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载深耕，让当代诗歌生生不息

今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江非诗集《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斩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至此，这家出版社已连续三届、共四部诗集摘得中国文学最高级别诗歌奖项，在当代诗歌出版领域写下了扎实厚重的一笔。

从张执浩《高原上的野花》、韩东《奇迹》、臧棣《诗歌植物学》，到如今的《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四部鲁奖诗集，串联起二十余年扎根诗歌出版的深耕之路。凤凰文艺坚守纯粹的文学立场，守护当代诗歌的生长土壤，持续为当代文化建设注入温润而坚韧的力量。

四部作品，四种诗意风景

四部获奖诗集，以四种截然不同的诗意目光与书写声调，折射当代诗歌多元动人的精神样貌。

张执浩认为，诗歌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声音、语调的艺术”。《高原上的野花》中很多令人过目难忘的篇目如《雨夹雪》《被词语找到的人》等，几乎都带着他独有的个人声腔：轻言细语，近乎呢喃或嘀咕，不再“宣泄”，只在乎安静的呈示与显现，风格辨识度极高。

韩东的《奇迹》扎根日常烟火，聚焦普通人可感可知的生活情态，将笔触伸向亲人、生死等大众熟悉的生活素材。诗集收录诗人近年创作的125首新作，以清晰、朴素、简洁的语言，挖掘日常琐碎中隐秘、深沉的个体生命体验。

臧棣的《诗歌植物学》构筑起一片精微繁茂的诗意自然。这部291首诗作构成的诗集，几乎囊括日常生活中常见植物。作品既载负着古老的基因，又回应着世界文学中现代诗的植物学传统。

江非的《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以自然主义的视角，将目光投注于自然之物、乡间之事，把在大地上的动物、植物、田野和人的内心与生活，树立为一个个具有丰富启示的“事件”，揭示人的劳绩与万物在时间的展开中所蕴含的生命真相与存在之根，显露诗歌的情感之“真”与中国古典美学气韵，为当代诗歌提供了关于自然、劳作与生命意义的独特视角，指出一片可供人栖居求真的精神原野。

每一部诗集，都是诗人生命阅历、精神底色的极致呈现。作为四本诗集的主要参与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李黎对四位诗人写作风格有着深刻且独到的认知。在他看来，张执浩强调“目击成诗”，这其实是遵循中国诗歌有感而发的古老传统，努力在日常性中探寻人性乃至神性；韩东作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语言精准克制，情感宽厚深沉，在日常琐碎中呈现生命的透彻与温情；臧棣的诗歌写作则追求深邃、微妙与意象，在持续的探索中呈现语言的神秘；江非的诗歌历经变化，目前沉淀为一种质朴、直接和日常的风格，宛如亲人或熟人之间无止境的交谈，并且越来越集中于“自然”。

不过，李黎补充道，谈诗歌的风格特色，更多还是一种研究型的做法，容易被结论误导，“我觉得对诗人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具体的作品被具体的人所喜欢。”

好诗何以成为好书

四部鲁奖诗集成功突围的背后，还有编辑与作者之间一次次深入的对话与磨合。

李黎对编辑工作的定位颇为冷静：“这几位诗人的创作已经非常成熟，编辑所做的更多是‘加工’层面的工作，指出一些被忽略的语言问题，让整部诗集的逻辑更清晰显豁，对书的介绍更精准，这些都是分内事。”

其实，这些看似基础的“分内事”背后，往往藏着编辑不可替代的眼光。张执浩认为，李黎的评价很内行，“在一般读者眼里，《高原上的野花》这首诗无疑是我的‘代表作’。其实，这首诗是我写作中的一个特例，它的发声方式是‘咏叹调’，而我的大部分诗并不是这种语调。用这首诗作为书名，肯定是恰当的，因为这首诗体现了某种‘诗人合一’的美学气质。”

继获奖诗集《奇迹》之后，韩东的全新诗集《剥皮树》近期正式出版。在韩东眼中，凤凰文艺的诗歌出版团队极具凝聚力与专业素养，周伟伟、毛焰、孙楚楚以及策划人马铃薯兄弟，众人各司其职、协同深耕，在小众诗歌出版赛道上“精诚合作、愈挫愈勇”，以专业态度打磨每一部诗作，合力为当代诗歌出版赋能。

臧棣认为，凤凰文艺有很多编辑，本身就是很好的诗人、作家，如于奎潮、李黎，他们对作品质量有很好的判断力，他们的文学素养也对当代诗人的探索有着更多包容。他坦言，自己在写诗方面会有许多积极尝试，有时会在阅读层面造成一些隔阂或障碍，“比如我的诗歌句法，一直显得很超前，有很多词性活用的尝试。但每次遇到‘误解’或‘问题’时，大家沟通都很顺畅。在新诗集《部落玫瑰》的编校过程中，编辑从专业角度提出不少问题，这种顺畅正源于编辑对作者个性的充分尊重。”

