费,提前给了。你收好。”
我妈接过去,低头看了看,说:
“你路上慢点。”
我爸摆摆手,没再说话,转身往村口走。
我送他到车站,一路上他都没开口。
车来了,他上车前跟我说了一句:
“你妈要是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
我说好。
他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朝我点了点头。
车开出村子,扬起一路灰,我站在那儿看着,直到看不见了。
回到家,我妈坐在堂屋里,手里攥着那沓钱,眼睛红红的,没哭。
她看见我回来,把钱收进口袋,说:“你爸这个人,一辈子都是这样。心里有话,说不出来。”
我没接话,去灶房烧水。
灶台上的锅里还放着昨晚剩的馒头,硬邦邦的。
我倒了水,听见我妈在堂屋里又说了一句:
“他让我去城里,我去不去呢?”
水开了,我灌进暖壶,说:
“你自己想好就行。”
我妈没再说什么。
那天下午,她去地里收玉米,我跟着去帮忙。
她干活还是一样利索,掰玉米的手不比谁慢,只是偶尔直起腰,往村口那条路看。
那条路上什么也没有。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好像又回到了以前。
我妈还是每天去买菜,回来做饭,下午去地里,晚上看电视。
只是那个卖菜的男人,从那天起再没来过。
村里人当然知道了。
有人当着面说,有人背后说。
我妈走在街上,碰见熟人,人家跟她打招呼,笑得跟以前不一样。
她也不在意,该买菜买菜,该下地下地,只是话更少了。
我爸回到工地,还是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
电话里他不问我妈的事,只问家里的玉米收了没有,水管修了没有,问她身体好不好。
我就按着他问的,一件一件告诉他。
他听完,说:
“那就行。”
有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声音听起来比平时累。
他说他算了一笔账,这些年他寄回来的钱,除了日常开销,剩下的三十万,跟他妈说好了,是两个人养老用的。
他问我:
“你妈把那些钱存哪儿了?”
我说我不知道,让他自己问我妈。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
“算了,不问了。”
我问他:
“爸,你是不是怕问了,连最后这点信任都没了?”
他没回答,挂了电话。
年关又到了。
腊月二十,我爸回来了。
这次他背的行李比去年多,说是工地上有人给了他一些旧衣服,他拿回来给我妈改改。
他进门的时候,我妈正在灶房里蒸馒头,听见动静出来,两个人在院子里碰了个对面。
我妈说:
“回来了。”
我爸说:
“嗯,回来了。”
这次没有谁掉眼泪,也没有谁愣住。
我妈接过他手里的行李,说:
“进屋吧,洗把脸,馒头马上蒸好。”
我爸进了堂屋,坐下来,抽了根烟,看着墙上那幅年年都挂的旧年画。
画上的娃娃还是那副胖乎乎的样子,纸已经发黄了。
晚上吃饭,我妈炒了四个菜,比平时多了一个。
我爸吃得跟往常一样,两碗饭,一大碗汤,吃完帮着我妈收拾碗筷。
我在旁边看着,觉得他们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日子,可又觉得哪里不一样了。
第二天,我爸去镇上买年货,回来的时候,带了一袋子东西。
我妈打开一看,有一件新棉袄,一双棉鞋,都是给她买的。
我妈摸了摸那件棉袄,说:
“你买这个干啥,我旧的还能穿。”
我爸说:
“旧的穿了好几年了,该换换了。”
我妈没再推,把棉袄叠好,放进柜子里。
那个柜子里,已经放着她好几件新衣服,有我爸买的,有她自己买的,都叠得整整齐齐。
除夕那天,我妈包饺子,我爸剁馅儿。
两个人站在灶房里,一个擀皮一个包,手底下麻利得很。
我坐在堂屋里看电视,听见灶房里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我爸说:
“今年工地上活多,明年可能回来更晚。”
我妈说:
“回来晚就回来晚吧,反正家里也没啥事。”
我爸说:
“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我妈说:
“有啥不放心的,我一个人过了二十年了。”
灶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只听见剁馅的声音。
过了好一阵,我爸说:“那三十万,你存着,明年开春你要是想去城里,就用那个钱。你要是不想去,就留着,以后用得着。”
我妈没说话,擀皮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擀。
饺子煮好了,一家人坐在堂屋里吃年夜饭。
电视里放着春晚,热闹得很。
我爸端起酒杯,对我妈说:
“这一年,辛苦你了。”
我妈也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说:
“你在外面也辛苦。”
窗外的鞭炮声响起来,村里家家户户都在过年。
我看着他俩,头发都白了,脸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深。
二十年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
正月十五过后,我爸又走了。
这次他没问我妈去不去城里,我妈也没再提。
送他的时候,我妈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句:
“你到那边给我打个电话。”
我爸回头应了一声,背着包走了。
我妈站在那儿,一直看到他拐出村口,才转身进屋。
她坐在堂屋里,拿出那件新棉袄,看了半天,又放了回去。
我后来问过她一次:
“妈,你还想不想去城里?”
她说:“去了又能咋样,他在工地上住板房,我去了也是住板房。还不如在家里,好歹有个院子,有块地,种点菜,养几只鸡。”
我说:
“那你俩就这么过?”
她想了想,说:“你爸这辈子,除了不会说话,别的都好。我除了会说话,别的都不好。过日子,就是这样吧。”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原谅,还是算了。
也许在她心里,原谅和算了,本来就没什么区别。
那天晚上,我爸打来电话,照例问了家里的情况。
我告诉他,一切都好,我妈身体好,家里的鸡下了很多蛋。
他说那就好,让我早点休息。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想起了他那天在堂屋里对我说的那句话。
他说,这些年除了寄钱,他什么都没做。
也许他说得对。
有些婚姻,毁掉它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二十年里每一个被忽略的夜晚和每一句没说出口的话。
可有些婚姻,还能继续走下去,靠的也不是原谅,而是一辈子里偶尔说出口的那一句
“辛苦你了”。
窗外又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玉米叶子上,沙沙地响。
我妈坐在灯下纳鞋底,针线在她手里一上一下,不紧不慢。
她抬起头,看了看窗外,说:
“你爸那边,不知道下雨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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