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封面新闻记者 任吉军
近日，“杭州酒局事件”持续引发社会关注。8月18日，杭州市调查处置组发布情况通报。
通报显示，7月26日晚，某地产高管赵某峰、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郁某栋在某KTV活动期间，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其间赵某峰将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经司法鉴定机构初步鉴定为轻伤二级。目前，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且均已被免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纪检监察机关也已收到相关问题线索。
据报道，事发当晚，某地产企业杭州公司负责人曾通过电话要求一名女员工参加聚餐，席间该员工被劝酒，之后在KTV活动中遭到不法侵害。目前，该公司负责人已被停职接受调查。对于这一部分情况及相关人员是否还应承担其他责任，仍应以有关方面进一步调查结果为准。
案件最终如何定性、相关人员应承担怎样的法律和纪律责任，自有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依法依规处理。但仅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这起事件已经提出了一个值得所有用人单位认真回答的问题：当一场所谓的“商务活动”与职务关系发生捆绑，员工究竟有没有说“不”的权利？
该图片由AI生成
正常的商务交往无可厚非，正常的工作应酬也并非天然有错。问题在于，一旦“工作需要”成为必须参加饭局的理由，“领导要求”成为员工难以拒绝的压力，“商务社交”进一步演变为劝酒、强迫服从甚至违法侵害，事情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职务有上下级，人格没有高低之分。
企业管理者拥有的是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管理权限，而不是支配员工私人时间、身体选择和人格尊严的无限权力。员工接受劳动管理，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与岗位职责无关的不合理要求；参加商务活动，更不意味着默许劝酒乃至任何形式的越界行为。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现实中一些不健康的“酒桌文化”，常常披着“商务拓展”“客户维护”“关系协调”的外衣。在这种场景下，职位、资源、人情等多重压力叠加，很容易让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陷入“想拒绝却不敢拒绝”的困境。
衡量一种职场文化是否健康，不应只看员工能否服从安排，更要看员工能否安全地表达拒绝。
一个员工如果连“不喝酒”“不参加下一场活动”“我要离开”这样的基本选择都需要考虑是否会影响工作、晋升乃至职业前途，那么这种所谓的“自愿”，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法律对此并非没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明确，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也就是说，保护员工免受职场中的不当侵害，不只是企业管理中的一道“加分题”，也是用人单位必须正视的法定义务。
因此，对此次事件的反思，也不能止于“涉事人员已经免职”“相关负责人已经停职”。
免职、停职是处置，但不是企业治理的终点。
企业更应该进一步追问：员工参加非办公场所的商务活动有没有明确边界？员工能否拒绝饮酒？涉及异性员工、夜间场所的商务接待有没有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一旦员工遭遇骚扰或者侵害，有没有畅通、独立而且可信赖的内部投诉渠道？管理人员利用职务关系提出不当要求，又将受到怎样的约束和追责？
制度存在的意义，就是不能把一个人的安全寄托在另一个人的自觉之上。
此次事件中，相关人员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相关企业也已对涉事管理人员作出处置。接下来，公众期待的是依法查清事实、厘清责任，对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严肃处理，同时对可能存在的企业管理漏洞作出回应。
更重要的是，这起事件不应只成为又一个短暂的网络热点。
酒局不是法外之地，包间不是规则的盲区，职务更不是突破边界的通行证。
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企业管理者，无论面对合作伙伴还是自己的下属，都应当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正常的商务往来必须止于法律边界，正常的人情交往必须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
一场真正健康的商务活动，不需要谁靠喝下一杯酒证明诚意；一家真正成熟的企业，也不应该让员工用忍受不合理要求来证明服从。
守住这条底线，既是对每一名劳动者人格尊严的保护，也是现代企业治理应有的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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