江非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原书名为“柴木与斧柄”，原稿卷次安排也并非如今的模样。编辑根据阅读感受，建议将第一卷与第三卷对调，让开卷更具亲和力；同时提出更换书名为“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江非欣然接受：“新书名非常符合整本书的内容气韵，强调了‘大地’这个概念，突出‘自然’之气，让人更直观地感受到诗集的精神取向。”

不论是书名的重新命名还是结构的调整、语言细节的打磨、整体气韵的把控，一部好诗集的诞生始于诗人的内心，而好诗结集成为一本好书，则离不开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理解、信任与彼此激发。这是一场关于文学的“双向奔赴”。

矢志“做天下最好的诗集”

诗歌是流量、收益有限的小众品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却跳出商业功利桎梏，以公益化姿态坚守诗歌赛道二十余年，这也是出版社连续斩获鲁迅文学奖的核心底气。这份坚守，源于出版社成熟系统的诗歌出版方法论与代代传承的文学初心。

“常有人说，诗歌是年轻人的。”李黎认为，这句话有其正确性，但就文本而言，诗歌关乎一个诗人在时代大潮以及无止境的生活中对语言的发现、重组、突破等，所以诗歌往往是中老年人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中年之后才趋于成熟，少数的例外恰恰映衬了诗歌属于中老年人的普遍性。因此，凤凰文艺喜欢选择成熟的、有代表性的乃至经典的诗歌。

20世纪90年代起，凤凰文艺坚持诗歌出版，矢志“做天下最好的诗集”，至今仍大力支持诗集的出版、传播。“诗歌出版是小众赛道，但诗歌并不是小众事物、亚文化，而是有着无限广泛的读者基础和作者群体的，这是我们诗歌出版的底气，也是‘选品’和编辑的方法论来源。”李黎说，秉持这份初心与方法论，出版社在选编、设计、装帧、定位、持续性等多维度精益求精，力图打磨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诗歌精品。

李黎指出，诗歌出版前需要深入规划，无论是以市场为导向，还是立足学科建设，再或围绕“子品牌”建设的各方面要求——具体的实施一般而言会和规划有差距，但这正是规划的价值所在，它设定了大方向和主干道，并允许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突发情况。反之则不可以，会变成纯粹的“望天收”，也会因为人为因素而中止。

凤凰文艺的诗歌出版历经多次重要规划，已形成“凤凰诗库”“四十年诗选”等具有独家特色的子品牌、产品线。“接下来，我们会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传播网络化、阅读碎片化、读者年轻化等客观现实，推出青年诗人系列、文创诗集系列等内容，也会适当向翻译诗歌、古典诗歌等领域拓展。”李黎说。

李黎坚信，诗歌的生命力会越来越强，因为它既是最为便捷的自我表达的方式，也存在足够的把它作为志业的空间：“我期待诗歌越来越多，不管是内容、写法，还是存在的场合。我个人无限热爱韩东的诗歌，不过如果世界上只有韩东这一种写作，那也是让人窒息的，是诗歌的失败。所以期待诗歌能‘多’起来，当前的技术条件恰恰可以带来诸多便利。”

从单部佳作突围到连续斩获三届鲁奖，四部诗集见证着凤凰文艺二十余年的匠心坚守。出版社用专业与热爱打破诗歌出版的市场困局，让小众诗意拥有广阔的传播舞台。未来，以诗为壤、以文为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将深耕当代文学沃土，为中国诗歌发展注入温润持久的力量。

快问快答

李黎

江南时报：作为责编，请分享下“编辑眼里的好诗”。

李黎：对编辑而言，首先是喜欢具体的诗人和作品，认可乃至信任当代诗歌的丰硕成果和优秀文本，这是一个大前提。关于当代诗歌的污名化的表述非常多，各种奇怪的举措和行径也确实不少，但大的前提是，历经一百多年，尤其是四十多年的发展，当代诗歌蔚为大观，在几乎所有的文学门类中诗歌是走得最远的，既有最广泛的读者和作者，也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诗人。2026年正好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1986年）”四十周年，这四十年来的诗歌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条件下的诗歌创作、交流、阅读、出版传播，包括对外国诗歌的引进翻译、对古典诗词的阅读传承，都是极其发达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编辑眼里的好诗”非常多，数不胜数。

编辑和普通读者确实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好诗和好诗集之间的鸿沟。大量的诗人可以自选若干首好诗，十首二十首，乃至更多一些，但如果编选一部或者多部诗集，可能还是不够的。诗人可以写出第一次、第二次看都很激动的诗作，但如果被更多人在更久的时间里阅读，可能还是不够。

江南时报：您觉得“写诗”和“编诗”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吗？

李黎：我觉得这是同一种能力，再拆分一下，围绕诗歌，大体可以分成四件事：“读诗”“写诗”“编别人的（即自己读过的）诗”和“编自己的诗”，我觉得这都是同一种能力，是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基于作品对诗人自身、诗歌与时代等内容的理解。“读诗”是核心的部分，而怎么读，拆分开来可以说很多很多，语言的、时代的、形式的等等，这里不展开了，总之，读到一定程度，事情就成了经验的、习惯的、语气语调的、气味气息的。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作为作者，我可以极端，保持“非此即彼”的态度，但编辑尤其需要关注自己并不喜欢的类型和风格的作品，控制住喜好，遴选出好坏。

阅读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编选的过程，记得在2000年之后的那几年，完全不敢想象网络会如今天这样发达，当时养成了看到好诗就复制保存的习惯，本质上就是选编。因为当时的这个习惯，几个后来不再写诗的朋友的几乎全部诗歌，都在我的文档里得到了保存（一个类似的故事是，80年代初，著名诗人丁当在纸上写诗，然后传阅，自己不保留，韩东仔细收集了其中绝大部分诗作，在2001年编辑了优秀诗集《房子》）。每一个认真的诗歌读者都会在无意识中开始编选，并且随着阅读的变化、深入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编选水准。这种对诗歌的阅读必然会作用于自己的诗歌写作，因此，几件事会逐渐融为一体。

江南时报：在您看来，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仍需要读诗？

李黎：读诗和写诗其实是一回事，至少可以放在一起谈。关于诗歌，首先还是抒情性，在越来越技术化、专业化的背景之下，一个人的情感有可能会变得迟钝和同质化，尤其是在算法的背景下，情感也可以被引导和塑造，变得千篇一律和事实上的丧失。诗歌可以让人保持抒情的习惯，进而保持敏感、趣味、生动、天真、好奇、奇异等特质。同时，诗歌更多的还是通过语言对世界的记忆与整理、理解和重塑。好的诗歌不止于审美，会触及自身的存在：存在于人群中、时代中，存在于社会中、历史中，直至存在于时光之中，每个人的存在既有广泛共性，更有不可替代的个性部分。所以，生活越是快节奏高强度、人越是因为技术而变得千篇一律，一个人就越是需要诗歌。

鲁奖诗人话诗

江非：每一个诗人的写作，都是面向人的那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人的生死、劳作、时间、思想与语言等，这是由人生命成长、终生劳作和终有一死的命运决定的。在面向这些问题时，每一个诗人也都会有一个经过自己思索和认知的态度和立场，我个人则是以自然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看待人世间的一切。自然主义归根结底不只是一种仅仅去写大自然的文学写作方法，而是一种关于人与世界的认识方法，是一条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认识通道，走在这个通道上，必然是要以更深的思考来关照人类的一切。诗歌中的“自然”，起码要包括诗人对自然之是的发现和对自然之事的描述，进而指向人的自然之心和自然之言。

张执浩：那些与我的肉身真正发生过关联的人与事，才可能构成我的写作资源。“目击成诗，脱口而出”中“目击”的本质在于，写作者通过对身边物象的深度凝望，来确立自我生命的处境，以最鲜活的语言状态来回应心灵的现实。尽管我是一个职业写作者，但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始终处于“被动写作”状态，只有那些不得不写、非写不可的东西，才能激起我的创作欲望，就像我在黄鹤楼下生活了四十年之后，才在最近几年集中笔力回应她对我的“凝视”，否则，就总会有一种“意难平”的情绪挥之不去。时至今日，我仍保持着“示弱者”姿态，与虚无抗衡。培育写作者自身“诗性”的力量，远比寻找生活中的“诗意”更为重要，因为写诗的终极目的，还是在于成为你心目中朝思暮想的那种人：诚实，干净，睿智，平和——这样的人还是让我心仪的。

韩东：一种很陈旧的观点认为，诗歌就是抒情，另一种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在诗歌写作中剔除情绪，所谓零度写作。我都不是。首先，写诗允许情绪的存在，但它的目的不是抒发、宣泄，而是处理，只有有情绪才轮到处理。那么，加以抑制便是我处理情绪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是处理情绪的一个前提。如何形成的？本能加上后天的专业意识吧。如果需要表演悲伤，你说号啕大哭和尽量隐忍，哪个更高级？在现代美学的范畴内，这几乎是常识性的。我处理情绪、情感的方式和“口语化写作”之间没有关系。我现在仍然是“民间写作”立场，文学的活力来源于一种自觉、自愿。

臧棣：中国古诗的基本写法——“托物言志”，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文学表达。我在书写植物诗时，一开始也深受“托物言志”的影响。因为它用起来很方便，很熟悉，很容易触及一种表达的愉悦。但写着写着，我感觉到我和这些美丽的植物之间还有很多“隔阂”，我的生命感受还是受到无形的阻碍，很少能进入人和植物共有的充满灵性的生命领域。我的反省是，我还是太主观了，总以自己的感受为主观视角，甚至用自己的经验去套用植物的意象；写出来的东西，还是有点“隔靴搔痒”。意识到问题所在后，我渐渐在自己的植物诗抒写中有意识地变换叙事角度，更多地从植物本身的角度，来展现一个更具生命灵性的世界。最低限度，植物不是外人，植物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一个人善待植物，他自己的灵性反过来也会受到植物世界的神秘呵护，帮助建立起人和自然更深切的体验层次。本质上，这也是一种生命性灵的自我涵养。植物的生命方式是一种慢的方式，立足于世界的、变异的。我们可以从植物的“慢”，以及显示在“慢”背后的生命姿态中，领悟到很多东西。